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甲智：《廣艷異編》的初期印本與成書問題

《廣艷異編》三十五卷，是明代安徽文士吳大震于萬歷年間輯錄匯編的一部歷代文言短篇小說作品集，所收皆明代及前代的單篇作品。其中的作品都屬“艷”或“異”二類，內容以部類相從，也有論者以之為專題性類書。

《廣艷異編》

《廣艷異編》與其他大量文言小說選集共同涌現于明萬歷朝，有力地促成了萬歷朝文言小說的繁榮局面。

一、初期印本

自明萬歷間刊印以來，《廣艷異編》的存世版本非常稀少，今天海內外所能見到的只有兩部。一為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十冊，三十五卷。其缺葉情況如下：

卷二缺失第二三、二四葉，所缺故事為《黃寅》后半、《胥教授》全篇。

卷六缺失第九、十葉，所缺故事為《徐智通》結尾、《陳鸞鳳》全篇、《葉遷韶》前半。

卷一〇缺失第二一葉，所缺故事為《娟娟傳》結尾。

卷一三缺失第二四葉，所缺故事為《李十一娘》結尾。

卷二二缺失第十五、十六葉（重出卷二一第十五、十六葉），所缺故事為《李約》后半、《曲秀才》全篇、《姜修》全篇、《姚康成》開頭。

卷二四缺失第二一葉，所缺故事為《鄧元佐》結尾。

二為上海圖書館藏本，六冊，二十二卷。自第二冊至第六冊，每冊都鈐有“余姚謝氏永耀樓藏書”之印，知其原為民國時藏書家謝光甫舊藏。其缺葉情況如下：

卷首缺失《廣艷異編》序、凡例。

卷五缺失第十八葉，所缺故事為《蕭洞玄傳》后半、《游春臺記》開頭。

卷一〇缺失第二一葉，所缺故事為《娟娟傳》結尾。

長期以來，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因為是全本，國內的《古本小說集成》、《續修四庫全書》、《明清善本小說叢刊》三大叢書皆據以影印，《續修四庫全書》并據上海圖書館藏本補足了其卷二、卷六、卷二二的缺葉。

上海圖書館藏二十二卷本《廣艷異編》，孫甲智攝。

而上海圖書館藏的二十二卷本，則很少有人注意并利用，又因長期以來論者皆目之為“殘本”，它的價值被大大低估。實際上，它并非“殘本”，而是《廣艷異編》的初期印本。

以之與內閣文庫藏本進行比較，則知二者本就是同一套鐫印板片：

（一）版框高度相同。

內閣文庫藏本遠在日本，本來難以目驗并進行測量，好在日本公文書館公布了內閣文庫本的原色影像，并在每冊之首附有標尺和比色卡，使得以之與上海圖書館藏本進行版框高度對比成為可能。

筆者對上海圖書館藏本的版框進行了抽樣測量：卷一第一葉，版框高約20.0厘米；卷二第二二葉，版框高約20.2厘米；卷三第十七葉，版框高約20.9厘米；卷四第三葉，版框高約21.4厘米；卷六第十二葉，版框高約20.9厘米。根據內閣文庫本影像的標尺進行測算，其與上海圖書館藏本的上述版框高度誤差在二毫米左右，應認為二者的版框高度是相同的。

（二）行款版式相同。

二者都是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四周單邊，單白魚尾，版心上方刻“廣艷異編”，魚尾下刻類目“某部”，下刻葉數而無卷目。

（三）每葉的起訖文字相同。

自卷一至卷二二，凡二者共有的葉面，每一葉的文字起訖，二者都相同。

《艷異編及其續書研究》

（四）裂板、缺印、墨釘相同。

卷二二第十八葉A面（《石占娘》篇）“肅”、“清”、“四”、“日”四字處，二者皆有裂板，但上海圖書館藏本的裂紋更細小。卷二一第十六葉A面第三行界格最下端，二者版框欄線斷處相同。卷一六第七葉B面首行（《大歷士人》篇）“三十二字”，二者“三”字第一橫皆缺失，因中間一短橫皆存，故知實皆為“三”字。卷一九第二十葉B面《大桶張氏》，二者正文篇題皆缺失“大”字，題中“桶”字皆較正文低三格（按本書例，凡篇題較正文低二格）。

卷二二第十八葉B面第四行（《石占娘》篇）“人所同然”，“同”字皆缺印里面的一短橫。卷二一第十六葉A面首行（《張秀才》篇）“皆”字下，二者都有挖字墨釘，形狀相同（內閣文庫本卷二二第十六葉，為該葉重出，墨釘亦相同）。至于界格斷處之相同，更不勝數。

（五）特殊字形相同。

如卷一一第十一葉B面第六行（《王幼玉記》）“千金買醉屬傭人”之“買”字，二皆誤作“噐”；第十九葉B面末行（《薛姬傳》）原刻“閑戶自?死”之“?”字，二者皆作“

卷二二第三葉A面第八行（《盧涵》篇）“因變為酒”之“變”字，二者皆作“

此類奇特字形，《廣艷異編》中所在多有，而內閣文庫藏本與上海圖書館藏本都相同，如非同一套鐫印板片，則不可能如此一致。

《〈艷異編〉研究》，任明華著，齊魯書社2024年9月版。

據此數項判斷，上海圖書館藏本與內閣文庫藏本乃同一套板片，殆無可疑。只是二者卷首差異甚大：上海圖書館藏本卷首無自序、凡例，而其總目為第一卷至第二十二卷詳目，每卷詳目首題曰“《廣艷異編》卷之某目錄”，其下詳列該卷篇題，每卷詳目末則署“目錄終”三字。

內閣文庫藏本卷首則有自序、凡例，其總目自“卷之一”至“卷之三十五”，僅列每卷之類目，無篇題詳目。筆者認為上海圖書館藏本并非“殘本”，假如總目列有三十五卷，而正文僅二十二卷，還可認為它可能“殘”；然而上海圖書館藏本總目的卷數、篇題與正文的卷數、篇題是完全對應的。它比內閣文庫藏本少十三卷，且諸家書目都沒有著錄，則是因為它是《廣艷異編》的初期印本，印數極少，且很快吳大震就繼續編纂下去，最終成了三十五卷本。

卷首的自序和凡例，上海圖書館藏本應該原本也有，很可能是流傳中散失脫落了。因為原藏者謝光甫的“余姚謝氏永耀樓藏書”印章，今只存于第二冊至第六冊中，而他不可能偏偏不在首冊上鈐印的。

《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

這說明首冊的前面數葉后來脫落了，而且脫落時間距今未久，是在謝光甫收藏此本以后。當吳大震將二十二卷繼續增纂到三十五卷時，二十二卷本的卷首總目就不再適用了，于是重鐫了三十五卷本的卷首總目。

總目若繼續采取列詳目的形式，勢必導致目錄太長，每卷的詳目至少需要鐫一塊板片，則三十五卷的詳目至少要四五十葉了。無論出于經濟利益還是總目篇幅的考慮，吳大震應都會舍棄這種總目形式，而改為僅列每卷類目了。

初期印本的特征，在上海圖書館藏本上有很明顯的體現。該本文字清晰，筆劃鋒銳，邊欄線斷處較少，頗具有“睜眼反應”。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337冊）影印內閣文庫藏本《廣艷異編》時，曾據上海圖書館藏本補了部分缺葉，為二者印刷版面的對比提供了方便。只要翻開該書第177—178頁、217—218頁、390頁前后對比一下，即可見上海圖書館藏本版面那種“眼前一亮”的清晰。

雖然《續修四庫全書》在影印內閣文庫藏本時，所據似乎并非原書而是據復印件，其效果比原書要更加模糊一些，但足以反映出，內閣文庫藏本是板片經多次印刷后的印本，文字磨損較多，筆劃雖未模糊，然而已經明顯發虛，其版面清晰程度遠不如上海圖書館藏本。

即使以內閣文庫本的原色影像與上海圖書館藏本對比，二者共有的葉面，凡上海圖書館藏本缺處誤處，內閣文庫本必同缺或同誤；而內閣文庫本某些模糊甚至已完全漫滅不見的文字，在上海圖書館藏本上往往比較清晰。

如卷一〇《翠翠傳》“但愈加抑郁”之“愈加”二字，卷一五《張真人》“真人以木籠盛之”之“盛”字，在內閣文庫本上都已漫滅莫辨，在上海圖書館藏本上則清楚可識。這也是因為書的板片既越印越模糊，其本就模糊的文字就率先漫滅在時間長河中了。

《明代類書體小說集研究》

二、成書時間再討論

目前所見最早著錄《廣艷異編》的目錄書是明代徐所撰《徐氏家藏書目》，其子部小說類載“《廣艷異編》三十五卷。吳大震”。后來明代祁承?《澹生堂藏書目》子部亦載“《廣艷異編》。八冊，三十五卷”，而未著錄作者。

關于《廣艷異編》的成書時間，論者推定為萬歷三十二年（1604）至萬歷三十五年（1607）間[1]，后有論者進而推至萬歷三十四年（1606）至萬歷三十五年（1607）[2]。此二說所據材料相同，時間上限都是據《榕陰新檢》中《金鳳外傳》篇后的王宇識語（《廣艷異編》卷七輯入，而未輯篇后識語），時間下限皆據《徐氏家藏書目》。

成書時間上限推定為萬歷三十四年（1606），近是；而成書時間下限據《徐氏家藏書目》，則未必可靠。

這是因為，《徐氏家藏書目》卷首有《家藏書目序》（末署“萬歷壬寅初秋，三山徐興公書”）、《藏書屋銘》（末署“萬歷甲辰六月望日，徐興公書”）、《題兒陸書軒》（末署“萬歷丁未秋日，徐興公書”），看起來似乎《徐氏家藏書目》在萬歷三十五年（丁未，1607）已編成，但實際上，徐對其《家藏書目》的增補幾乎是延續其終生的。那么，也就無法據《徐氏家藏書目》來推定《廣艷異編》的成書時間下限了，因為《廣艷異編》也可能是徐在萬歷三十五年后增補入其《家藏書目》的。

《徐氏家藏書目》

比如，《徐氏家藏書目》中，著錄《廣艷異編》的子部小說類還著錄有：“《說儲》八卷《續說儲》八卷。陳禹謨”，而《說儲》乃徐勝芳初刊于萬歷三十七年（1609）；“《二俠傳》二十卷。男俠、女俠。拓浦徐廣輯”，而《二俠傳》初刊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千百年眼》十二卷。瀟湘張燧”，而《千百年眼》初刊于萬歷四十二年（1614）；“《舌華錄》九卷。新都曹臣”，而《舌華錄》初刊于萬歷四十三年（1615）；“《五雜俎》十六卷。謝肇淛”，而《五雜俎》初刊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

以上這些都是刻本，但是，徐氏或許在初刊前就得到了這些書的稿本或抄本，因而其所著錄的這幾種并非刻本而是稿抄本，這種可能性雖然不大，畢竟還不能排除。下面幾種情況，就會更加具有說明的效力了。

《徐氏家藏書目》集部別集類“南京蘇州府”下著錄有：“葛一龍《鐘陵社草》一卷”，其作者簡歷中云“天啟中官福建理問”；“張溥《七錄齋集》六卷”，其作者簡歷中云“辛未進士”，辛未年乃是崇禎四年（1631）；“《馮夢龍詩集》六卷”，其作者簡歷中云“崇禎初鄉貢，壽寧知縣”，所以著錄之時也必在崇禎七年（1634）馮夢龍任壽寧知縣以后了。甚至別集類“南京應天府”下，最末條著錄有徐氏晚至崇禎十四年（1641）才得到的“朱潤祖《寓軒集》十卷”[3]。

《徐氏紅雨樓書目》

再比如，四卷本《徐氏紅雨樓書目》和七卷本《徐氏家藏書目》中都有的子部傳奇類，其中皆著錄有“《萬事足記》。馮夢龍”，而這部《萬事足記》傳奇，應是作于馮夢龍任福建壽寧知縣時，所以徐氏著錄此書的時間同樣不早于崇禎七年（1634）。

相對來說，據《劉氏鴻書》明確注引《廣艷異編》來推定《廣艷異編》的成書時間下限，即萬歷三十八年（1610）[4]，目前看來可能更為穩妥些。至于祁承?《澹生堂藏書目》之編定，已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的事，時間則更晚了。

三、來源文獻與校勘價值

與成書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廣艷異編》的故事文本來源。內閣文庫本《廣艷異編》共匯集故事597篇，其中卷四《陳生》僅存篇名而無正文，卷二二中《張秀才》和《輕素輕紅》兩篇與卷二一中重出（上海圖書館藏本則不重出），實存594篇。

這594篇故事中，有325篇見于《太平廣記》，有98篇見于《夷堅志》（其中《投桃錄》《寶環記》《妖柳傳》三篇，與《夷堅志》中的《劉堯舉》《西湖庵尼》《陶彖子》差異甚大），有18篇見于《瑯嬛記》，有18篇見于《榕陰新檢》（《鄭鬼小娘》一篇早見于《夷堅志》，不計入），僅此即已看出，《廣艷異編》中的故事幾乎都是“述舊”，這些故事都是吳大震大量翻閱典籍，“神游宛委”而“心醉嫏嬛”，“時披冊府之遺函”（《廣艷異編》凡例中語），精選而來。

全書目前來源無考的篇目僅34篇左右，也無法確定該部分是否都來源于吳大震那些“猶龍之勝友”的口中。

在已知的《廣艷異編》故事來源中，《太平廣記》和《夷堅志》是其最為主要的兩部前朝文獻，且這兩部書版本都較多。其他如《瑯嬛記》《榕陰新檢》《古今清談萬選》《稗家粹編》《青泥蓮花記》《剪燈新話》《剪燈馀話》等，都是明代刻本。

《重刊宋本夷堅志》

關于《廣艷異編》所據的《夷堅志》版本，論者已有較明確可靠的判斷，即主要是葉祖榮編選的《新編分類夷堅志》[5]。此處且重點討論一下《廣艷異編》所據《太平廣記》的版本。

自談愷在明嘉靖、隆慶之際刊刻《太平廣記》以來，到吳大震所生活的萬歷年間，又出現了活字本和許自昌刻本兩種《太平廣記》，《廣艷異編》所依據的會是何種呢？這需要通過異文對比來尋求痕跡。如：

《廣艷異編》卷一《瀚海神》（出《太平廣記》卷二九七）“今有爾小將投我”句之“今”字，談愷本作墨釘，活字本此處作空缺，許自昌刻本則有“今”字，《廣艷異編》同許本。

《廣艷異編》卷一八《郄惠連》（出《太平廣記》卷三七七）“忽見一人，繡衣佩刀”句之“繡衣”二字，“以冊立閻波羅王”句之“冊”字，談愷本皆作墨釘，活字本皆空缺，許自昌刻本則有“繡衣”及“冊”字，《廣艷異編》同許本。

《廣艷異編》卷二八《崔韜》（出《太平廣記》卷四三三）“妾試更著之”句后，談愷本、活字本皆有“衣猶在請”四字，許自昌刻本則無此四字，《廣艷異編》同許本。

《廣艷異編》卷三二《崔咸》（出《太平廣記》卷三三三）“陪陵崔咸”句之“陪”字，談愷本、活字本皆作“博”，惟許自昌刻本作“陪”，《廣艷異編》同許本。

在選取例證時，此處特意避開了那些同時見于《太平廣記》和其他上源文獻的故事，如《廣艷異編》卷二《震澤龍女》“茅山華陽隱居”句之“華陽”，《太平廣記》卷四一八談愷本、活字本皆作“華龍”，許自昌刻本作“華陽”；但是篇中其他句，如“有漁人茅公偶墮洞中”“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忽仿佛記得歸路”，談愷本、活字本、許自昌刻本皆作“有長城乃仰公馳誤墮洞中”“晝夜光明，遇守門小蛟龍”“忽仿佛說得歸路”，而《廣艷異編》此篇的文字實際上是來源于《古今說海》[6]。

桂芳堂刊本《古今說海》

《廣艷異編》卷二九《鄭四娘》“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衣服脫卸如蛻，腳上著錦襪”“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復還東京，婚于蕭氏，蕭氏常呼”“一日晚，李與蕭攜手歸房”“李問阿誰夜來答曰”“聞其言，遽欣然躍起”“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謂”“宜早為撫育”等句，《太平廣記》卷四五一談愷本皆被挖去，作墨長條，活字本皆空缺，許自昌刻本則皆有，《廣艷異編》同許本；但是《廣艷異編》此篇的文字也有可能來自于《狐媚叢談》。

從《廣艷異編》獨同于許自昌刻本《太平廣記》的文字來看，在吳大震所能看到的《太平廣記》版本中，他所依據的很可能是許自昌刻本，這個刊刻于萬歷年間的本子，距離他編纂《廣艷異編》的時間最近，或許更易于見到。

輯錄故事時，吳大震有意進行了校勘，其凡例謂“三豕渡河，盡掃風庭之落葉”。因而在文獻傳播的層面，《廣艷異編》不僅保存了很多今天已佚的文獻，而且有助于文獻校勘。

如《太平廣記》卷一八《柳歸舜》：“我憶阿嬌深閨下淚，唱曰：‘昔請司馬相如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注出《續玄怪錄》。“昔請司馬相如”，高承埏稽古堂刻本《玄怪錄》作“昔請司馬郎”，所唱四句即成五古一首。

程毅中先生以稽古堂本為底本校《玄怪錄》，此處校曰：“‘郎’陳本、《廣記》、《說海》、《廣艷》等作‘相如’二字。”[7]其實，《廣艷異編》卷四《柳歸舜傳》正是作“昔請司馬郎”，程先生此處失校。

而《廣艷異編》刊成時，高承埏方在髫齡，雖然無法肯定后來高承埏刻《玄怪錄》，此處就是據《廣艷異編》校改，但《廣艷異編》是比稽古堂本《玄怪錄》更早的作“昔請司馬郎”的文獻，則是無疑的。

《玄怪錄 續玄怪錄》

又如《太平廣記》卷四〇四《肅宗朝八寶》，天帝命刺史崔侁進寶于天子，而節度使崔圓欲錄表奏，真如止之曰：“天命崔侁，事為若何？”諸本文字皆同，然義有未通。惟乾隆時陳鳣校本“事為若何”校作“奈何違乎”。

《廣艷異編》卷二〇《真如八寶記》則作“天命崔侁，爭為若何”，故崔圓“懼而止”。如此則文義暢然，“爭”字應即吳大震的校改，“事”為“爭”之形誤；陳鳣校本則似去真遠矣。

《太平廣記》卷一五〇《李揆》“前二首無所遺限”，諸本皆同，“限”字誤，可據《廣艷異編》卷一七《李揆》改為“恨”字；《太平廣記》卷三二三《富陽人》“此物轉頓請乞放”，諸本皆同，“轉頓”二字疑誤，《廣艷異編》卷三一《富陽王氏》則作“此物稽顙，專請乞放”，義更圓足而優長，“轉頓”或為“稽顙”之形誤。凡此皆可見《廣艷異編》的校勘價值。

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刻本《太平廣記》

《續艷異編》為《廣艷異編》的選編本，選輯了《廣艷異編》中的163篇故事。二者的早晚關系，曾一度引起爭論。

二者間有一些不可逆轉的文字演變，可以提供較為堅實的證據。如《廣艷異編》卷三五《鄭婉娥傳》“鄉關念淺”句之“關”字，內部殘缺，僅隱約存“廾”，《續艷異編》則作“閭”字；而該篇的來源文獻《剪燈馀話》卷二正是作“關”字，這說明《續艷異編》正是因為《廣艷異編》中此字難辨而作了臆改。

又如《廣艷異編》中《大歷士人》《海賈》《張太》《劉長史女》《麗春》《秋英》等篇，《續艷異編》的文字皆簡略甚多，而《廣艷異編》則與各篇來源文獻的文字相同，這也說明只能是《續艷異編》做了精簡，而不可能是《廣艷異編》對《續艷異編》做了增補。

上海圖書館藏二十二卷本作為《廣艷異編》的初期印本，是目前所知的海內外孤本，值得引起重視，它對研究《廣艷異編》的成書過程，及對《廣艷異編》的校勘，都有重要作用。

《廣艷異編》所主要依據的許自昌刻本《太平廣記》、葉祖榮編本《新編分類夷堅志》等，又可見這兩部大型文言小說在晚明時期的傳播與接受情況。

明嘉靖二十五年清平山堂序刊本《新編分類夷堅志》

同時，廣選、匯編故事的《廣艷異編》，除了能帶給讀者精神的愉悅，還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是一部頗值得重視的文言小說選本。

注釋：

[1] 任明華：《〈廣艷異編〉的成書時間及其與〈續艷異編〉的關系》，《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第5期，第65頁。

[2] 趙素忍、張曉欣：《〈廣艷異編〉成書時間新考》，《傳媒與藝術研究》2018年第1期，第57頁。

[3] [明]徐等撰，馬泰來整理：《新輯紅雨樓題記　徐氏家藏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頁。

[4] 韓結根：《〈廣艷異編〉與“兩拍”——“兩拍”藍本考之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第89頁。

[5] 趙素忍：《〈艷異編〉及其續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頁；任明華：《〈艷異編〉研究》，齊魯書社2024年版，第323-327，362-385頁。

[6] 任明華：《〈艷異編〉研究》，齊魯書社2024年版，第320頁。

[7] [唐]牛僧孺、[唐]李復言撰，程毅中點校：《玄怪錄　續玄怪錄》，中華書局，2006年，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