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圣城旅現任司令卡尼其實是以色列間諜,出賣了哈梅內伊,還去以色列穿軍裝受勛,這種說法最近在社交媒體上流傳很快。伊朗最敏感的對外行動部門之一,最高指揮官成了“內鬼”。
目前可以看見的傳播路徑大致清楚:先是俄語區軍事博主放風說卡尼在反間諜調查之后“被允許自殺”,之后故事越傳越離譜,“第47號特工”、“潛伏幾十年”、“在以色列受勛”等更加戲劇化的細節也被補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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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9日左右的時候,最重要的“硬證據”還沒有出現:伊朗官方媒體沒有宣布他被捕或者被處決,以色列官方也沒有做出任何認領的行為,西方主流媒體也沒有給出跟進的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官方媒體于3月8日還用卡尼的名義發表了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強硬聲明。如果人真的出了問題,那么這么大的口徑一般很難長時間不露出破綻。
情報機構自然不會因為在網絡上引起了熱議就直接把事實全部公開,但是在信息戰的環境下,可以公開否認一般都意味著兩種情況:一是傳言過于荒誕,放任不管會引發負面效應;二是實際情況比較復雜,不想被單一敘事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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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流言,原因也不難想象:伊朗這幾年高層多次被精準打擊,公眾自然就會懷疑“內部有人遞刀子”。當外部打擊越來越具象化的時候,人們會把復雜的系統性漏洞簡化成一個更好理解、更便于抒發情感的角色,即內鬼。
卡尼出生于1957年,1980年23歲時進入伊斯蘭革命衛隊。假設他在入伍時就被以色列方面招募了,那么他就必須在革命后高度緊張的安全篩查環境中一直過關,并且在兩伊戰爭那樣極端的條件下完成晉升。
把他的履歷展開來看,在兩伊戰爭時期由一名基層軍官升任為師級指揮官;1997年擔任圣城旅副指揮官,長期協助蘇萊曼尼達23年之久;2020年又被哈梅內伊任命為司令。
如果把他看作是外部情報機構培養的“長期潛伏者”,就意味著要接受這樣一個前提:他在革命衛隊這樣一個擁有獨立情報體系、內部互相監督很強的組織里,四十多年不斷晉升卻沒有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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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參加真主黨高層會議時,在掩體被襲擊前幾分鐘離開;2025年6月德黑蘭圣城旅總部受到襲擊時,他也在爆炸前幾分鐘駕車離開,并且一度被誤認為在遇難者名單之中。
6月25日戴著棒球帽出現在街頭慶祝;到了2026年2月28日哈梅內伊官邸遭到聯合空襲的時候,他在會議開始之后、導彈命中之前離開,最后哈梅內伊等人被斬首。
圣城旅處于這樣的位置,就可以依靠更加密集的情報通報、更加嚴格的隨行安保以及更加碎片化的行程安排來降低風險。
特別是在蘇萊曼尼被暗殺之后,伊朗核心圈層對于“斬首風險”的敏感度肯定會提高,臨時改線、會議時間前后調整、提前離場等等,都更像是一種常規的風險管理手段。“九命”的效果很多時候是把風險控制工作做到位之后自然呈現出來的,并不必然意味著有人在對面“遞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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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史上高級別叛變或者被策反的情況并不少見,但是更多的時候,落腳點是能夠接觸到一些關鍵信息,但是并不處在最高權力聚光燈之下的中層崗位、技術鏈條或者外圍協作網絡。
能夠直接影響國家武裝力量的頂層人物,如果被外方長期控制的話,實施的成本會更高,被發現的風險也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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