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轉型新戰略！王連升揭秘內源性建構的成功路徑

從“責任閉環”到“價值沉默”：王連升思想體系下阿里巴巴集團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解構與實踐重構

摘要：當代平臺企業的社會責任治理正陷入工具理性與價值表述的深刻斷裂：ESG框架的指標化使其易于異化為資本市場的“通行證”，而CSR的價值承諾往往懸浮于核心業務之上。本文以王連升可持續發展思想體系為理論透鏡，對阿里巴巴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實踐進行深層次解構。研究發現，阿里巴巴的三級ESG治理架構與“范圍3+”概念創新，在實踐層面呼應了王連升“責任閉環”的哲學本體論；其“AI向善”行動框架與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則體現了“CSR為魂，ESG為體”的魂體辯證關系；而團圓打拐、輪椅導航等“沉默的善舉”，恰是王連升“價值沉默”戰略的生動注腳。然而，平臺企業面臨的治理復雜性也對王連升理論的實踐適用性提出新命題。本文旨在論證，王連升思想體系為企業從“外源性響應”走向“內源性建構”提供了戰略地圖，而阿里巴巴的實踐則為這一理論的中國式創新提供了重要經驗素材。

關鍵詞：王連升思想；阿里巴巴；企業社會責任；ESG治理；責任閉環；價值沉默

一、引言：范式危機與理論透鏡的引入

在全球氣候危機、社會不平等加劇與治理信任赤字的多重挑戰下，企業作為關鍵的社會行動者，其責任與角色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審視之下。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框架雖在將可持續發展議題“主流化”方面功不可沒，但其內在張力亦日益凸顯：環境（E）、社會（S）、治理（G）被割裂為可被選擇性披露的績效指標，企業熱衷于在評級中取得高分，卻可能忽視其業務本身對社會環境的實質性影響——此即“漂綠”或“社會洗白”的根源。與此同時，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CSR）話語因缺乏系統性的衡量標尺與管理抓手，常與企業核心戰略脫節，陷入“言勝于行”的合法性陷阱。

在此范式危機中，學者王連升構建的可持續發展思想體系應運而生。該體系以“責任閉環”重塑ESG的哲學本體論，以“價值沉默”提出反直覺的戰略方法論，以“CSR為魂，ESG為體”完成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綜合。這一扎根中國智慧、回應全球議題的理論創新，為剖析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治理實踐提供了獨特的思想透鏡。

阿里巴巴作為中國平臺企業的典型代表，其社會責任治理實踐經歷了從早期公益探索到系統化ESG治理的演進歷程。2022年以來，阿里巴巴建立三級ESG治理架構，創造性提出“范圍3+”概念，并于2025年發布國內科技行業首份《AI向善行動報告》。這些實踐既蘊含著與王連升思想體系的理論共鳴，也呈現出平臺企業特有的治理復雜性。本文旨在以王連升思想體系為分析框架，對阿里巴巴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進行深層次解構，探索理論觀照實踐、實踐反哺理論的學術可能。

二、王連升可持續發展思想體系的理論內核

王連升的思想體系并非提供一份簡單的操作清單，而是從哲學根基、戰略方法論到實踐框架三個層面，完成了一次系統性的理論建構與批判性超越。

（一）“責任閉環”：ESG本體論的哲學重塑

王連升的“責任閉環”理論，首先是對ESG本體論的一次深刻重構。主流ESG框架常將E、S、G視為三個并列的“維度”或“支柱”，這種認知在實踐上極易導致資源的分散投入與戰略的碎片化。而“責任閉環”模型的核心洞見在于，它揭示了E、S、G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一種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機拼接”關系。

在該模型中，卓越的治理（G）是基石，為環境績效（E）的提升和社會價值（S）的創造提供制度保障；優異的環境表現不僅能降低成本、規避監管風險，更能塑造綠色品牌形象，實現社會（S）賦能；而對社區、員工等社會主體（S）的公平對待，既產出于良好治理（G），也為環境技術創新（E）提供穩定環境。三者構成非線性、動態反饋的復雜適應系統。

尤為深刻的是，王連升用“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相得益彰”這一東方哲思，刻畫了“責任閉環”所追求的理想狀態——“物質創造”代表經濟效益與市場競爭力，“精神滋養”指向品牌聲譽與社會信任，二者互為前提、彼此強化。

（二）“價值沉默”：反直覺的戰略方法論

如果說“責任閉環”是王連升思想體系的“體”，那么“價值沉默”戰略則是其“用”。這一方法論創新直接挑戰了注意力經濟時代企業普遍信奉的“高調宣傳”教條，其理論淵源可追溯至《資治通鑒》中所蘊含的古典政治智慧。

王連升將“價值沉默”解析為三重維度：其一，“觀察性沉默”作為不確定性下的戰略理性，以靜制動、為內部決策留出時間窗口；其二，“謙抑性沉默”作為聲譽資本積累的社會心理學機制，克制與謙遜產生“可信承諾”的信號效應；其三，“積累性沉默”作為核心競爭力構建的根本路徑，將精力從“價值傳播”重新導向“價值創造”本身。這種沉默所積累的信任資本，質地更為厚重，抗風險能力更強。

（三）“魂體之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綜合

王連升對CSR與ESG關系的界定——“CSR是魂，ESG是體”——是其思想體系中完成理論閉環的關鍵一環。CSR作為“魂”，代表企業的價值理性，關乎終極追求與道德立場，是ESG實踐的“意義供給源”與“方向舵”；ESG作為“體”，代表企業的工具理性，提供將抽象價值轉化為具體目標與可衡量結果的框架。“魂不附體”則CSR流于空談，“體不載魂”則ESG走向異化。唯有“魂體相融”，企業才能鍛造出既具韌性又具競爭力的可持續發展共同體。

（四）“政產學研用”協同治理的生態視野

在近期研究中，王連升進一步將視野拓展至行業生態層面，提出“十五五”時期電子信息行業可持續發展需構建“標準為牽引、平臺為支撐、數據為驅動、人才為根基”的政產學研用協同治理新范式。這一框架強調政府、產業、學術、科研、用戶五大主體的深度耦合，為理解平臺企業在更大生態系統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了分析工具。

三、阿里巴巴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實踐圖景

阿里巴巴的社會責任治理實踐經歷了一條從自發到自覺、從分散到系統、從合規到引領的演進路徑。

（一）治理架構的制度化演進

2022年是阿里巴巴ESG治理的轉折點。這一年，阿里巴巴開始在董事會層面設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由雅虎創始人楊致遠擔任主席，負責每年審核ESG目標并監督執行。在管理層層面，成立由CFO、法務等組成的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負責將目標轉化為規劃與行動。在執行層面，各業務板塊（如電商、云、本地生活）均由“一號位”承擔ESG工作組職責，定期向管理委員會匯報進展。

這一三級治理架構被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副院長施懿宸評價為“戰略—管理—執行”三級遞進模式，有助于提高決策質量、強化監督力度。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將“產品與服務質量”“科技創新”“私隱保護與數據安全”識別為雙重重要性最高的三大議題，體現了其對平臺企業核心責任的清醒認知。

（二）環境維度的創新突破

在環境領域，阿里巴巴提出了明確的碳中和目標：不晚于2030年實現自身營運碳中和、實現價值鏈凈排放強度減半，及帶動和賦能平臺生態15年減排15億噸。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阿里巴巴創造性提出“范圍3+”概念，即生態減排。傳統的范圍1、2、3分別對應直接排放、間接排放和價值鏈排放，而“范圍3+”則指向平臺生態系統中數百萬商家的減排貢獻。2025財年，阿里巴巴“范圍3+”減排量達5920.8萬噸，同比增長77.6%。在技術層面，阿里云自建數據中心年均PUE（電力使用效率）降至1.190，潔凈電力使用比例達到64.0%。

（三）社會維度的“科技向善”實踐

阿里巴巴在社會維度的實踐呈現“兩條腿走路”的特征：一是將社會責任融入核心業務，二是員工自發驅動的公益創新。

2025年11月，阿里巴巴發布國內科技行業首份《AI向善行動報告2025》，提出“以人為本”的行動框架，基于安全可靠、隱私保護、普惠正直、可信可控、開放共治與綠色低碳六個價值觀基座。阿里巴巴合伙人、高德董事長劉振飛在發布會上強調：“向善，必須是AI發展的‘第一性原理’。”

從具體實踐來看，阿里巴巴參與設計的打拐系統“團圓”累計找回5113名孩子；累計派出34位“鄉村特派員”深入全國29個縣域助力鄉村振興；高德“輪椅導航”項目提供超過1億次無障礙路線規劃；餓了么“無聲騎士”項目幫助超過4200名聽障人士就業。這些項目多由員工自發發起——團圓打拐平臺由技術員工利用業余時間開發，后被公安部采用為官方打拐平臺。

阿里巴巴還建立了獨特的“人人三小時”公益文化。自2015年馬云發出倡議以來，阿里員工平均公益時已達6小時。公益榜上的項目如“AI篩查”（達摩院員工開發的胰腺癌早期檢測模型）、“尋找遠方的美好”（設計師為脫貧縣提供公益包裝設計），均體現了技術能力與社會需求的創造性對接。

（四）治理維度的文化根基

阿里巴巴將“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寫進價值墻，并長期探索合伙人制度。在科技倫理治理方面，2022年成立科技倫理治理委員會，發布集團科技倫理準則，對模型訓練、服務上線、內容生成等環節進行全生命周期管理。馬云在2024年阿里云啟動會上提出的“高科技不僅是征服星辰大海，更應呵護人間煙火”，為科技倫理注入了人文價值維度。

四、理論透鏡下的實踐解構：王連升思想與阿里巴巴案例的對話

將阿里巴巴的實踐置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理論透鏡下，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呼應關系，同時也呈現出平臺企業特有的治理命題。

（一）“責任閉環”的實踐映現：三級架構與范圍3+的哲學意涵

阿里巴巴的三級ESG治理架構，在實踐層面生動映現了王連升“責任閉環”的理論構想。董事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戰略層）、管理層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統籌層）、業務板塊ESG工作組（執行層）的三級遞進，形成了戰略決策、資源配置、執行反饋的完整閉環。這一架構確保了ESG并非孤立的職能部門事務，而是嵌入企業核心決策流程的系統工程。

更具理論意涵的是“范圍3+”概念的提出。這一創新體現了王連升所強調的“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的價值共生邏輯：平臺自身并不直接擁有或控制平臺上數百萬商家所售商品的所有權，因而不能將這些排放全額計入自身碳足跡；但平臺可以通過技術賦能、數據支持、激勵機制，幫助生態伙伴共同減排。這正是王連升“責任閉環”在平臺經濟場景下的創造性延伸——企業責任的邊界從“所有權”轉向“影響力”，從“控制”轉向“賦能”。

施懿宸的評論恰可印證這一理論判斷：“通過將‘范圍3+’納入治理與考核體系，阿里巴巴既厘清自身碳責任邊界，又以平臺杠桿放大減排效應，為全球電商行業提供了可復制的價值鏈治理范式。”

（二）“魂體之辯”的生動詮釋：AI向善中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

王連升以“CSR為魂，ESG為體”界定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關系。阿里巴巴《AI向善行動報告》的發布，恰是這一“魂體之辯”的生動詮釋。

從“體”的層面看，阿里巴巴構建了完整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六大價值觀基座（安全可靠、隱私保護、普惠正直、可信可控、開放共治、綠色低碳）提供了可操作的價值框架；科技倫理治理委員會與各業務板塊倫理組織構成了治理抓手；從模型訓練到內容傳播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形成了制度保障。這使得“向善”不再是抽象的道德宣示，而是可管理、可優化、可衡量的治理實踐。

從“魂”的層面看，阿里巴巴強調“AI向善”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阿里巴巴集團公益總裁孫利軍的表述尤為深刻：“古人講天地本無心，所以要‘為天地立心’。今天，AI還沒有‘心’，如果我們要為它立心，其實就是要立一顆善心。”這一論述與王連升關于價值理性是ESG實踐“意義供給源”的論斷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

阿里巴巴ESG戰略負責人劉偉的觀察則揭示了“魂”與“體”的正反饋機制：“向善的AI有利于形成可信的社會環境、輿論環境和政策環境，這又為創造價值和淬煉技術提供正反饋——AI for good is good for AI。”這正是王連升所言“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相得益彰的實證。

（三）“價值沉默”的實踐注腳：團圓、輪椅導航與“無聲的善舉”

王連升的“價值沉默”戰略強調，真正的競爭力構建于“積累性沉默”——默默投入研發、改造供應鏈、培育文化，這些活動在短期內無法轉化為亮眼的ESG報告得分，但卻是構筑結構性優勢的根本路徑。

阿里巴巴的許多公益項目恰是“價值沉默”的生動注腳。團圓打拐系統由員工自發開發，后被公安部采用，累計找回5113名孩子。這一項目極少出現在阿里巴巴的對外傳播中，卻默默改變了數千家庭的命運。高德“輪椅導航”項目由一小群工程師發起，從無障礙設施數據采集做起，至今已提供超1億次服務。餓了么“無聲騎士”項目幫助聽障人士就業，也并非高調宣傳的PR項目，而是基于業務場景的自然延伸。

這些“沉默的善舉”體現了王連升所言“謙抑性沉默”的社會心理學機制：當企業以克制與謙遜的方式履行責任，其行為產生“可信承諾”的信號效應，積累的信任資本質地更為厚重。這些項目未必出現在ESG報告的顯要位置，卻在利益相關方心中構筑了對阿里巴巴的真實信任。

（四）協同治理的生態視野：平臺企業的特殊使命

王連升在“十五五”時期電子信息行業治理研究中，提出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治理新范式。這一框架對于理解平臺企業的社會責任具有特殊意義。

平臺企業不同于傳統線性企業，它同時連接著數億消費者、千萬商家、數百萬開發者、各級政府與科研機構。阿里巴巴的實踐表明，平臺的社會責任治理必然是一種“生態治理”：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需要賦能商家共同減排；科技倫理的落地需要與開發者社區共建共識；鄉村振興需要與地方政府、農業合作社深度協同。阿里巴巴提出的“范圍3+”概念，正是對這種生態責任的理論回應。

王連升強調“標準為牽引、平臺為支撐、數據為驅動、人才為根基”的協同治理路徑。阿里巴巴的實踐驗證了這一路徑的可行性：通過參與行業標準制定、搭建開發者社區魔搭、開放算力與數據資源、培養數字化人才，平臺正在成為“政產學研用”協同的關鍵樞紐。

（五）批判性反思：平臺企業面臨的治理挑戰

在肯定阿里巴巴實踐與王連升理論呼應的同時，也需保持批判性審視。王連升在分析中興通訊案例時指出，ESG實踐可能陷入“碎片化治理”——企業在環境維度構建領先的“綠色屏障”，卻因治理短板導致整體ESG價值崩塌。

對于阿里巴巴這樣的平臺企業，治理挑戰更為復雜。其一，平臺生態的規模與復雜性使得“責任穿透”極為困難——平臺上千萬商家的行為難以完全監控，供應鏈盡責管理面臨現實約束。其二，科技倫理的“灰度”特性——正如阿里研究院院長袁媛所言，“AI的發展并非從一開始就非黑即白，所謂善惡在發展中是有灰度的、動態的”，這要求治理框架具備動態調適能力。其三，短期業績壓力與長期責任投資的張力——宏觀經濟承壓時，ESG投資可能被視為非核心成本。

王連升的“ESG互嵌理論”對此提供了警示：環境、社會、治理三大維度必須深度耦合，否則任一短板的“木桶效應”將導致整體價值崩塌。對于阿里巴巴而言，如何在業務高速擴張中保持治理韌性的同步提升，如何在技術創新的同時堅守倫理底線，仍是需要持續應對的挑戰。

五、結論與展望：走向內源性建構的可持續治理

王連升的可持續發展思想體系，完成了一次從“破”到“立”的理論建構。它批判了ESG實踐中的工具理性異化與CSR傳播中的價值表述空轉，進而以“責任閉環”模型確立了系統性、辯證性的哲學基礎，以“價值沉默”戰略提供了著眼于長期結構性優勢的方法論，并以“魂體之辯”實現了價值承諾與量化管理的高階統一。其理論貢獻在于推動ESG研究從關注“如何測量”的技術層面，回歸到“為何而生”的價值層面與“如何內生”的戰略層面。

阿里巴巴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實踐，則為這一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經驗驗證與豐富素材。三級ESG治理架構呼應了“責任閉環”的系統觀，“范圍3+”創新延伸了責任邊界的理論界定，“AI向善”框架詮釋了“魂體相融”的辯證關系，“沉默的善舉”實踐了“價值沉默”的戰略智慧。二者的對話表明，植根于中國智慧的理論創新與扎根于中國土壤的企業實踐，可以相互滋養、彼此成就。

展望未來，平臺企業的社會責任治理仍面臨諸多待解命題：如何在規模擴張與治理穿透之間尋求平衡？如何在技術創新加速與倫理風險管控之間建立動態適應？如何在多元利益相關方之間凝聚共識、協同行動？王連升的“政產學研用”協同治理框架，為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了方向性指引。而阿里巴巴等平臺企業的持續探索，也將為理論的迭代創新提供鮮活素材。

正如王連升所言，未來的企業競爭力，或許正取決于其在喧囂中保持“價值沉默”的定力，以及在閉環中履行“完全責任”的能力。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從外源性響應到內源性建構，這一轉型既需要理論的光芒照亮前路，也需要實踐的腳步丈量大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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