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起真實改判案例，看職務犯罪背后的法治精神

張智勇律師給大家分享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職務犯罪案例。

這起案件原本一審以“貪污罪”判刑，但在二審階段，法院經過認真審查后，依法作出了改判：認定當事人構成的是“職務侵占罪”。這不是一個小小的技術調整，而是一場“定性”的重大轉折，背后包含著法律適用的精準推敲，也折射出司法機關在面對事實與法理之間的沖突時，敢于依法糾偏的責任與擔當。

案號：（2016）粵12刑終XXX號

案件發生在某地某市某新區，甘某，時任某鎮某村村小組副組長，因涉嫌在征地補償中騙取集體資金258495元而被提起公訴。

一、檢察機關的指控邏輯與事實依據（原審階段）

根據檢察機關起訴書及一審判決書，檢方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指控甘某等人構成貪污罪：

1. 身份認定：村干部屬“國家工作人員”

檢察院認為，甘某作為村小組副組長，雖未納入國家編制，但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其作為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征地補償事務的人員，應視為國家工作人員，可構成貪污罪的主體。

2. 利用職務便利：提前獲取征地消息并操控補償流程

指控稱，2008年，政府征收某村土地，共撥付青苗補償款856996元。甘某提前得知征地信息后，私下與非本村村民葉某協商，以葉的名義低價從實際承包人杜某手中獲取承包權。

隨后，甘某與其親屬甘某二（時任村組組長）串通，偽造果場青苗補償一覽表，虛增面積，將30畝果場按每畝2.85萬元的標準計算申領補償，共領取856996元。

3. 虛報、套取補償款并私分

公訴機關明確指出，這筆補償款按計劃應依法支付給實際承包人，但三人合謀，通過虛構轉租、虛報面積等方式“套現”，之后私下分配——其中甘某個人獲利46萬元。檢方認為，其行為已構成共同貪污公款。

4. 證據支持：書證+口供+財務流水+會議記錄

檢方提交了如下證據支持其觀點：

村小組會議記錄；

土地轉租協議、果場補償表；

補償款的銀行流水記錄；

三名被告人各自的供述與相互印證；

多名村民、村干部的證人證言。

綜上，檢察院認定：甘某等人利用職務便利侵吞了“國家專項資金”，構成《刑法》第382條、第383條規定的貪污罪。

二、一審判決：定貪污罪，實刑三年，處罰金20萬元

某區人民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大部分觀點，判決如下：

甘某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甘某二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十萬元；

葉某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十萬元；

三人非法所得258495元予以追繳。

三、二審改判：依法改為職務侵占罪，輕判處理

案件進入二審后，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并未止步于原審的“定性路徑”，而是進行了細致深入的法律審查，重點圍繞兩個問題：

第一，甘某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

二審法院認為：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村干部是否“視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限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土地征收、補償分配等“執行公務”行為期間。

但本案中，政府補償款已撥付至村集體賬戶，甘某等人操作的是“村集體內部分配”事務，不再屬于協助政府的范疇，故不能視作國家工作人員。

不符合貪污罪的主體要件。

第二，涉案財產是否屬于國家公共財產？

法院進一步查明：被多領的補償款（9.07畝）對應的土地屬于村集體未分包土地，因此，青苗補償款歸屬應屬于本村集體。

補償款一旦進入村小組賬戶，其性質也轉化為“集體財產”，而非“國家財產”。

不符合貪污罪的財產要件。

四、最終裁判結果：從貪污罪改為職務侵占罪

法院根據《刑法》第271條，重新認定三人構成職務侵占罪，并依法改判：

甘某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

甘某二：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葉某：一年，緩刑二年；

三人退賠的258495元返還村集體。

值得注意的是：

職務侵占罪不強制并處罰金；

甘某二審階段已退贓，并獲村集體諒解，法院予以酌情從輕處理；

原認定自首不成立未變，但其積極退贓行為被視為重要從寬情節。

五、為什么這個改判值得特別關注？

這個案件之所以引發關注，不僅因為判決結果逆轉，更因為它體現了司法機關在面對事實、證據與法律條文時，勇于糾正錯誤、依法適用法律的擔當精神。

在當前反腐高壓背景下，“貪污罪”的社會敏感性和政治壓力可想而知，尤其是涉及公職人員、集體資金時，容易“拔高定性”，但這起案件提醒我們：

法律的適用不能只看結果，更要精準分析行為的構成要件。

該案的改判，不僅讓被告人得到了更為公正的處理，也對廣大一線司法人員、辦案人員和辯護律師來說，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的判例。

六、幾點辦案體會與延伸思考

· 第一，職務身份審查是職務類案件定性的“第一步”關口。

· 第二，補償款的“財產屬性”是關鍵——國家？還是集體？

· 第三，有爭議就要依法厘清，不做“罪名兜底”型定罪。

這起案件的改判結果我分享出來，是希望更多人看到——在職務犯罪辯護中，確實存在通過理性、合法路徑進行有效辯護的空間。

哪怕一審已經定罪、判刑，也不是終點。只要有法理支撐，有合理分析，有程序武器，二審階段依然可能實現轉機。

張智勇職務團隊平時在職務犯罪案件研究和集體研討中，也經常遇到類似的“定性爭議”問題。我們必須一貫注重事實與法理的雙重推敲，善于從身份、財產屬性、程序等關鍵點尋找突破口。這類案件，往往決定命運的，不是“案件的大小”，而是是否有人愿意去多想一步、多查一遍。

作者簡介：

張智勇，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主任、創始人及首席合伙人，深耕刑事辯護領域29年，領銜創辦了西南地區首家專注刑事辯護的專業律師事務所，并率先在全國范圍內組建了“50+人職務犯罪辯護團隊”。作為刑辯領域具有影響力的實務專家，他身兼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委會副主任、重慶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分管刑事辯護）、重慶市法學會常務理事等多項重要職務，并屢獲殊榮，先后被授予“全國優秀律師”、“重慶市十佳律師”、“重慶市優秀律師”及“重慶最佳刑事辯護律師”稱號，連續兩屆斬獲“重慶經典刑事案例”獎項。

張智勇律師堅持“實務與理論并重”，擔任西南大學量刑中心研究員及西南大學、重慶工商大學等多所高校兼職碩士生導師，結合二十余年辦案經驗著有《職務犯罪組合拳辯護的實踐與運用》與《75項留置核心法律問題全解讀》，系統梳理了職務犯罪辯護策略與監察留置法律痛點。他專注于職務犯罪、經濟犯罪、詐騙犯罪等重大疑難案件辯護，親自處理各類職務、經濟類刑案500余件（大部分系受賄、貪污、行賄等職務犯罪），獲得十余件無罪結果，累計帶領、指導團隊辦理各類刑案辯護5000件以上。多年來，張智勇律師持續深耕全網平臺，聚焦“案件實務”與“風險解讀”，全網粉絲突破603萬。他憑借精湛的專業功底與敢于直言的風格，贏得了廣泛的社會關注與支持，是目前國內備受當事人和家屬信賴的實戰派刑辯專家。執業以來，他始終信奉艾倫·德肖維茨的格言：“只要我們決定受理這個案子，擺在事實面前的只有一個日程——打贏這場官司。我將全力以赴，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把委托人解救出來，不管這樣做會產生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