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華去世，記者問李宏塔遺產有多少，李宏塔：我是李大釗的子孫

1973年夏天，合肥郊外的化工廠里，烈日曬得鐵皮車間發燙，一個年輕工人從十幾米高的塔罐上爬下來，衣服濕透，臉上卻帶著點倔勁。沒人會想到，這個在生產線上擰螺絲、扛管子的青年，是李大釗的孫子、老革命家李葆華的兒子——李宏塔。多年以后，他已經是安徽省民政廳廳長，一位記者在追問他父親留下多少遺產時，他只是淡淡一句：“我們是李大釗的子孫，有的是精神遺產。”

這一句話，看似平常，其實把李家三代人的脈絡串在一起：從1910年代北京大學的圖書館館長，到晉察冀根據地的省委書記，再到改革開放后騎著舊自行車上下班的廳長，他們留下的東西，說到底只有四個字——革命家風。

一、從書頁里的祖父，到家史里的起點

1920年前后，北京城的冬天格外冷。北大紅樓里，一位戴著圓框眼鏡的青年，常年一件灰色長袍，步履匆匆地穿梭在圖書館和課堂之間。他就是后來寫入黨史的那個人——李大釗。

對于幾十年后的李宏塔來說，祖父的形象，并不是來自老照片上的記憶，而是一本本黨史著作、人物傳記和回憶錄里的文字。翻開那些資料，能看見一個很具體的人：年輕時東渡日本，在東京第一次系統接觸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回來之后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館長、后又成為教授，把馬克思主義的種子一點點撒進中國這片土地。

當時的北大，是全國思想最活躍的地方之一。李大釗每月拿到的薪水，不算低：先是做圖書館館長，薪水一百二十塊大洋；后來兼任教授，漲到二百，再加上在其他學校兼課，每月收入能有三百大洋左右。以當時的物價來說，這筆錢已經足夠維持一個小康之家。

可有意思的是，這個看上去“不錯”的待遇，并沒有給李家帶來多少富足感。李大釗把妻子、兒女從老家接到北京，住進簡陋的住所，日子卻常常緊緊巴巴。根子在哪兒？在他那股“舍得為別人掏錢”的勁頭上。

李大釗和妻子趙紉蘭，是從小一起玩大的“姐弟”。他十一歲，祖父就給他定下這門親事。趙紉蘭大他六歲，從少年時代起，兩人一個視對方為“姐姐”，一個疼著“弟弟”。李大釗早年在北洋法政學堂讀書時，家里發生變故，祖父去世，姑姑揮霍家產，連學費都成了問題，他一度萌生退學念頭。趙紉蘭一邊安慰，一邊四處借錢，甚至變賣嫁妝，把丈夫送回課堂。

正是這樣一個女人，在1920年代的北京，仍穿著樸素的衣服、操持著清苦的家務。李大釗把妻子接到北京后，特意打了土炕，盡量按照老家的樣子布置，讓她少些陌生感。那時他剛過三十，風度翩翩，而趙紉蘭已經三十六歲，風姿漸減。有人來訪，看到這位樸實的婦人，難免有些詫異。每到這時，李大釗都會上前，將她拉到身邊，認真介紹：“這是我的愛人。”不過寥寥幾個字，卻看得出他對婚姻的態度。

他曾說過“一夫一妻，古來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屬難得”，說的是道理，守的卻是日常生活里的分寸。那個年代，收入稍好些的知識分子，納妾、風流，外界并不稀奇。李大釗不抽煙、不喝酒、不講排場，錢花得很快，卻很少用在自己身上。大量的開銷，投向了兩件事：一是傳播馬克思主義，印資料、買書、辦活動；二是對貧困學生的接濟。

北大每到開學，總會有人收到一筆“無名氏”的匯款，好讓他們交上學費、熬過一個學期。多年后人們才知道，這個“無名氏”，其實就是李大釗。貧寒學生找上門，他幾乎來者不拒。等到家里真要買點東西時，常常已經囊中羞澀。兒子李葆華的新棉袍，就是這么來之不易。

那是一個冬天，孩子穿了一身舊棉衣，補丁摞著補丁。趙紉蘭磨了兩年嘴皮子，家里一點點攢錢，終于給兒子做了一件新棉袍。誰也沒想到，棉袍剛到家沒幾天，一名學生冒著寒風來拜訪。青年身上只有一件單衣，臉凍得發青，說話都打顫。屋子里那件嶄新的棉袍，忽然成了燙手山芋。

李大釗走進里間，站在棉袍前猶豫了片刻，還是回身對妻子說了一句：“把葆華那件新棉袍拿過來。”趙紉蘭愣在那里，沉默了好一會兒，最后還是轉身去取。學生連連擺手：“老師，這不合適……”李大釗只看了他一眼，說：“你看你凍成什么樣子了，穿上吧。”棉袍到了學生身上，孩子則繼續在寒風里長大。這種選擇，后來在李家的家史里，被反復提起。

時間線撥到1920年，他和陳獨秀一起，在上海、北京等地策劃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1921年前后，黨組織的雛形逐步形成，他奔走于北方各地，為工人運動鼓與呼。1925年五四運動之后，北洋政府對他恨之入骨，通緝令貼遍街巷。1927年4月6日，他在北平被捕，監獄里的二十二天，刑罰慘烈到難以描述：電椅、老虎凳、竹簽扎指、拔指甲，種種折磨用在一個思想者身上，格外刺目。

4月28日，絞刑架立在刑場中央。李大釗第一個走上去，神情平靜。由于劊子手對刑具并不熟悉，一具身體竟被折磨了二十多分鐘乃至更久才斷氣。那一年，他只有三十九歲。

處刑當天，趙紉蘭和女兒獲釋回家，年幼的李葆華因為不在家，躲過了抓捕。消息登上報紙，趙紉蘭看到后，嚎啕大哭，直到臥床不起。更讓人唏噓的是，家里翻遍只剩一塊大洋，連安葬烈士的費用都拿不出。最后還是社會各界募捐、公葬，才算讓這位先驅有了一個歸處。

精神的種子，到這里算是真正種下了。

二、兒子走上革命路：從晉察冀到“李青天”

李大釗犧牲后，事情并沒有隨著刑場的塵埃而結束。敵人的監視、搜查、刁難，持續地壓在這個家身上。孤兒寡母四處躲避，住處時而在親戚家，時而在外人家里借住，生活不得安寧。

1927年7月，在沈尹默的幫助下，年僅十幾歲的李葆華被安排去日本求學。他進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物理化學系，學費和生活費一度全靠自己想辦法，日子過得極為清苦。直到1929年，沈尹默擔任河北省教育廳廳長，才設法把他的費用改成公費，基本生活和學業才算有了保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全國局勢急轉直下。就在這一年，李葆華在日本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到一年，他便回到國內，正式踏上革命道路，從此走的是父親那條路：隱姓埋名、奔走山河。

抗戰全面爆發后，華北敵后根據地逐漸成形。1937年9月26日，中共晉察冀省委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敵后創立的第一個省級黨組織，李葆華擔任省委書記。一個年輕人，在槍聲和封鎖線中，扛起了大片土地上的黨務工作。緊接著10月，晉察冀軍區成立，華北抗日根據地的骨架搭了起來。

戰爭年代的生活，談不上舒適。李葆華常年在山溝、村莊、地道間奔走，既要防敵人掃蕩，又要組織群眾、發展生產。直到1940年，他才在革命隊伍里遇到了后來相伴一生的妻子田映萱。兩人都是忙得腳不沾地的干部，感情是在一次次工作配合中自然產生的。

到了延安，李葆華不好意思當面開口，就托通訊員捎去一張小紙條，請田映萱“有空來坐坐”。那時候的“談戀愛”，比現在樸素得多：每周能見上一面就算難得，沿著延河邊走一圈，或者去集市上買一雙棉鞋，路邊說幾句家常，就是全部的浪漫。1942年2月，兩人在延安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婚禮上，平日不茍言笑的陳云忍不住笑著說：“大釗同志的兒子，應該有后代！”一句話，說出了老一代革命者的期望。

新中國成立前后，李葆華一直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1949年5月，李宏塔在河北出生。上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下還有弟弟，兄弟姐妹幾個，擠在革命干部的家屬院里長大。和一些人想象的不一樣，這個家庭的教育方式并不靠說教，而是靠大人自己怎么活。

吃飯的時候，田映萱偶爾會問：“你給孩子們講講先輩的事情吧？”李葆華夾口菜，往往一句話推開：“你來講吧，我吃完還得繼續工作。”飯桌上的“家史教育”，更多是孩子們從旁邊聽來的片段，再結合后來長大后查閱的資料，慢慢拼出了過去的全貌。

1960年代，李葆華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這個職位在當時分量不輕。可他的生活，一點也看不出“高干子弟”的派頭。經常下鄉、下廠，住的地方簡單，身邊工作人員不多，當地人說他“喜歡微服私訪”，送了個綽號——“李青天”。聽上去有點戲曲味，但背后是老百姓對一個省委書記的印象：來得突然，走得匆忙，不興排場，事倒辦得實。

70年代中期，他到貴州茅臺酒廠考察，這是當時已經很有名氣的國營大廠。臨走前，廠長照例從倉庫里拿出幾瓶酒，讓秘書帶回去給“李書記”。車開回駐地，秘書把酒小心翼翼放在桌上，李葆華一眼看見，臉色就嚴肅了。

“怎么回事？”他問。

秘書如實解釋，說是廠里的一點心意，在當地很正常，來人都是這樣安排的。李葆華聽完，臉沉下來：“共產黨人不能這樣，你馬上給我退回去！”秘書有點為難：“在貴州，誰來考察，帶兩瓶酒是慣例，從來沒見誰退回去。”李葆華還是那句話：“退！退不回去就把錢退過去。”計算價格時，他還特意按后來漲價后的四塊錢一瓶算，不肯占半點便宜。

類似的小事，在他身上并不少見。一次，有人給家里送了幾袋葡萄干，放在桌上。那幾年生活條件緊張，李宏塔還是少年，嘴饞，拆開一袋就抓著吃起來。李葆華回家一看，臉一下拉了下來，直接把兒子叫到一邊：“你要記住，我們只有一個權力，就是為人民服務，做點工作就收禮物，這不是共產黨人該干的事。”話說完，讓人把葡萄干全部退回去，那一袋已經拆封的，也折價一起算清。

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李宏塔很難學會什么“特殊優待”的感覺。家里不講“紅二代”“紅三代”，只講“好好辦事”。后來有人說他身上有一種“平民意識”，其實就是從小耳濡目染，在日常生活里一點點形成的。

改革開放以后，李葆華進入中央顧問委員會，按說這是很體面的職位。但到家里一看，家具只是三合板拼起的幾件，沙發是老舊的，一坐一個坑。2000年前后，有關部門考慮到他的資歷和年齡，提出要給他換一套新房，他擺擺手：“不用換了，我年紀大了，住習慣了。”就這樣，他和田映萱在那個小房間里，一住又是好幾年，攜手走過大半生。

三、李宏塔的選擇：不靠“出身”，靠實干

如果只看履歷，李宏塔的人生軌跡，并不驚心動魄：參軍、復員、進工廠、上大學、共青團、再到民政系統。時間拉開來看，倒很能說明問題。

1965年，他十六歲，參軍入伍。臨行前，李葆華只給了兒子一句很硬的話：“做好吃大苦的準備，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那幾年，部隊的訓練和勞動強度都不輕，李宏塔個子不算高，身體又偏瘦，卻被安排去干最累的活。三年下來，他成了連隊里出了名的“勞動能手”，打靶成績好，又是神槍手，還被評為萬米游泳能手，這些稱號挺樸素，但能看出他那股不服輸的勁頭。

1969年，他退伍，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廠，做了一名普通工人。車間里噪聲大、粉塵重，許多崗位都不受年輕人喜歡，他卻一步步把活熟練起來，很快成為廠里的骨干。那一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算是正式接過了家族的那根“接力棒”。

1973年，廠里推薦他上大學，學成之后，他又回到原單位，改當技術員。1978年9月，組織上調他去共青團合肥市委任副書記，五年后又調到共青團安徽省委任副書記。到了1987年，三十八歲的他在仕途上看似順利，卻迎來了一個十字路口。

組織部門找他談話，征求下一步安排的意見。他沒有要“熱門崗位”，反而直接選了省民政廳：“就想去一個干實事的部門，民政最實在，直接能給老百姓辦事。”這話聽上去很直白，但在當時，民政部門的條件、權力，都比不上其他一些經濟口崗位。偏偏他認準這一點，轉身就去了。

外界有人好奇，問得更直接：“作為李大釗的孫子、李葆華的兒子，這對你的仕途有沒有幫助？”李宏塔的回答，同樣直截了當：“沒有，家里根本不會幫你做官的，所有的都是正規流程。我在合肥化工廠的時候，是通過差額選舉才去的共青團。進入仕途以后，前期提拔得確實快一些，后期就很慢。我當官，家里沒有任何人打招呼，我自己也不會去找關系。”

說“不幫忙”，并非客套。很多年里，省里的領導來探望李葆華，有人順口提起：“宏塔現在工作不錯啊。”李葆華卻反過來交代：“對他要嚴格一點。”這一“嚴格”，在具體安排上表現得非常清楚。

來到民政廳沒多久，安徽省進行了地市合并，正廳級干部一下多了出來。組織上研究時，原本有意讓李宏塔擔任廳長，但為了妥善安置那些需要安排的同志，李宏塔只能繼續擔任副廳長，先“靠邊站”一陣子。等到某位廳長退休，他本可以接任，又被安排去輔佐別人。這樣一來，他這一副廳長一做就是十七年。直到1998年，在廳里許多同志替他打抱不平之后，他才終于“轉正”。

對這種節奏，他本人看得很淡，很少對外提起職務升遷的問題。有人替他惋惜，他也只是笑笑，繼續把主要心思放在工作上。不得不說，這種心態，放在今天看仍然不多見。

四、清廉的日常：一輛舊車、一間小屋、一本“賬”

如果說李家三代的精神傳承，有什么看得見、摸得著的標志，那就得從李宏塔在安徽省民政廳的一些日常講起。

在省城合肥，多數廳級干部上班坐的是公車，或者至少騎的是新款自行車、電動車。而在民政廳門口，經常能看到一個中年男人騎著有些破舊的自行車，車架發亮，鈴鐺磨得發啞。他十幾年如一日，就這么騎著車上下班。時間久了，沿途的路人、店主都認得他，有人打趣地說：“民政廳那位廳長，天天和我們一起等紅燈。”

有朋友勸他：“人得講究個入鄉隨俗，你不坐車，副廳長咋辦？”他只是笑，解釋得很簡單：“騎車是為了鍛煉身體，又不影響別人坐車，何必非要步調一致。”這個說法，帶著幾分樸素的調侃，卻也透出一種態度：有車也好，沒車也罷，手頭的事辦好，比面子更重要。

一件事在圈子里傳得很廣。有一次，安徽省社科院的一位同志跟著他去北京開會。兩人下了火車，沒去找接車，而是提著大包小包的材料，擠公交、換地鐵，幾次轉車才到會議地點，熱得滿頭大汗。那位同志半開玩笑：“本來以為跟著當官的能蹭個車，沒想到還不如我自己來，北京這地方，我還能要到一輛呢。”李宏塔只是笑，不接話。對方又問：“那回去的時候，你爸能不能找車送我們？”答案更干脆：“趁早別想，他老人家的車，你更別打主意了。”這番對話雖然輕松，卻很能說明問題：在這個家里，“車”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條劃得很清楚的界線。

住房問題上，他的選擇同樣有跡可循。1982年，安徽省對干部住房面積作了具體規定：地、市和省廳級干部，建筑面積在七十至九十五平方米之間。那時候的李宏塔，已經是副廳級干部，卻搬進了一套五十五平方米的兩居室，還是樓里最西邊的一間。冬天冷風直灌，夏天陽光暴曬，家人形容是“冬涼夏暖”。在這套房里，一家人一住就是十六年。

期間，1989年和1994年，兩次分房機會擺在他面前。不少同事覺得，他要一套新房，在規章制度上完全說得過去，甚至“合理合法”。但他堅持一個順序——“先群眾，后干部”。既然很多群眾還沒解決住房問題，自己就先挪一挪、等一等。就這么一等，輪來輪去，始終沒排上他。

到了1998年，他已經是廳長，恰逢最后一輪福利分房，他仍然放棄。這一回，還是在群眾反映、上級多方考慮后，才給他補了一套小面積的舊樓房，位置在比較嘈雜的路邊。等房子拿到手，他干脆讓兒子搬過去住，自己和愛人仍然住在原來的老房子里。外人看著，多少覺得有些“軸”，但他就是認準了這一套。

吃穿方面，也延續了祖父、父親那種“簡單到沒什么可說”的風格。不抽煙，不喝酒，沒有什么花哨的愛好。不少人以為，一個廳長多少也該有點積蓄，結果一看賬面，幾乎沒有存款。錢都去哪兒了？一點點捐出去了。

每次有捐款名單，李宏塔的名字常常排在前面，不是因為他刻意爭名，而是捐得真不少。更重要的是，他在基層調研中，只要看到具體的人、具體的困難，常常隨手掏錢。農戶房頂漏水，老人院的被子薄，低保戶家里買不起面粉包餃子，殘疾人一時吃不上飯，他伸手就是幾十塊、上百塊。單筆看著不大，可他一年有一半時間在基層奔馳，遇到的情況太多，積累起來自然不是小數目。

走基層的時候，他的作風延續了父親那種“不打招呼”的路數。下鄉前，不提前通知，車開到村口不通車的地方停下，他就和隨行人員步行。村里養狗多，外人一進村，狗叫人就知道了，想“暗訪”似乎很難。他就找最近的一戶人家敲門，說明來意，拜托對方帶路，跟著熟人走，狗也就不那么叫了。

學校、養老院、福利院、老舊小區，是他常去的地方。他提交的各類提案、建議，多數圍繞困難群眾、弱勢群體。有人說這是他“職業習慣”，其實并不只是職位使然，更是家風使然——從祖父給窮學生寄款，到父親退回葡萄干，再到他自己默默掏錢，這條線一脈相承。

至于那句廣為傳播的回答，則是在李葆華離世之后。有記者問：“李老給子女留下多少遺產？”這樣的提問，在很多采訪中常見，卻問到了一個紅色家庭的關鍵點。李宏塔想了想，說：“我們不需要遺產，我們是李大釗的子孫，我們有足夠的精神遺產。”這句話不長，卻把李家三代的選擇、犧牲與清廉，都壓進了“精神”兩個字里。

試想一下，一個家庭，如果真的在物質上什么都沒留，卻在每一代人心里留下了具體、可踐行的標準——該怎么花錢，該怎么用權，該怎么對待普通人——這樣的“遺產”，值不值錢，就見仁見智了。但有一點很清楚：在李宏塔眼里，祖父站在絞刑架上的那一刻，父親拒收茅臺酒、退回葡萄干的那些瞬間，都比任何房產存款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