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扣扣走了七年，他父親的手機還在坐牢

文｜李宇琛

2019年7月17日，陜西漢中，張扣扣被執行死刑。他殺了三個人，為二十二年前被打死的母親。法律說他該死，他沒有異議。

七年后，他父親張福如的手機，仍然打不出一個電話。

這事兒要說清楚，得從頭來。

1996年，張扣扣的母親汪秀萍和鄰居王家起了沖突。王正軍——當時十七歲——一木棒砸在汪秀萍頭上，當晚人就沒了。更讓張家咽不下這口氣的是后面的事：法醫當著全村人的面，在張家門口的路上解剖了遺體。十三歲的張扣扣跪在旁邊，看著母親被打開。

他姐姐后來接受央視采訪時說了一句話：

"很多人出來做的假證，你知道為什么嗎？人家當官。"

王正軍被判了七年。實際坐了三年出來。賠償金九千六百三十九塊三毛。張福如上訪多年，每一次都石沉大海。區法院不立案，中院駁回申訴，國家賠償不予受理。

法律給張家關上了所有的門。

二十二年后的除夕，張扣扣在山上等到了王家人祭祖回來，持刀殺了王正軍、王校軍、王自新三人。七十一歲的王自新，四十七歲的王校軍，三十九歲的王正軍——一個不剩。但他沒有動王家任何一個女人和孩子。

兩天后他自首了。

一審死刑，二審維持，最高法核準。2019年7月17日執行。整個過程干凈利落，法律這回效率很高。

張福如拒絕領回兒子的骨灰。他說：

"我不要，我永遠不要！"

一個老人，先沒了妻子，再沒了兒子，法律程序全部走完，案件徹底終結。按照任何一個正常國家的邏輯，故事到這里就該結束了。

但在這里，案件可以終結，但對人的管控不會終結。

張福如獨自住在漢中南鄭區新集鎮王坪村。七年了。張扣扣在部隊時的老班長，一個比他年長的戰友，幾乎每年都去看望這個老人。B站上有視頻，播放量四十九萬。一個失去妻子和兒子的獨居老人，唯一的定期來訪者是兒子的老班長。

這個畫面本身已經夠讓人難受了。但真正荒誕的是另一件事：

據張福如本人在視頻中講述，他的手機被限制了通訊功能。

我們來看看憲法怎么說。《憲法》第四十條，原文如下：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這段話值得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限制公民通信自由的合法條件，憲法寫得清清楚楚，一共兩個：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有權執行的機關，也寫得明明白白：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還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專門解釋過，通信自由的限制"僅限于憲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情形"，學術界管這叫"加重法律保留"——比一般的基本權利保護等級還要高。

現在我們來對照一下張福如的情況。

張福如本人犯了什么罪？沒有。他是犯罪嫌疑人嗎？不是。涉及國家安全嗎？一個農村獨居老人的手機涉及國家安全，這話說出來連說的人自己都不信。追查刑事犯罪？張扣扣的案子從偵查、起訴、一審、二審到死刑核準、執行，全部程序已經走完七年了。還要追查什么？追查一個死人？

換句話說，憲法第四十條列出的兩個合法條件，一個都不沾邊。

那憑什么限制他的通信？

答案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穩定。

"穩定"這兩個字在此地的治理邏輯里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不是任何一部法律規定的行政措施，不出現在任何一個法條里，沒有任何法定程序，沒有任何審批流程，沒有任何期限，也沒有任何救濟渠道。但它可以限制你的通信，限制你的出行，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它比憲法好使。

這不是張福如一個人的遭遇。

2025年12月，河北原偉東案家屬的微信公眾號"原偉東案"被禁言至2026年底。原偉東已經在一年前去世了——被羈押8507天后，死在保定第一中心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人死了，號還得禁。他的妻子李杰，深夜躲在被窩里，把公眾號里297篇文章一篇一篇復制到新號的草稿箱。她怕的不是黑暗，是后臺那個刪除鍵隨時可能讓24年的記錄灰飛煙滅。

一個兩個月沒更新的號，在周年紀念即將到來時被精準靜音一年。這操作就好比對著一個植物人說：我命令你，不許說話。

202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備案審查中明確叫停了一批"株連式"規定——有的地方規定，犯罪人員的子女不能考公、不能參軍、不能當教師。全國政協委員周世虹在兩會上說，一人犯罪就影響子女親屬的做法"應予以徹底摒棄"。法學界管這叫"犯罪附隨后果"，說白了就是現代版的連坐。

連坐在法律層面被叫停了。但在現實中呢？

張福如沒有犯罪記錄，不是嫌疑人，不是被告，不是服刑人員。他唯一的"問題"是他兒子的名字叫張扣扣。就憑這個，他的通訊自由被限制了七年。李杰的"問題"是她丈夫叫原偉東。就憑這個，她記錄丈夫冤案的公眾號被禁言到人死后一年。

近兩年，因為反詐大數據模型的"保護性停機"，大量普通人的手機被莫名關停。據澎湃新聞報道，有人在尼泊爾徒步回國后發現手機停機，在零下的珠峰腳下無法聯系任何人；有醫生從手術臺下來發現號碼被停了二十多天。反詐停機好歹還有個名目，雖然荒唐但至少能找客服投訴、去營業廳復通。

張福如的手機被限制通訊，連個名目都沒有。李杰的公眾號被禁言，只有一行冰冷的通知，連具體原因都不給。沒有人告訴他們為什么，沒有人給他們一個申訴的窗口，沒有人需要對此負責。

模式是一樣的：案件已經結束了——張扣扣已經死了七年，原偉東也已經死了一年——但對家屬的管控沒有終點。不是因為你犯了罪，是因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被消音的信號。你活著，你還記得，這就夠了。

退一萬步講。就算——我說就算——限制張福如的通信有某種"合理的行政考量"，那請問：期限是什么？審批手續在哪里？他可以向哪個機關申訴？有沒有人告訴過他，你的手機為什么被限制，限制到什么時候，你有什么權利？

沒有。什么都沒有。

這就是這套邏輯最精妙的地方：它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程序，不需要期限，不需要告知，不需要任何一個人對此負責。它像空氣一樣彌漫在張福如的生活里，你說不清楚是誰下的令，但你的手機就是打不出去。

憲法第四十條寫在那里，白紙黑字，一個字都沒改過。但它保護不了張福如。就像1996年那個判決保護不了汪秀萍，就像張福如的上訪保護不了他的家庭，就像二十二年前那九千六百三十九塊三毛錢賠償——保護不了任何人。

2019年張扣扣被執行死刑的時候，法律展現了驚人的效率：從逮捕到執行，不到一年半。這種效率令人肅然起敬。

但同樣是這套法律體系，對1996年一個十七歲少年用木棒打死人的案件，給出的答案是七年（實際三年）和九千六百三十九塊三毛。對張福如連續多年的申訴，給出的答案是不予立案、駁回、不予受理。對他作為一個公民最基本的通信自由，給出的答案是——沉默。

法律該快的時候慢，該慢的時候快。該保護人的時候缺席，該約束權力的時候失聲。

張扣扣殺人償命，這沒有什么好爭論的。私力復仇在任何現代法治國家都不被允許。但一個人走到拿刀殺人這一步之前，法律在哪里？一個母親被打死，法醫當街解剖，判決輕如鴻毛，賠償不夠買一頭牛，上訪二十年石沉大海——在這整個過程中，法律扮演了什么角色？

羅翔說得對：人類對正義的追求必須在規則之下。

問題是，規則本身公不公正，誰來回答？

憲法第四十條安靜地躺在根本大法里，像一件從沒穿過的衣裳。它保護通信自由，保護通信秘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

張福如大概沒讀過憲法。但就算讀了，又能怎樣。他的兒子當年也試過相信法律。

張扣扣已經走了七年。他為他的選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按照法律，這筆賬已經清了。

但張福如還活著。一個七十多歲的農村老人，獨自住在漢中的山村里，沒了妻子，沒了兒子，連骨灰都沒要回來。他唯一的"罪行"是：他是張扣扣的父親。

為了這個罪行，他的手機正在服一個沒有期限的刑。

【內容來源：轉自中原要聞聚焦，作者李宇琛。如若侵權，請聯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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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于2026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