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舊影：抗戰時成都后廚、北洋之虎段祺瑞晚年、蔣介石登延安

這些民國實拍舊影，有戰場之外的市井煙火，有軍政梟雄的晚年沉浮；有文人墨客的情根深種，有末代皇室的落寞余溫；更有英烈志士的鐵血風骨與國人的堅守不屈。

這是美國攝影師卡爾·邁當斯在1941年拍攝于成都郊區的一家餐館后廚。此時，中國正處于全民族抗戰的最艱難階段，成都作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城市，既承受著戰爭帶來的壓力，也維系著普通人的日常生計。

左側廚師赤膊上陣，在灶臺前忙碌，鍋氣升騰，讓我們仿佛能聞到飯菜的香味，他的肌肉線條明顯，是那個年代體力勞動者的典型形象，右側可能是餐館的幫工。

他前面懸掛整只的雞、臘肉、網油（那張網狀的東西，是豬網油，用于烹飪增香），這些都是川菜的經典食材，桌上的碗碟里，堆滿了各種菜肴和主食，從面條到燉菜，再到水果，種類豐富。

1917年，北京荷蘭駐華使館內，“辮帥”張勛的小妾，她身著素色上衣與長褲，發型是當時流行的樣式，神情平靜卻難掩身處避難所的局促，懷中幼童懵懂地依偎在母親懷中。

就在幾個月前，張勛率領辮子軍入京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但這場鬧劇僅持續12天便宣告失敗。走投無路的張勛躲進荷蘭使館避難，他的家人也隨之在此棲身。

20世紀30年代，上海，曾經叱咤風云的“北洋之虎”段祺瑞，與為他治牙的著名牙醫司徒博的合影，記錄了這位亂世梟雄晚年的一段日常。晚年的段祺瑞深居簡出，潛心佛學，而司徒博作為他的牙醫，是少數能經常出入其宅邸的人之一。這張合影，正是兩人在一次診療后留下的紀念。

端坐者是段祺瑞，此時的他已下野多年，因“九一八事變”后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從天津移居上海。照片中的他身著傳統長袍馬褂，頭戴小帽，神情平靜，早已沒有了當年作為皖系軍閥首領、三任民國總理的威嚴。

站立者是司徒博，廣東恩平人，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牙科先驅。他畢業于日本東京齒科學校，在上海創辦了中國齒科醫學專門學校和牙科醫院，曾為段祺瑞、胡漢民等民國政要治療牙疾。

1923年，杭州煙霞洞，新文化運動旗手胡適與他的表妹曹誠英，在“煙霞此地多”的石刻旁，兩人的身影與身后的山霧融為一體，成為民國文人情感世界里最令人唏噓的注腳。

左側站立者是胡適，此時他因腎病來杭州療養，已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他身著一襲白色長衫，神情略顯疲憊卻難掩儒雅。右側端坐者是曹誠英，她是胡適三嫂的妹妹，她身著深色上衣，手持拐杖，安靜地坐在石階上。

1923年，胡適因身體原因在煙霞洞休養了三個月。曹誠英當時正在杭州女校讀書，剛剛結束一段不幸的包辦婚姻。久別重逢的兩人，在遠離塵囂的煙霞洞，度過了胡適日記中所稱“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胡適曾想與發妻江冬秀離婚，迎娶曹誠英，但在江冬秀以死相逼的激烈反對下，最終選擇了退縮。曹誠英對胡適一往情深，終身未再嫁。她后來赴美留學，進入胡適的母校康奈爾大學學習農學，以此作為對這段感情的紀念。

1922年的紫禁城，早已沒有了往日的威嚴。在養心殿的朱漆宮墻下，16歲的末代皇帝溥儀（中）斜倚在西式沙發上，身邊是他最信任的兩個人——胞弟溥杰（左）和小舅子潤麒（右）。這張看似輕松的合影，定格的卻是一個王朝落幕前，三位少年最后的親密時光。

這張照片拍攝于1922年溥儀大婚之后、1924年被馮玉祥驅逐出宮之前。此時的溥儀，雖然名義上還是皇帝，但實際上只是紫禁城里的一名特殊囚徒。他與溥杰、潤麒的關系，超越了君臣，更像是一起長大的玩伴和兄弟。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攻占延安，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早已主動撤離，留給國民黨的是一座空城。同年8月，為了給陜北戰場的國民黨軍隊打氣，也為了親眼看看這個“神秘”的紅色根據地，蔣介石在胡宗南等人的陪同下，乘坐“美齡號”專機，對延安進行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訪問。

照片中，位于C位、身著軍裝、雙手叉腰的正是蔣介石。他身后的隨從包括國民黨高級將領胡宗南等人。他們正站在延安棗園的一處窯洞前，這處窯洞正是毛澤東曾經居住和辦公的地方。

蔣介石在參觀毛澤東的窯洞時，看到了極其簡陋的生活條件：粗糙的墻壁、破舊的木桌、簡單的床鋪，甚至還有毛澤東親自紡紗用過的紡車。據記載，蔣介石在看到這一切后深受震撼，當晚徹夜未眠，他無法理解自己的對手是如何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依然能保持強大的戰斗力和堅定的信念。

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正面戰場接連失利，兵源與士氣告急。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組建青年遠征軍。

蔣經國被任命為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主任，全面負責這支新軍的政治訓練與思想控制，將其打造成國民黨的“嫡系力量”。照片中蔣經國身著戎裝，正在檢閱部隊，身旁是青年軍的高級軍官與地方士紳代表。

青年軍以知識青年為主體，士兵多為大中學生，文化素質遠高于普通國軍，這也是其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抗戰勝利后，蔣經國通過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將其骨干轉化為自己的政治班底，為其日后掌控國民黨黨務與特務系統奠定了基礎。

這張照片拍攝的是民國（國民黨）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的一輛6噸輕型坦克，編號為“76”。

，中國國民政府在1934–1936年間分批購入約20輛這種B型（單炮塔版），是中國當時最先進的坦克之一。主炮是47mm炮，配有同軸機槍，裝甲較薄（約13-15mm），適合當時對抗日軍輕型裝甲或步兵支援，但面對日軍火力時生存力有限。

這些坦克主要裝備國民政府陸軍戰車營/連，早期常編為“虎連”等單位。這很像是閱兵、凱旋入城或部隊調動/宣傳活動的場面，而不是激烈作戰現場。

這些坦克在1937年淞滬會戰中首次大規模投入實戰，支援步兵攻擊日軍陣地，但因缺乏步坦協同、訓練不足和日軍火力壓制，損失慘重（至少損失一半以上）。剩余的少數車輛后來編入其他部隊（如200師），在1938年蘭封會戰等戰役中繼續作戰，但逐漸被消耗殆盡。到抗戰后期，已基本退出主力作戰序列。

這張由上海光華照相館拍攝的照片，定格了民國初年杭州西湖畔的秋瑾墓。

照片中，墓前的石碑上清晰地刻著“嗚呼鑒湖女俠秋瑾之墓”，這是秋瑾的好友吳芝瑛在1908年親書的碑文。墓為圓頂石砌，前方設有石桌石凳，供人憑吊。瓦房是當時的墓廬，而遠處的山巒正是西湖的群山。

秋瑾就義后，她的遺骨經歷了十次遷葬，1907年，秋瑾在紹興就義后，被草草埋于臥龍山。1908年，好友吳芝瑛、徐自華冒死將其靈柩遷葬杭州西湖西泠橋畔，實現了她“埋骨西泠”的遺愿。清政府震怒，下令平毀墓地，靈柩被迫遷回紹興，后又遠遷湖南湘潭。辛亥革命成功后，1913年，秋瑾靈柩再次還葬西湖原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