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7. 20世紀80年代前期蘇聯海軍艦隊防空觀念的演變

　　本文是“燃燒的島群”第1507篇原創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簡介：阿登的苦林，山東人，喜歡二戰及冷戰軍事，尤其是太平洋戰爭、蘇德戰爭和冷戰武器裝備，曾在“空軍之翼”等網站發表過若干文章。

　　正文共約10900字，配圖20幅，閱讀需要21分鐘， 2026年2月25日首發。

　　按：本文編譯自外文資料（原文發表于1985年，探討了20世紀80年代前期蘇聯海軍艦隊防空觀念的演變），編譯本文并不表示贊同原作者觀點或證實文章內容，僅供讀者參考。配圖有改動。

　　圖1.表現蘇聯海軍“基輔”號航空母艦起降雅克-38戰斗機的繪畫作品

　　“海軍防空：旨在擊退敵空中進攻、保護海上及基地內海軍兵力集群，同時保衛岸基設施免遭空襲的一系列組織措施與作戰行動。海軍防空有助于在作戰海域特定區域內奪取并保持制空權。防空作戰適用于各類戰斗活動，涵蓋艦艇編隊或單獨渡海航行期間，以及海軍部隊的日常作戰活動。”

　　——摘自1978年版《蘇聯軍事百科全書》，作者為蘇聯海軍防空司令部司令特格列夫少將

　　蘇聯海軍正經歷著持續不斷的變革，從一支近海防御力量逐步轉型為能夠在遠離本土的地方展示蘇維埃紅旗的遠洋艦隊。這種變革在蘇聯的造艦計劃與和平時期的軍事行動中顯而易見，但最能體現這一趨勢的當屬蘇聯海軍文獻。這些文獻比其他任何指標都更能反映蘇聯海軍高級將領的態度與關切。20世紀80年代，蘇聯海軍領導層的核心關注點之一似乎是海軍艦隊的防空。這一轉變在蘇聯海軍文獻中出現得相對較晚，但卻預示著蘇聯方面意圖讓其海軍力量脫離岸基防空部隊的“保護傘”而獨立開展行動，或許還打算在遠離蘇聯海岸的區域更積極地使用其海軍兵力（此類行動不一定發生在北約、華約爆發戰爭的背景下）。

　　圖2.蘇聯海軍“光榮”級導彈巡洋艦“紅色烏克蘭”號（后改名為“瓦良格”號）從黑海駛向太平洋的途中，攝于1990年，為左舷艏部視角

　　蘇聯海軍文獻的作者們特別關注的防空問題似乎集中在反艦導彈構成的威脅及其最佳應對方案上。他們討論的應對反艦導彈的主要防御措施包括電子戰系統、導彈、火炮、定向能武器，以及最受爭議的航母艦載空中預警機和遠程截擊機。若西方欲洞悉20世紀90年代末蘇聯海軍的戰略布局，則需深入剖析蘇聯人關于艦隊防空的觀點。

　　蘇聯海軍關于艦隊防空的早期觀點

　　衡量某項議題在蘇聯海軍指揮高層當前或近期所受關注程度的一大指標，是該議題在蘇聯軍事文獻中被討論的頻率。20世紀60年代，筆者所能找到的蘇聯文獻中，僅有四篇文章將“海上防空”作為核心議題，其中僅兩篇專門探討了艦隊防空問題。這四篇文章普遍認為，防空可分為兩個要素：對抗導彈與對抗導彈發射平臺。對抗導彈的任務由水面艦艇上的防空火炮、防空導彈及電子對抗系統承擔；對抗導彈發射平臺的任務則似乎應由蘇聯國土防空軍（PVO）的陸基截擊機承擔。這些蘇聯文獻的作者認為，這種分工是必要的，因為導彈可能從艦載防御系統的射程之外發射。這一論點中未言明但明顯能得出的一個推論是：當時蘇聯海軍并未計劃在戰時將其水面艦艇部署在陸基截擊機提供的“保護傘”之外。

　　20世紀70年代初的蘇聯海軍文獻中幾乎未提及艦隊防空。在一篇題為《海軍戰術發展的若干趨勢》的非常全面的文章中，作者維尤年科上校雖納入了幾乎所有可想到的海軍議題，卻未提及海上防空作戰。由于維尤年科當時（1975年）與蘇聯海軍最高決策層保持著密切關系（現在也是），因此他在如此全面的文章中刻意遺漏艦隊防空一事顯得意義重大：這要么反映出蘇聯海軍高層對該議題的忽視，要么更可能表明蘇軍官方在這一議題上存在分歧。

　　圖3.SA-N-4艦空導彈，是蘇聯于20世紀60年代研制的全天候近程低空防空導彈武器系統，主要用于對付直升機，也可攻擊逼近的敵艦艇

　　反艦導彈的威脅

　　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軍方的出版物上開始討論一種新出現的重大空中威脅——反艦導彈。蘇聯海軍專業期刊《海軍文集》上，首篇與此相關的文章題為《艦對艦導彈的首次實戰運用及其發展》。作者沙斯科夫斯基為非軍方人士，他在文中分析了1967年10月以色列驅逐艦“埃拉特”號被擊沉的戰例，以及西方國家對此事件作出的反應（研發反艦導彈及反制措施）。該期刊并未突出報道這篇文章，其被“埋沒”在雜志末頁，作者也幾乎無人知曉，且文中討論之事已過去近三年。然而，沙斯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困擾西方工程師的反艦導彈防御系統的研發難題，不久也將成為蘇聯人將要面對的困境。

　　20世紀70年代中期，《海軍文集》對西方反艦導彈的發展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注，并在雜志的“外國海軍：報告與實錄”欄目中報道了西方反艦導彈發展的重要標志性事件。該欄目匯編了關于外國海軍動態的簡短新聞性報道。1977年7月刊的《海軍文集》首次刊登了專門探討單一反艦導彈的完整文章，由此開啟了關于反艦導彈及其防御問題的系列研究，這一研究熱潮持續至今。這篇開創性的文章由海軍上校羅季奧諾夫與工程師諾維奇科夫合作撰寫，這兩人后來成為艦隊防空領域的高產作者。這篇題為《“戰斧”式巡航導彈》的論文不僅概述了該款導彈對地攻擊型與反艦型的基本特性，還對其軍控影響進行了較為溫和的論述。

　　圖4.“奧托馬特”反艦導彈，由意大利和法國聯合研制，是冷戰時期西方研制的第一種采用小型渦輪噴氣發動機的超視距反艦導彈

　　1978年，羅季奧諾夫與諾維奇科夫又共同發表了題為《導彈防御問題能否解決？》的深度分析文章。兩位作者在文中將大部分分析成果歸功于“外國軍事專家”，并建議將直升機納入反艦導彈防御體系，以提升艦艇對導彈及其發射平臺的探測距離。此外，他們提出需要為直升機配備電子對抗措施（ECM）以干擾反艦導彈的制導系統，并加裝空空導彈以攔截來襲的反艦導彈。他們還提出了其他改進方案，包括實現艦上情報采集、處理及武器控制自動化，以彌補掠海飛行反艦導彈預警時間短的缺陷。針對文章標題提出的問題，兩位作者得出的結論是“目前尚無明確答案”，并補充說：“許多外國專家在評估反艦巡航導彈的作戰能力時遠非樂觀。”需要指出的是，兩位蘇聯作者得出這一結論時，恰好剛描述完以色列反艦導彈防御系統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對蘇制反艦導彈取得了絕對勝利，可見他們對反艦導彈防御能力的悲觀預測源于自身的判斷，而非受西方觀點影響。

　　一位名叫庫茲明的作者也在前一期《海軍文集》中描述過1973年以色列的戰績：埃及發射的50枚反艦導彈竟無一命中以色列目標。不過，庫茲明在其文章中更想強調的是下面的觀點：

　　“反艦巡航導彈作戰部署的偵察支援，與針對作戰巡航導彈的偵察行動是直接相關的，這一事實已引發外國軍事專家對導彈探測難度的嚴重關切……最終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面：來襲導彈的預警信號僅體現為雷達屏幕上的探測光點，而此時防空導彈的發射時機或許已經錯過。”

　　與羅季奧諾夫和諾維奇科夫的做法類似，庫茲明也是通過其“外國軍事專家”代理人，建議用直升機偵測來襲的反艦導彈，并實現情報處理與分發的自動化。

　　圖5.蘇聯海軍“基輔”級航空母艦四號艦“巴庫”號，甲板上停放有數架直升機

　　大約在上述兩篇文章發表的同時，權威性的蘇聯軍事出版物《蘇聯軍事百科全書》第六卷也出版了。該卷收錄了蘇聯海軍防空司令部司令特格列夫少將撰寫的“海軍防空”條目，其開篇幾句在本文一開始就引用了。接著，特格列夫在條目中繼續闡述了投入海軍防空作戰的兵力：

　　“該防御體系由艦艇及海軍基地的防空武器、海軍殲擊航空兵協同國土防空軍和陸軍共同構建。在超出國土防空軍及陸軍防空部隊武器射程的區域，僅使用艦艇自身的防空導彈系統、中小口徑防空炮、艦載戰斗機及海軍偵察與電子戰裝備。”

　　緊隨其后，特格列夫專門介紹了“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開展海軍防空，以此暗示上述引文描述的是蘇聯的海軍防空體系。這一觀點頗耐人尋味，因為該條目付印時，距離蘇聯當時唯一的艦載戰斗機——垂直起降的雅克-38“鐵匠”向世人展示防空作戰能力尚有近五年之遙。該條目反映的可能是蘇聯海軍的規劃乃至愿景，而非實際能力。

　　圖6.停放在蘇聯海軍“基輔”號航空母艦飛行甲板上的一架雅克-38“鐵匠”垂直起降戰斗機，攝于1986年

　　反艦導彈防御

　　整個1979年，盡管《海軍文集》的“外國海軍：報告與實錄”欄目仍持續報道西方在反艦導彈及其防御兩個領域的計劃，但蘇聯方面既未發表關于艦隊防空的重要文章，也未見涉及反艦導彈領域的重要文獻。然而，1980年卻一下子刊載了五篇該領域的重要文章，其中四篇發表于《海軍文集》，一篇發表于《軍事歷史》，這也充分彌補了1979年的空白。

　　1980年2月刊的《海軍文集》上，瓦西里耶夫上校從歷史角度審視了海軍防空體系。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斗機是“抵御空襲的最有效力量”，但到20世紀60年代，地空導彈已取代其地位，成為“防空武器中的首要力量”。“當前及近期內，低空飛行的飛機和……有翼導彈將有效突破艦艇編隊的防空體系。”瓦西里耶夫認為，應對這些武器系統的關鍵在于構建四層縱深防御體系：自衛防空區（20公里以內）、近程防空區（20~70公里）、中程防空區（70~180公里）和遠程防空區（180公里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新型艦載防空導彈系統恰好覆蓋其中三個防空區：“無畏”級導彈驅逐艦搭載的近程防空導彈用于自衛，SA-N-7導彈負責近程防空區，SA-N-6導彈則覆蓋中程防空區。至于剩下的遠程防空區，瓦西里耶夫雖未明言，但暗示艦載戰斗機將是最佳解決方案。

　　圖7.舷側正橫視角下正在航行的蘇聯海軍“無畏”級導彈驅逐艦，攝于1987年。該艦裝備的近程防空導彈僅用于自衛

　　1980年4月刊的《海軍文集》刊載了上校工程師格里森科對美軍AN/ALQ-32電子對抗系統的詳盡描述。據格里森科稱，該系統是在對50余種海軍作戰方案進行深入分析后設計的，其“完全體現了美國海軍領導層關于電子對抗裝備在水面艦艇防御導彈（特別是配備雷達制導系統的反艦導彈）中的作用的基本觀點”。

　　在1980年7月的蘇聯軍事刊物《軍事歷史》上關于制空權的專題討論中，海軍航空兵少將托莫霍維奇專門論述了近海與遠洋作戰中的制空權問題，其中包含兩段論述。他提出了兩個核心觀點：其一，航母艦載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海戰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但這一觀點隨即被其提出的第二個核心觀點所修正：

　　“航母作為浮動機場具有重大戰略價值，但其對空防御能力薄弱的特性，迫使交戰雙方指揮者不斷加強航母編隊的防空力量，配備戰斗機和防空武器。正因如此，航母作戰行動往往伴隨著激烈的空中交鋒與戰斗。”

　　這樣一來，根據托莫霍維奇的觀點，盡管航空母艦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海上勝利至關重要，但其龐大的艦體極易遭敵方攻擊，需投入大量資源予以保護。由此推論，同樣的邏輯也可適用于蘇聯擬建的大型航空母艦。

　　圖8.蘇聯海軍“基輔”級航空母艦三號艦“新羅西斯克”號右舷艏部俯拍照片，攝于1985年

　　羅季奧諾夫與諾維奇科夫在1980年8月刊的《海軍文集》上再度發文，探討了將飛艇作為海軍編隊空中預警平臺的運用方案。他們援引了“美國海軍專家”對這一理念的支持，有力論證了發展飛艇以協助非航母編隊早期探測反艦導彈及其發射平臺的必要性。他們強調，飛艇具備超長續航力，可承擔E-2C“鷹眼”預警機的全部功能（包括指揮截擊機），并能為艦載反艦導彈提供超視距目標指示。他們還援引未具名的美國消息來源，描繪了如下作戰場景：“飛艇執行偵察并發出目標指示；水面作戰艦艇作為直升機搭載平臺及提供支援（包括為飛艇補給燃料）；而海岸巡邏機與艦載直升機則對飛艇偵測的目標實施打擊，并在廣闊海域布設聲吶浮標陣列。”該設想似乎更契合蘇聯海軍的裝備與作戰理念，而非美國海軍。

　　1980年的蘇聯軍事刊物上，關于反艦導彈及反艦導彈防御的最后一篇文章由斯特羅金上校撰寫，題為《反艦導彈：優勢與弱點》，此文意在客觀評估反艦導彈的威脅，并緩解蘇聯海軍內部可能日益增長的對反艦導彈的擔憂。這篇文章詳細介紹了西方反艦導彈的戰斗部、性能、飛行彈道及搭載平臺；隨后，又剖析了其弱點，重點指出反艦導彈存在亞音速飛行、易受艦載火力打擊、目標選擇性差及易受電子對抗干擾等問題。在文章結尾處，斯特羅金上校援引了“北約海軍專家”提出的改進反艦導彈防御系統的建議措施：“延長對導彈的探測距離；縮短全軍火力系統進入完全戰備狀態所需的時間；提升偵察與打擊手段的性能指標，直至實現從探測到開火的全流程自動化。”看上去，自動化似乎是眾多蘇聯學者解決反艦導彈防御問題時推崇的核心理念。

　　圖9.掛載四枚AGM-84“魚叉”反艦導彈的美國海軍A-6A“入侵者”攻擊機，攝于1983年

　　1981年，蘇聯學者在《國外軍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北約反艦導彈防御能力的文章，在《海軍文集》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從航母甲板上起飛攻擊機與戰斗機作戰的文章，《海軍文集》上還發表了一篇關于海軍總體理論的文章。最后一篇文章對本文主題意義重大，因其作者科斯特夫海軍少將提出了關鍵論斷：“若不贏得制空權，奪取制海權便無從談起。”盡管對多數西方海軍分析人士而言，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制海權與制空權必然相伴的理念此前從未見于蘇聯公開文獻。科斯特夫的闡述表明，蘇聯海軍已認識到對艦載截擊機和殲擊航空兵的需求。

　　在1982年5月刊的《軍事歷史》上，蘇聯海軍防空司令部司令特格列夫少將追溯了1941~1945年衛國戰爭期間艦隊防空力量的發展歷程。盡管特格列夫并未試圖將這場戰爭中防空作戰的具體經驗直接套用于當代，但他反復強調，殲擊航空兵是艦隊防空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在文章結尾指出：“偉大衛國戰爭的經驗表明，艦隊防空是影響戰艦及作戰部隊戰斗行動成敗的重要因素。”

　　伊諾澤姆采夫上校在同年8月刊的《軍事歷史》上撰文，進一步闡述了特格列夫的觀點。在這篇題為《北方海上交通線的空中防御》的文章中，伊諾澤姆采夫比特格列夫更直言不諱地倡導在未來沖突中運用海軍殲擊航空兵。其核心觀點在于：正如二戰時期那樣，未來任何戰爭中，海上交通線的防空任務都應由海軍來承擔，而在其他軍兵種的協助下，海軍殲擊航空兵是履行該職責的必要力量。鑒于1982年蘇聯海軍殲擊航空兵僅裝備少量過時的蘇-17“裝配匠”戰斗轟炸機和雅克-38“鐵匠”艦載戰斗機，要落實其建議，就必須大幅擴充海軍的戰斗機部隊。伊諾澤姆采夫更進一步援引了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的主張：所有在海上作戰區域行動的軍兵種都應服從海軍的指揮，以實現更高效的協同作戰。

　　圖10.在地中海接受補給的蘇聯海軍“基輔”級航空母艦二號艦“明斯克”號，攝于1979年

　　海軍少將維尤年科（此人據稱是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的代筆人之一）在1982年8月刊的《海軍文集》上撰文，文章轉向全新議題，探討了美國定向能武器的研發進展。在闡述了該類武器的技術特性后，維尤年科重點分析了其在海戰中的應用潛力，特別是對抗反艦導彈的可能性。他指出，定向能武器對抗反艦導彈的關鍵在于打擊速度：“常規導彈以音速接近目標，而粒子束的破壞能量則以光速傳遞。”維尤年科并未直接（或是像其他人那樣通過“外國軍事代理人”）建議將定向能武器普遍用于反艦導彈防御，但他對該議題的積極論述表明，蘇聯海軍正朝著這一方向推進。

　　馬島戰爭的影響

　　發生在南大西洋上的英阿馬島戰爭引發了蘇聯學界的一系列爭論。在最初針對“英帝國主義”的激烈聲討過后，蘇聯海軍文獻逐漸轉向更具分析性的論述，眾多蘇聯知名學者在《海軍文集》等刊物上就各類技術與作戰問題展開探討，其中多數文章聚焦于電子戰和防空領域。

　　圖11.掛載AM39“飛魚”反艦導彈的“超軍旗”戰斗機

　　正如《海軍文集》刊載的諸多重要議題那樣，本年度首篇重要文章亦是篇導論。1982年11月刊的《海軍文集》中，少將工程師波波夫探討了電子戰系統在海戰中的作用、電子戰的基本原理及其對防空體系的重要性。同一期上，海軍少將烏斯科夫緊隨其后，探討了水面艦艇對英國作戰行動成功的重要性。不過，烏斯科夫的結論重點不是水面艦艇自身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必須為艦艇編隊提供可靠、有效的防空保障：

　　“英阿沖突充分表明……在現代條件下，任何艦艇若無可靠的空中掩護，均無法有效執行所賦予的任務。英軍編隊缺少配備遠程雷達偵察與指揮機的航空母艦，正是導致多艘艦船損失的原因。”

　　烏斯科夫援引“外國專家”的觀點繼續寫道：“……若艦艇裝備反應時間極短的短程防空導彈系統和自動化防空火炮系統，便能有效對抗低空飛行的反艦導彈。”他還以個人權威斷言，電子戰在反艦導彈防御中成效卓著：“每當英國艦長及時啟用被動干擾措施時，阿根廷反艦導彈的攻擊通常都會失敗。”

　　羅季奧諾夫與諾維奇科夫于1982年12月再度在《海軍文集》上合作撰文，詳細（雖非完全準確）記述了戰爭期間阿根廷空襲行動及英國防空部署。1983年1月刊的《海軍文集》上，海軍中校尼基京加入了他們，三人合作對馬島戰爭中汲取的電子戰經驗進行了全面評估。三位作者指出，由于英國艦艇編隊缺乏有效的預警能力，被迫采取極端廣泛的軟殺傷手段應對阿根廷反艦導彈的威脅，其中箔條干擾措施尤其造成了嚴重浪費。這條經驗教訓指明了現有系統需要改進的具體方向，其中最關鍵的兩項改進是：采用能快速切換不同反導模式（如從反雷達制導模式切換至反紅外/激光制導模式）的自動化系統，以及裝備全自動、高射速防空導彈與火炮。

　　圖12.馬島戰爭中被反艦導彈擊沉的英國海軍“謝菲爾德”號驅逐艦

　　在文章結尾處，羅季奧諾夫等人給英國海軍提出了他們關于改進反艦導彈防御系統的建議，這些建議如下：

　　（1）為艦艇編隊配備空中預警機。

　　（2）研制用于執行空中預警與控制任務的遠程遙控飛行器或系留氣球。

　　（3）改進主動與被動電子對抗系統以應對反艦導彈。

　　（4）為航母戰斗群裝備遠程、高機動性截擊機，使敵機遠離目標區域（英國“鷂”式戰機僅適用于近距離空戰）。

　　（5）通過改進垂直起降戰機的空對空攔射雷達并裝備先進的空空導彈，提升其攔截低空飛行目標的能力。

　　（6）研制更高效的遠程艦空導彈。

　　（7）在艦艇上部署更多“加特林”式高射機關炮。

　　（8）提升艦艇的損管能力。

　　鑒于蘇聯海軍裝備有與英國海軍相似的武器系統，故上述建議同樣適用于蘇聯的艦載機發展計劃，其中尤其適用的是為垂直起降戰斗機裝備先進空空導彈的提議。1982年12月，在印度洋的“明斯克”號航空母艦上，首次觀察到其搭載的“鐵匠”戰斗機在機翼掛點上掛載有AA-8“蚜蟲”空空導彈。

　　圖13.停放在蘇聯海軍“明斯克”號航空母艦艦尾甲板上的一架雅克-38“鐵匠”垂直起降戰斗機，攝于1986年

　　在為蘇聯國防部機關報《紅星報》獨立撰寫的文章中，尼基京再次強調了英國海軍因缺少空中預警機而面臨的困境。蘇聯海軍波羅的海艦隊司令卡皮塔涅茨上將在1983年2月刊的《海軍文集》上撰文呼應了這一觀點。卡皮塔涅茨在文中指出，“北約海軍專家”已得出結論：對空中威脅的早期預警是防御成功的基礎。他還援引西方軍事理論補充說：“唯有通過綜合運用各類電子戰手段，并配備具備較短反應時間與高密度火力覆蓋的自動化防空、導彈及火炮系統，方能有效完成防空與反導任務。”卡皮塔涅茨同時指出，電子戰似乎無法抵御低空轟炸與火箭彈攻擊等“傳統”航空戰術。

　　仿佛是要為卡皮塔涅茨的論斷提供歷史依據一樣，據稱是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另一位代筆人的斯塔爾博中將也在同一期《海軍文集》中回顧了二戰期間殲擊航空兵支援蘇聯海軍艦隊作戰的表現。斯塔爾博還對二戰時期的蘇聯資源分配提出了批評，這種批評在當今仍具有現實意義。他寫道：

　　“艦隊航空兵并未裝備專門研制的遠程戰斗機，這些戰機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航母艦載戰斗機護航兵力的缺失。由于缺乏遠程戰斗機，艦隊僅能裝備（戰術性質的）前線航空兵戰斗機，這一現實極大限制了水面艦艇的作戰部署空間。”

　　斯塔爾博得出結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準確界定了蘇聯海軍航空兵的總體角色與地位，進而也界定了戰術性殲擊航空兵在蘇聯海軍航空兵體系中的定位，促使該兵種在戰后發展成為蘇聯海軍的主要兵種之一。

　　圖14.雅克-141垂直起降超音速艦載戰斗機

　　在不斷進行的發文活動（類似西方的“媒體轟炸”）中，與合著者尼基京一樣，諾維奇科夫也在另一篇文章中重申了其在《海軍文集》上的文章的核心觀點。這一次，他的文章以兩期連載的形式發表于1983年2月和3月刊的《航空與航天》雜志上（該刊物由蘇聯空軍主辦）。諾維奇科夫再次在文章中強調了英國在空中預警領域的短板，并援引了他與羅季奧諾夫、尼基京在1983年1月的文章結尾處提出的解決方案。諾維奇科夫還重申了他與羅季奧諾夫在1978年5月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議：應加強直升機在反艦導彈防御系統中的運用。他指出，英國已將部分“海王”直升機改裝為空中預警機，并在馬島危機爆發后立即進行了緊急部署，而且英國人正在討論提升直升機自衛能力的問題。另一位蘇聯海軍學者在1983年3月刊的《外國軍事評論》上發文重申了此類觀點，顯然意在讓不同領域的軍事讀者群都能接觸到這一議題。這一期《外國軍事評論》還刊載了關于美軍“輕型空中多用途系統”（LAMPS）的文章，重點強調其反艦導彈防御功能。

　　1983年，《外國軍事評論》4月刊及《海軍文集》4月刊與11月刊相繼刊載了關于反艦導彈或反艦導彈防御系統的補充文章。這些文章雖未提供關于蘇聯在此領域戰略思考的新見解，但重復刊載這一議題反而印證了蘇聯方面對此議題的持續關注。

　　1984年1月刊的《海軍文集》刊載了三篇關于反艦導彈與艦隊防空的文章。第一篇文章介紹了以色列“加百列”空射反艦導彈，指出該導彈與多國裝備的A-4“天鷹”式攻擊機兼容，因此這款導彈“可能獲得廣泛的應用與市場”。第二篇文章探討了將直升機作為反艦導彈防御系統空中預警平臺的作戰效能，并以馬島戰爭為例，論述了缺少此類系統可能導致的后果。

　　圖15.俄羅斯海軍的卡-31空中預警直升機，攝于2005年

　　第三篇文章是最具分量的一篇，也是唯一的署名文章，作者為上校工程師帕塔拉與上尉工程師帕塔拉。他們二人延續了羅季奧諾夫、尼基京和諾維奇科夫在1983年1月刊文章中探討的議題，并解釋說，之前羅季奧諾夫等人掌握的信息有誤，故有必要重復論述。兩位都姓帕塔拉的作者實質上認為，南大西洋的戰事表明，防空武器對反艦導彈的殺傷力極低，尤其在“現代戰爭典型的大規模導彈打擊”情境下，而馬島戰爭中并不存在這種情況。“鑒于福克蘭群島的實戰經驗，外國學者越來越懷疑防空武器能否為作戰艦艇提供可靠保護，使其免受大量導彈的攻擊。”

　　兩位帕塔拉認為，解決這一困境的方案在于擴大對電子戰的運用，因為電子戰不受射速和導彈飽和攻擊等限制。他們援引外國專家的觀點稱，無論攻擊數量有多少，“電子對抗能力都能使超過80%的來襲反艦導彈偏離目標”。他們隨后通過“外國代理人”的方式建議：

　　“電子戰專家們早先提出的若干措施正在加速落實，這些措施主要包括：為各類艦艇配備主動干擾能力；改進被動干擾手段；提升電子戰反應速度；以及運用配備雷達及主/被動干擾預警裝置的艦載直升機和飛機來保護作戰艦艇。”

　　圖16.蘇/俄“現代”級導彈驅逐艦上裝備的SA-N-7艦空導彈武器系統

　　這樣來看，帕塔拉的文章對羅季奧諾夫等人先前主張的論點（實施多項昂貴的武器系統改進以及提升海基電子戰能力）提出了異議。帕塔拉兩人認為，武器系統改進或許適用于有限規模的交戰，但唯有電子戰才能有效應對大規模導彈襲擊。他們指出，反艦導彈防御的關鍵在電子戰與空中預警能力，而非武器裝備本身。

　　此后，直到1984年中期，《海軍文集》上僅有一篇文章涉及反艦導彈或海軍防空領域，該文僅簡單描述了挪威空射“企鵝”反艦導彈的戰術。1984年2月刊的《軍事歷史》刊載的《局部戰爭防空趨勢》一文雖聚焦于陸基而非海基防空，但其中部分結論與蘇聯海軍學者關于強化海上防空的建議不謀而合。《局部戰爭防空趨勢》的作者指出，對空襲的預警速度至關重要，情報搜集、處理、分發的自動化已成為保存自身的要務。此外，局部戰爭的作戰經驗證實了縱深分層防空體系的必要性：近距離低空防御需配備防空火炮與電子戰裝備，中距防空需配備地空導彈與火炮，高空防御需配備地空導彈；至于戰斗機部隊，則需部署于導彈陣地之外及陣地間隙區域。這種陸基防空體系的優化配置，完全可以為羅季奧諾夫、尼基京、諾維奇科夫等主張發展遠程艦載截擊機及改進導彈與火炮防御的海軍軍官提供范本。

　　圖17.航行中的蘇聯海軍“卡辛”級導彈驅逐艦，攝于1980年

　　此時，兩大明顯的發展趨勢開始影響蘇聯海軍的艦隊防空理念：一是蘇聯海軍水面艦隊持續擴大其在陸基截擊機防空保護傘之外的活動范圍；二是西方國家研發出了具有質的飛躍的新型武器——小型掠海飛行的巡航導彈。

　　馬島戰爭也向蘇聯人表明，若其海軍在部署期間遭遇反艦導彈攻擊可能面臨的后果。英國海軍在空中預警和反艦導彈防御武器方面的缺陷，與蘇聯海軍的短板驚人相似。但英國人在戰爭中展現出了當時蘇聯人所不具備的電子對抗技術專長，成功保住了不少軍艦——那些軍艦若是蘇聯艦艇的話，很可能會在戰爭中損失。這場發生在南大西洋的戰爭讓蘇聯海軍自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擔憂的威脅成為現實。蘇聯文獻顯示，自1982年起，反艦導彈威脅就作為艦隊防空的首要課題，獲得了海軍高層的高度關注。

　　圖18.蘇制SA-N-6中遠程艦載防空導彈武器系統，主要承擔艦艇編隊的防空任務，裝備“基洛夫”級核動力導彈巡洋艦和“光榮”級導彈巡洋艦

　　蘇聯學者在某些提升反艦導彈防御的措施上達成了一致，但在其他措施上則存在分歧。電子戰方案未遭任何反對，情報搜集、處理、轉發的自動化及自衛武器系統同樣廣受推崇。多數學者指出，空中預警系統（尤以直升機搭載為佳）是開展任何反艦導彈防御的必要前提。

　　分歧似乎集中在艦隊防空所需的遠程截擊機和空中預警機問題上。斯塔爾博提到了二戰期間蘇聯海軍因缺少航空母艦而未能裝備遠程艦載戰斗機的缺憾，此番言論很可能是在委婉地批評那些反對為蘇聯海軍裝備現代化航空母艦及配套的艦載機部隊以實現艦隊防空的人士。托莫霍維奇之前的文章似乎認為航母過于脆弱，無法成為有效的艦隊防空基地，因為單是保護其自身就需要消耗大量資源。之后，帕塔拉等人通過主張加強電子對抗能力、反對采購新式反艦導彈防御武器等，間接支持了這一論點。隨著黑海附近尼古拉耶夫造船廠為蘇聯海軍建造大型航空母艦計劃的確認，蘇聯海軍是否應裝備航母的爭論似乎已失去意義，但焦點可能已轉向所需航母的數量問題。

　　圖19.航行中的蘇聯海軍“基輔”級航空母艦“巴庫”號，攝于1988年

　　維尤年科在1982年發表的關于艦隊反艦導彈防御系統中定向能武器的文章頗具深意，因為這一理念在之前的蘇聯海軍文獻中從未被提及，甚至未曾稍作討論。羅季奧諾夫與諾維奇科夫關于將飛艇作為艦隊防空預警平臺的文章亦是如此。這兩個理念均具有可行性，可能正在研究中，不過后者投入生產的可能性遠低于前者，因為在筆者接觸到的蘇聯海軍文獻中，飛艇的若干替代方案（如預警直升機和航母起降的固定翼預警機）似乎更受青睞。至于定向能武器，其在具有同樣破壞力的武器中幾乎沒有競爭對手。

　　根據現有文獻判斷，蘇聯海軍在20世紀90年代的艦隊防空體系將包含多種新型武器系統：裝備遠程戰斗機和預警機的重型航空母艦、分散部署于水面作戰艦艇的預警直升機和反艦導彈防御直升機、先進的自動化電子對抗系統，以及可能出現的早期定向能反艦導彈防御系統。蘇聯對西方反艦導彈的威脅極為重視，若要繼續將海軍作為國家力量的工具，此類防御系統實屬絕對必要。而對西方國家的海空軍而言，應對這些威脅同樣是不可或缺的要求。

　　圖20.表現蘇聯海軍首艘大甲板航空母艦“第比利斯”號（今“庫茲涅佐夫海軍元帥”號）起飛蘇-33艦載戰斗機的繪畫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