柏林危機：英美蘇三國的戰后安排，為何注定柏林危機遲早要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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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位于歐洲中部，自近代以來東西兩面皆有強敵。普魯士在七年戰爭中雖有弗里德里希大王這樣的天才統帥和英國這樣的強大盟友，卻也只是因為沙皇的意外死亡而幸存。

俾斯麥高超的外交技巧讓他總能孤立當面之敵，用三場有限戰爭完成了德國的統一。不過，1871年新誕生的德意志帝國，從一開始就陷于兩線作戰的威脅之中：西邊的法國欲報色當之仇；在東邊與法國越走越近的俄國與德國之間只有一條窄窄的布格河。

一戰時德國吃夠了兩線作戰的苦頭，但現在看來后果還算可以接受：復國的波蘭雖將東普魯士切成了兩半，但卻擋住了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而在1941年德軍入侵蘇聯并開啟一種全新的“滅絕戰”之后，德意志的命運就徹底被希特勒押上賭桌，要么贏下烏拉爾山以西的全部疆土，要么失敗之后任人宰割。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的大軍向東越過了布格河，打算用擊垮蘇聯的方式消除英國的抵抗意志。希特勒并非忘卻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兩線作戰的慘痛經歷，在他的算計里，英國及其盟友幾乎不可能在他征服蘇聯之前重新登陸歐洲。但最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可能還不是蘇聯人頑強地在莫斯科城下擋住了德軍的閃電戰，而是斯大林在此岌岌可危之時，已經與來訪的英國人商談戰后如何肢解德國的問題了。

1941年12月16日晚上7點，夜色之下，隆冬的莫斯科白雪皚皚。伴隨著幾十公里外蘇德兩軍交戰的隆隆炮聲，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聽到斯大林同志在談到德國問題時說：

艾登離開后不久，德軍對莫斯科的攻勢徹底失敗了，“閃擊英雄”古德里安也不得不承認：“我們低估了敵人的優點，包括他的面積及天氣。”

其實德軍當時的困境遠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更嚴峻。在戰略上，對蘇聯的入侵最終將德國推向了幾乎所有世界強國的對立面，只要德國不能切斷英美援助蘇聯的渠道，就難逃戰敗的命運。潛艇戰專家鄧尼茨和他的“狼群”為此竭盡全力，卻依然功虧一簣。于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美國的卡車和蘇聯紅軍英勇無畏的精神一起打斷了第三帝國的背脊。

這次戰敗不會再有一戰時的“幸運”了，納粹德國在東歐的征服毀掉了這些地方的民族武裝力量。在柏林與莫斯科的連線上，除了蘇德已幾乎不再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力量了。一旦德軍潰敗蘇聯紅軍將一路推進至易北河，并在自己的身后建立起一連串“聯合政府”。

為什么斯大林不直接建立完全聽命于蘇聯的傀儡政府？

理解這一點需要擺脫冷戰時代的印象。

1945年4月，斯大林曾對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吉拉斯說過的一番話，常常被后人引用：

這番話似乎很貼合人們在冷戰時代的想象，但斯大林的考慮其實要復雜得多。如果他真的像列寧那樣立即在歐洲鼓動共產革命，那么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取得的豐碩成果就有落空的危險。二戰使蘇聯蒙受了人員和物資方面的巨大損失，這使得斯大林非但沒有推動世界革命的雄心，反而讓他更期待戰時形成的同盟能夠繼續下去，以便利用美國的貸款和技術幫助蘇聯戰后重建。

但無論制度如何建構，陷入兩線作戰讓統一了七十余年的德意志再次面臨分裂。在德國人尚在蘇聯境內作戰時(1943年秋)，英國與蘇聯已經就戰后對德占領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蘇聯在打敗納粹德國后將占領德國東部（約占1937年德國領土的40%)。經過卡薩布蘭卡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蘇聯、英國和美國達成了迫使德國割讓部分領土（東普魯士、西里西亞等）和由盟軍分區占領德國的協議。

至此，后來兩個德國的邊境線已經大體被畫了出來。但即使是在波茨用會議細化了分區占領協定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命運仍舊懸而未決。

肢解德國的是蘇聯，而首先提出分區占領計劃的是英國。與蘇聯一樣，英國的首要目標在于防止德國東山再起。一戰后，《凡爾賽條約》設立了“萊茵非軍事區”，法國軍隊還一度占領了魯爾區，但這些都沒有阻止德國不久后再次成為軍事強權。這一次，英國人決心徹底根絕德國重新實施侵略的可能性。

不過，與蘇聯簡單粗暴的肢解方案不同，英國人在1943年設想的分區占領計劃是一個活扣，它既可以是一項臨行性措施，也可以是肢解德國的前奏。

最初，在美國人看來劃分戰區雖勢在必行，但這基本上是一項戰時措施。美國的分區方案十分簡潔：以柏林為中心把歐洲分成三份，柏林東面的東歐和東南歐由蘇聯負責，德國西北部、低地國家和北歐由英國負責，法國、巴伐利亞和意大利由美國負責——這個方案在方向上與最終的分區占領方案是一致的。

美國人覺得，一旦德國投降，分區占領措施會在兩個月內完成其使命。真正處置戰后德國的方案，是由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于1944年9月向羅斯福總統提交的“摩根索計劃”，其要點是肢解德國并將德國變成兩個幾乎沒有重工業的農業國。這份嚴厲的方案得到了羅斯福的贊同，卻遭到丘吉爾的反對，甚至連蘇聯方面也表示難以理解。

在1945年2月舉行的雅爾塔會議上，“三巨頭”們終于商定將肢解的目標定在“萬惡之源”的普魯七，而放棄肢解整個德國的計劃，并轉而采取分區占領的方案。

在德國投降之后將成立盟國管制委員會，在德國徹底實現非軍事化之前代行中央政府的職能。在丘吉爾的鼎力支持下，法國也在柏林和德國西部獲得了一塊占領區，并成為盟國管制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然而在德軍依舊負隅頑抗且對日作戰前景尚未明朗的情形下，“三巨頭”們并沒有商定盟軍穿越對方管轄區域時的細節問題。

后來冷戰局面出現之后，很多西方政客質疑這個分區占領方案對蘇聯的讓步太多，以至于蘇聯可以在不違反任何正式條約的情況下封鎖柏林。但這又是事后諸葛亮的想法，盟國們在制定分區占領方案時最核心的問題是防止德國卷土重來，如果英美對蘇聯沒有最基本的信任，實現這一目標是不可想象的。

蘇聯人控制著柏林周圍的農業地區，作為一個大都市，柏林所需的日常生活資料不來自這些地方，又能來自哪里？中國人能想象北京的物資供應完全不依賴河北而全部從山東和山西運輸嗎？英美之所以沒有在雅爾塔會議上提出通向柏林的通道問題，是因為根本想不到這會是一個問題。

然而1945年7月分區占領計劃正式實施之后，戰后盟國之間的矛盾卻將問題復雜化了，并最終導致了盟國管制委員會難以完成其使命。

最初的矛盾并非來自于蘇聯與英美之間的敵意，而是戰后德國的實際經濟困難。德國投降之后，滿目瘡痍的城市里到處是神情恍惚的饑民。

按照盟國之間的協議，德國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應高于四大國居民和歐洲居民的平均水平。可此時遭受戰爭蹂躪的蘇聯不可能向蘇占區提供足夠的糧食，甚至還要從德國運走糧食。為此，蘇聯方面于1945年6月宣布：各國占領區的物資由各國自己負責。

英國分區占領計劃的初衷只是在“非納粹化完成前進行軍事管制，而各國占領區在經濟上并不分割。現在蘇方切斷補給，西柏林的物資供給從此只能仰仗西方盟國，穿越蘇占區的通行問題由此凸顯出來。

在1945年6月舉行的會晤上，美國代表克萊將軍和英國代表威克斯將軍向蘇聯代表朱可夫元帥提出要求：西方應該擁有通往柏林的兩條鐵路和兩條高速公路的直接和無限的使用權，并且負責這些通道的維護和保養。

面對克萊的要求，朱可夫聲稱這四條交通線會切割蘇占區，從而給蘇占區的行政工作造成“極為嚴重的問題”。蘇聯人沒有明說的是，他們可能覺得鐵路需要西方盟國來維護構成了對自己的一種羞辱，將他們置于落后國家的地位一蘇聯人在兩個月后進行的中蘇談判中，對蔣介石的代表提出了類似的要求：東北光復后將由蘇聯負責維護“中國長春鐵路”。

對于朱可夫的質疑，克萊強調西方要的只是相關通道的“自由通行權”而不是專屬權。朱可夫將克萊的要求打了個折，口頭同意開放馬格德堡與柏林之間的高速公路和鐵路，蘇方將會例行檢查證件，但不會搜查車廂內的東西。

克萊表示接受，但保留重開談判的權利。雙方都不認為這是令自己滿意的最終安排，因此沒有簽署書面協議。

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上，三大盟國進一步討論了占領的德國的諸項措施，簽訂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波茨坦協定》。

不得不說，這也是一份“和稀泥”的協定，它回避了主要大國之間的矛盾，導致各大國在執行協定的時候對協議條款各取所需，進行最有利于自己的解釋。

就柏林問題而言，《波茨坦協定》規定，每個國家的占領機關對各自區域內的事務行使主權；同時共同通過盟國管制委員會聯合行使對“整個德國”的權力。可是這對于某盟國如何穿過另一盟國管轄區域的通行細節而言，這并沒有說得十分清楚。

波茨坦會議留下的另一大隱患，是沒有合理安排法國在對德占領中的地位。鑒于法國在對德作戰時的表現和戰后虛弱的實力，蘇聯一開始就反對把法國拉到對德占領當中來。但就連最支持法國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沒有想到，法國的代表會站出來癱瘓盟國管制委員會。法國得到了戰勝國地位，卻無緣波茨坦會議。

這讓法國的“大國尊嚴”無處安放，也使得法國可以宣稱它不對《波茨坦協定》承擔任何義務。為了掐滅德國重新統一的希望，也為了以對德強硬態度使戴高樂政府贏得民眾的支持，法國駐柏林的代表柯尼西屢次反對成立統一的德國行政機構，這給統籌安排全德的經濟、通信、交通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難。

美蘇關系的轉變，乃至冷戰的開始，是盟國管制委員會未能真正實現其使命的最核心原因。美國代表沒有在1945年6月的談判中簽訂一個書面協定來保證西方盟國的通行權固然是一個紕漏，但雙方的“君子協定”在之后的三年里一直順利運行。可以說，蘇聯的意愿及其對德政策的實施情況才是主宰柏林政治氣候的關鍵。不過，也不能全怪英美號不準斯大林的脈，斯大林的對德政策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矛盾。

毫無疑問，斯大林對德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蘇聯的安全。可是實現這個戰略目標的諸多途徑和條件之間有時是相互沖突的。正因為如此，斯大林1945年到1952年間的對德政策才會不斷游移。

1945年后，蘇聯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有三：

其一是蘇聯自身的經濟問題。

除了軍工產業，蘇聯自身的經濟能力被戰爭大大削弱。戰后的國民需求將轉向日常生活用品，因此迫切需要經濟重建。為了維持蘇聯的穩定和強大，斯大林決定搜尋盡可能多的戰利品，所以強烈要求同盟國共管魯爾區，以確保從德國得到賠償。如果共管魯爾的要求被英美拒絕，那么次優方案將是搜刮自己占領的部分。

其二是德國的復仇。

德國在一戰之后沖破凡爾賽條約的重重阻力迅速復興的歷史，給斯大林留下了異常深刻的印象。按照蘇聯的意識形態，只有改變德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永絕后患。

1945年6月4日，斯大林在與德共領導人烏布利希和阿克曼的談話，首次談及了德國土改的問題。8月20日，作為蘇占區土地改革法案基礎的“莫洛托夫報告”出爐，它將擁有100公頃以上土地的“容克”地主視作土改對象，并要求10月25日之前'完成土改，事實上的完成時間是1946年春天。

其三最嚴重的威脅——美國。

如果德國不再稱霸，那么世界上將只有這一個國家堪稱蘇聯的對手。對蘇聯而言，最理想的狀態無疑是盡可能與美國保持戰時形成的友誼，并促使美軍在這種友好氣氛下像一戰之后那樣撤離歐洲大陸。如果此理想狀態不能實現，那么現實主義方案就將成為蘇聯的首選：像百年來的列強那樣劃分勢力范圍。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爾一起用《百分比協定》證明了雙方都是精于此道的老手。對美國是否能照此辦理，1945年時情況仍不明朗。

對蘇聯最糟糕的情況，莫過于出現十月革命后多國圍剿紅色政權的場面，但斯大林也必須為這種最壞的可能進行準備。他所深信的俄國的傳統安全策略是盡可能地擴大防御縱深，而這個策略的有效性又被二戰中的經歷所“證實”。

因此當蘇聯感覺到將再次面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時，最有可能的對策就是擴大社會主義制度的實施范圍，將自己占領的德國地區變成前哨堡壘。

分開來看，這三大危險都是蘇聯的安全策略所要解決的問題，但解決方案之間卻存在矛盾。

英國之所以在德軍尚在蘇聯境內作戰時就向蘇聯提出有關分區占領德國的建議，就是想通過這一讓步把德國的工業心臟魯爾區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蘇聯在戰爭末期強烈要求共管魯爾區的要求，勢必會引起英美兩國的疑心和反感，從而導致同盟關系的破裂。因此蘇聯只能盡量在蘇占區掠奪戰利品。盡管這樣既得實利又能削弱德國，但卻有可能喪失蘇占區內德國人的支持，導致這個前哨堡壘的作用大打折扣。

到底是把德國當作劫掠對象還是培養對象？

在實際操作中，斯大林沒有將任何一種政策推行到極致，而且總是將選擇權保持到最后一刻，但是這也讓蘇聯對德政策的矛盾性更加明顯。一方面，蘇聯用掠奪戰利品和分割德國領土的方式削弱德國：另一方面，又在可能的范圍內爭取德國民眾的好感一或者說降低他們對蘇聯的恐懼感。

一邊讓德國共產黨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德國做準備，一邊又期待在與西方國家談判當中爭取讓德國中立化就戰后初期的經濟狀況而言，蘇占區本來可以算是摸到了一手好牌：既有大片的農業區能夠提供戰后最為緊缺的糧食，也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只是在能源供應和鋼鐵工業方面比不過擁有魯爾區的西方盟國占領區。可是，蘇聯野蠻的索賠方式和斯大林舉棋不定的對德政策，徹底讓蘇占區的經濟發展輸在了起跑線上。蘇聯紅軍所到之處，大量的工業設備被視作戰利品，被直接拆卸后運往蘇聯，哪怕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在路途上或目的地變成了廢銅爛鐵。

除了失去德國人心且加重蘇占區恢復經濟的難度之外，蘇聯肆無忌憚的掠奪行動還顯著惡化了戰后初期蘇聯與西方盟國的關系。在盟國當中，英國最先意識到恢復德國經濟對于穩定戰后歐洲局勢的極端重要性。蘇聯的這種作風，使其染指魯爾區的要求在英國看來完全不可接受。美國在不久之后也同意了英國的看法，拒絕在賠償問題上向蘇聯作出讓步。蘇方將這看作是背信棄義和羞辱，是英美和德國資產階級沆瀣一氣的明證。盟國在德國賠償問題上的矛盾亦就此成為冷戰形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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