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陸時所有人恨他，逃臺后卻官運亨通成一級上將，是何原因呢

俗話說，人生無處不意外，歲月無聲匆匆過，有些人站在人生的巔峰時卻突然跌落谷底，遭遇意想不到的打擊，但有些人的情況卻剛好相反，身在谷底時如坐云梯，直沖云霄。很多人都是前半輩子碌碌無為，但后半輩子突然就發達了，比如今天我們介紹生活在上世紀初戰亂時期的一位我的同鄉，他在大陸期間竟然所有的人都對他恨之入骨，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逃到臺灣之后，竟然是官運亨通，不僅晉升為一級上將，還一度過擔任臺灣所謂的“陸軍總司令”、“國防部長”等關鍵職務，可謂是達到了人生的頂峰，此人的名字叫陳大慶。

我們先說說陳大慶剛剛逃到臺灣那段時間的事情，隨著國軍兵敗如山倒，大陸的統治土崩瓦解、一敗涂地，多少曾經呼風喚雨、顯赫一時的所謂高級將領跌入谷底，被迫倉皇出逃，像過街老鼠一般狼狽，這些舊軍閥都失去了往日榮光，更不要說統兵之權了，甚至逃到臺灣之后，不少曾經叱咤風云的一級上將、二級上將直接剝奪兵權，從此沉寂，甚至連生活、待遇方面的條件都有明顯下降根本沒有什么保障，就更別說其它下級軍官了，以前手握重兵的都樹倒猢猻散，唯獨陳大慶卻是個例外。

那時，大家都有疑問，陳大慶憑什么能進入中樞呢？若認出身，拿老蔣用人的第四大標準“黃、陸、浙、一”，他頂多占了一項。若認打仗，他沒有同期那些高級將領獨當一面的軍事能力，從來沒有單獨率領過大兵團作戰，并非主力部隊，也沒有立下彪炳史冊的戰功；更為嚴重的是，他跟著的頂頭上司聲名狼藉，一蹶不振，被老將一擼到底；尤其是他的大陸期間，是一名四面楚歌性的人物，所有人都恨他。

一是國統區的老百姓恨他。抗戰時期，由于所部在河南軍紀敗壞，亂征收糧餉，出現了河南四荒"水旱蝗湯(湯指湯恩伯) 來形容當時之四大災害，而陳大慶是湯系將領中最得力的人物，解放戰爭時期的48年末，為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湯恩伯出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負責長江下游及京滬杭地區防務；做為湯恩伯親信將領的陳大慶任副總司令兼淞滬警備司令及上海防衛司令，分別負責上海市區與郊區的防御，對當地人民犯下累累罪行。

二是同僚和上下級恨他。恨的他原因很簡單，首先是那時的軍隊里普遍存在恨人富，笑人窮現象。其次他除了常規的吃空額，盜賣軍用汽油等行為斂財之外，他具有卓越的表演天才，李宗仁和吳國楨回憶錄中記載，早在“圍剿”紅軍時期，與一支紅軍游擊隊簽署一份“投降協議”，就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

甲方（陳大慶）義務： 每月提供子彈XX箱、手榴彈XX顆、西藥X箱（數量按紅軍“殘部規模”浮動）。上報“捷報”替紅軍掩護真實動向 “剿匪”避開紅軍實際控制區。乙方（紅軍游擊隊營長王德彪）義務：一、配合拍攝“受訓效忠”照，供陳團宣傳；二、定期提供“戰損數字”（陣亡XX、重傷XX）供陳團邀功；三、遇上級視察，需扮演“改造模范”。分紅條款： 陳團所獲“剿匪特餉”，分三成給紅軍做“辛苦費”。魔幻現實： 有次省府大員視察，王德彪率“保安隊”表演拼刺刀，觀禮臺掌聲雷動。大員一走，雙方擊掌大笑：“演得真累，加送兩箱手榴彈！”

陳團長的“生意腦”：亂世升官術，陳大慶冒殺頭風險養“假紅軍”，圖啥？無非是四個方面：一是戰功通脹： 戰場真勝仗難打，但“感化赤匪”屬政治正確大功，升官捷徑；二是吃空餉神器： 紅軍“殘部”實編百人，陳團按500人領餉，月吞巨款。三是彈藥套現： 送紅軍的彈藥，走賬算“剿匪損耗”，實際是將庫存軍火變相倒賣（紅軍付“分紅”即貨款）。四是保命護符： 與紅軍達成默契，防其真攻自己防區。

這一紅軍“假降”事件陳大慶可謂是下足了功夫，先寫好“劇本”：1. 國軍鐵桶合圍，紅軍“窮途末路”： 紅軍營長王德彪率殘部百余，衣衫襤褸向陳大慶團“投誠”。2. “隆重受降”： 陳團大擺宴席，邀記者拍照登報：大標題為“鐵拳剿赤，王部感化來歸！”3. “整編嘉獎”： “降軍”暫編為“獨立保安隊”，王德彪授少校銜，領雙倍軍餉。這是臺面上要做的事情。

然而，到了這天深夜，所有的人都驚掉下巴：陳團軍需官帶親兵，押送貼封條的“剿匪物資”至紅軍駐地。 紅軍回贈“戰利品清單”：虛構的步槍200條、土炮3門（方便陳團虛報戰果）。 雙方哨兵默契背對，完成“貨物交割”，贈送20箱子彈、5挺機槍！。為防泄密，陳大慶嚴令：紅軍駐地劃為“軍事禁區”，真國軍不得靠近——方便假紅軍自在活動！

這場陳大慶自編自導自演的名利雙收的紅軍“假降”事件。使他名利雙收，一方面火速上報“殲敵大捷”，私下對心腹說“剿共是工作，生意是生活。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而紅軍游擊隊在劣勢和敵人封鎖的背景下，自然是“將計就計”：輸血與情報戰紅軍看透陳團長心思，把假降玩成超級項目：一是物資補給線： 陳團成“秘密后勤部長”，緩解紅軍彈藥荒。“接收”的德造機槍，轉頭用在真戰場上；二是情報中轉站： 利用“保安隊”身份，自由穿越封鎖線傳遞情報、轉移傷員；三是反間計課堂： 故意提供半真半假國軍動向，誘陳團上報，擾亂敵方決策；四是瓦解敵軍： 接觸陳團中下層軍官，暗中策反。“獨立保安隊”成了紅色滲透樣板間。

更讓陳大慶覺得幸運的是，這場大戲唱了8個月，終因紅軍長征而落幕： 紅軍西撤時：紅軍營長王德彪部一夜“消失”，留信陳大慶：“團長高義，后會有期！所贈槍彈，已攜打反動派去也。陳大慶接到此報后，立即向上級發電急報“殘匪復叛”，將“分紅”未用完的錢買通上級，竟又獲“平叛表彰”。歷史注腳： 陳大慶后官至國軍中將，1949年逃臺又晉升上將。而紅軍營長王德彪長征途中犧牲，無墳無碑。假降密約里的真世相，一紙密約，照透時代荒唐：對國府： 腐敗深入骨髓，“剿共”淪為生意。陳大慶之流遍地，焉能不敗？對紅軍： 為生存靈活周旋，在絕境中借敵資源壯大。原則的堅定與策略的靈活，缺一不可。

對人性：亂世中，忠奸難辨，有人為信仰赴死，有人拿信仰變現。當槍彈與官印在密約中完成交易，真正的戰功早已寫在人心向背的歷史答卷上——只是那些用子彈換來的勛章，終究銹不過時間。面對這場“槍彈換戰功”的荒誕戲：你更驚嘆于紅軍“借敵輸血”的智慧？（生存大師），還是鄙夷陳大慶“生意救國”的無恥？（腐敗標本）或感慨，更說明了一個問題；亂世規則下沒有清白人？（時代之困），紅軍“假降”事件中賺得盆滿缽滿的陳大慶，讓很多同僚和上下級無語。

三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人民更恨他。1934年11月6日，紅軍長征前腳剛走20天，陳大慶的率部第一個攻進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他對著記者說一舉“收復”瑞金，根據地的人民卻稱“紅都失守”。街面上看，軍旗換了顏色；心里頭想，生活能不能照常？有人歡，有人怕，普通人最關心的是米袋子和家門口。城占了，炮聲暫時小了，看著像安穩了，其實暗流在走。陳大慶進城后的第一步，是貼布告。布告要點很直：凡是跟紅軍有關系的，在紅軍機關、學校、軍隊干過事的，游擊隊也算，男女不分，二十天內必須到鄉、區、縣的負責機關登記自首，說是“一律從寬，既往不咎”。

但話鋒一轉，拒不登記、被查出或被人告發者，一律處死；親友包庇，也一律處死。這個“從寬”，像把門開一條縫，手里卻捏著棍子。很多人看了布告，猶豫，要不要去？去，也怕；不去，更怕。街口的米鋪照常擺攤，茶館有人低聲議論，表面平靜，其實每家都在算風險。

與此同時，所不把手伸進鄉村。反對聲也有：布告口氣嚴厲，動輒死刑，容易逼出更多對抗；但軍方的邏輯簡單粗暴，先把人逼到臺前，再說“從寬”。這份“平靜”，其實是風暴前的低氣壓。舊歷年關前后，1935年一月底到二月初，地主返鄉團回到各自的村子，陳大慶開始第二步：以返鄉團為本地抓手，別動隊在旁監督，發動“清鄉”。命令更直白：“凡是跟紅軍干過事的人員（包括游擊隊員），不分男女，一律逮捕送指揮部。”前面還說“從寬”，這回干脆不談寬，只談抓。

抓法很具體：軍隊配合別動隊，返鄉團帶路，按村按名單去人。有記錄顯示，在瑞金外圍胡嶺背附近兩個村，逮了在紅軍里當過游擊隊的十二人，押到指揮部。這只是冰山一角。事后回憶稱，男女被逮約兩千人，少數在瑞金被槍決，多數押往南昌“感化”。更刺痛人的是，一度關押在瑞金城內的三百多名女干部，約一百多人保釋，剩下的一百多名年輕女性遭國民黨軍中一些中級軍官性侵后，被迫結婚。所謂“清鄉”，清掉的是人的尊嚴和家庭的根。

前面布告的伏筆，在這里集中爆發：登記自首成了篩網，返鄉團是燈下黑的向導，別動隊是把門的手。矛盾一下子頂到天花板，血與淚混在路塵里。抓完一輪，街面又靜了，像雨停后的屋檐。但更大的危機藏在屋內。家里少了人，田里少了勞力，孩子問大人，什么時候回來，大人答不上。鄉村的關系斷裂，被捕者的親友被迫選擇沉默或逃離，社會的信任被掏空。表面看，軍隊控制了縣城和要道，巡邏有序，布告齊整；里子里，仇恨在發酵，種下的是長期對立。

新的障礙也冒出來：指揮體系改名換擋后，哪些人管城，哪些人管鄉，扯皮增多，基層執行粗暴，信息不準，誤抓、漏抓都有，處理不了的就一推了之。返鄉團有私賬，別動隊有硬辦法，軍隊要速度，這三股力量拉扯，基層沖突加深。有人想和解，發現門口兩道崗；有人想申訴，發現窗口只收名單不收冤情。事態看似緩解，實際上像把鍋蓋扣緊了火，不炸是遲早問題。到此為止，沒有誰能把這塊土地的裂縫縫好。

按說貼布告是講程序，清鄉是保秩序，這聽上去很有“現代治理”味道。可一邊講從寬，一邊下死命令；一邊說既往不咎，一邊把人一律抓走，這邏輯擰得像扭麻花。他向上面匯報是動作快、手段硬，我只想問，快到把底線踩碎，硬到拿家人當籌碼，這算治理還是拆屋梁？還在說“感化”，結果是押送、槍殺、逼婚，這幾個詞放在一起，怎么讀都不順。蘇區到處呈現田園荒蕪、人煙稀少的慘象，這一筆賬后來全部算在陳大慶的頭上，所以人民對他恨是必須的。

不過，陳大慶第五次圍剿紅軍時，率部第一個打進了瑞金，還搞出一些壓制民眾的手段，深得老蔣的欣賞，很快他就提拔為旅長、少將師長、中將軍長，開啟他在軍隊中的晉升模式。

陳大慶，字養浩 ，江西贛南崇義縣橫水鄉茶灘村柴蓬背村小組人，他的父親名叫陳必銹，是當地的文化人，晚清時例授國學貢員，民國時任崇義縣議員，母邱太夫人，由于他父親是文化人，因此格外重視教育，他從小就讀書，陳氏幾兄弟都學業有成，那時雖然家里窮，卻很有志氣，他從小私塾的時候，常常沒有午飯吃，老師可憐他，就請他吃飯，他每次都說自己已經吃過了。

陳大慶學習非常刻苦，讀書的時候就寫得一手好書法，師從“二王”風格，行筆瀟灑，整體干凈利落，給人一種清雅脫俗的感覺，仔細觀其字，每個筆畫的起筆都有一個“尖”，這樣露鋒入紙，筆畫精到、點畫精微，正所謂凌空逆勢起筆，落筆入紙具有敏捷順暢、生動活潑的特點，又使筆形優美自然，明澈單純、曉暢明白、稚拙端正，法典雅大度，每一個字細節去配合和補充呼應，做到整體上的和諧統一均衡，深入淺出地展示了其書法的運筆內涵，清氣盎然不做作，字中處處顯出他嚴謹的氣質，直白有個性。

值得稱道的是陳大慶對中國古典文學造詣亦深，尤以詩聯見長。在硝煙彌漫的抗日戰場上，他也經常作詩，1940年秋，夜襲襄樊告捷，他在馬上口占七絕一首云： 神兵夜半襲襄樊，一鼓沖鋒克要關。小試吳鉤寒寇膽，中華自有好兒男。同年底在襄河出擊，他賦七絕一首云：機聲軋軋炮聲隆，正是我軍打反攻。十萬貔貅聲勢壯，殲倭定在大江東。

陳大慶娶了一位夫人名叫胡次瑩，十分漂亮，是中英混血兒，父親是江西萍鄉人，母親是英國白人，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她有個哥哥叫胡偉克，字倜澐,是國軍空軍中將，長得風度翩翩，他畢業于黃埔六期，曾任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武官、國民黨空軍總指揮部交通處副處長、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校長、臺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戰略顧問等職。胡偉克是國民黨杭州筧橋航空學校的第一任副教育長。

抗日戰爭時期，陳大慶的夫人胡次瑩在陜西城固留守處發動全軍家眷趕制了一批慰勞軍鞋運抵前方。陳將軍喜賦五絕一首，叫秘書復印出來每雙鞋內附上一張。詩曰：家屬手中線，征人腳上鞋。穿鞋去打仗，合力滅狼豺。 詩寫得通俗易懂，戰士們看了深受感動和鼓舞，說：“軍長和家屬們這樣關懷體貼弟兄，我們應該努力殺敵，爭取更大勝利！”

陳大慶小舅子

有一次，老河口五戰區長官部召開高級將領會議，會前，李宗仁長官戲出上聯索對。其上聯是：“卅一集團老恰好半打”。（因為出席會議的湯集團十三軍軍長張雪中、廿九軍軍長陳大慶、總部參謀長萬建蕃、暫十六師師長李強、一九三師師長賴汝雄、副師長龔建勛等六人都是江西人，正合半打之數）與會人員面面相覷，無應者。陳將軍不假思索，隨口對曰：“第五戰區長官唯公一人。” 措詞得體，不亢不卑，立即引起全場熱烈掌聲。李宗仁將軍莞爾笑日：“對得好，對得好！人們說陳將軍文武全才，真名不虛傳也”。

陳大慶雖然沒有打過什么著名的戰役，也沒有取得很大的勝利，不過，他在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還是做得較到位，善于總結，比如他提煉的軍人一二三四：即樹立一個信心——堅信抗戰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人民、做好兩種準備——不成功便成仁、掌握三項技能——瞄準、射擊、做工事、側重“四防”訓練——防空、防毒、防戰車、防蝗災。（因當地已發生蝗蟲，必須號召各部隊大力協助群眾滅蝗，爭取豐收。）還是朗朗上口，很多人都在談論他的確有才。還得到老蔣的首肯。

晚年的陳大慶官場十分得意，但他最難忘的依然是故土，他在做六十歲生日的時候， 特意請了所有的臺灣的江西贛南籍團長以上職務的人，共有300多人，他即席朗誦他那首以《夢》為題的七律，讀時聲淚俱下，聞者動容。詩曰：頻年客思繞家山，夢整歸裝展笑顏。酣以渾忘棲海嶠，神飛恰似返鄉關。親朋晤面情殊洽，袍澤重逢語極歡。 忽聽金雞催破曉，醒來別淚濕征衫。字里行間，充滿思念家鄉故土之情和希望重返家園的美好憧憬。

可惜在陳大慶過完生日九年之后，雖然官運亨通，臨死時人生達到巔峰，但壽命不長，1973年因患癌癥，彌留之際，還喃喃自語：“國，國家要統一，我，我要歸葬大陸……”語畢，在任上溘然長逝，畢生夢寐以求的愿望沒有得到實現便與世長辭了，終年6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