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國有三個政權鼎立

文章來源于談史局，作者竟陵

魯迅的《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有這樣一段話：“我是性急的,所以我們見面,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卻總說道 No!——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庇嘘P“洪哥”的這一聲SAY NO，源于黎元洪被迫參加武昌起義一事。長期以來，社會各界的說法很有傳奇性，甚至有人認為他是被起義士兵從別人家的床底下拿槍逼出來的，故對其有“床下都督”之謂。

黎元洪綽號“黎菩薩”，有時喚作“泥菩薩”。依湖北方言，“黎”“泥”同音，故有此兩說。“菩薩”之名，謂其面善，脾氣好，氣度雍容，像一尊彌勒佛。不過“泥菩薩”卻有戲謔之意，俗語云“泥菩薩過江，自身難?！?，正暗諷黎元洪庸耳俗目、碌碌無才（他還有一個更刻薄的綽號叫“黎大苕”，“苕”即傻）。

黎元洪

武昌首義，本由革命黨人所組織、發動、沖鋒陷陣、斬將奪旗，為什么最后偏偏選中了“革命二字，從未之聞”，甚至在起義當天手刃革命黨人，與革命結下了血仇的黎元洪當領袖？據馮自由之《革命逸史》，武昌起義后一日黎明，穿過尚未彌散的硝煙，疲憊而興奮的革命黨人聚集于武昌蛇山南麓、閱馬場北端的湖北省咨議局（即今之武漢紅樓）：“眾以秩序急須維持，而革命軍諸首領黃克強、宋教仁、劉公、蔣翊武、孫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強脅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為都督?！?/p>

從此，在中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三股擁有全國影響的政治勢力和三個鼎立的政權：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掌握實權的清朝王室；黎元洪為都督的湖北軍政府。

拋開近代中國總的階級力量對比（封建階級力量大于資產階級力量）和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不談，單就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所波及的地區和聲勢而言，可以說革命勢力已處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面。但湖北軍政府名義上雖是南京臨時政府下屬的一個地方政府，實則并不聽命于南京臨時政府；它不是與南京臨時政府站在一起與袁世凱反革命勢力作斗爭，卻是向袁世凱反革命勢力暗中投靠，共同大拆南京臨時政府的臺。

陽夏戰爭結束后黎元洪政治地位的變化

湖北軍政府建立之初，黎元洪這個在革命黨人槍桿子逼迫下附從革命的大都督，處境極為被動、尷尬，革命黨人不過把他當作政治傀儡，軍政府中的大事，皆決于革命黨人，黎不過“畫諾而已”。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黎元洪逐漸看清清王朝不可能避免的覆滅命運，而民主革命則有席卷全國之勢，開始起而任事，暗暗在軍政府內部抓權，并吸引大批舊官僚政客投在他的麾下，使其羽翼逐漸豐滿。特別是陽夏戰爭結束，1911年12月1日停戰實現后，黎元洪不但在湖北軍政府中而且在全國政爭中，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陽夏戰爭雖然以漢口、漢陽失守告終，卻牽制了北洋軍兩鎮精銳兵力，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而且在陽夏戰爭中，雖然負實際指揮責任的是黃興，黎元洪卻也以軍政府都督的名義博得了“艱苦卓絕”的虛名，沖淡了他那被革命黨人脅從革命的不光彩的歷史，加重了他首義都督的身份。

其次，黎元洪在軍政府內部逐漸培植了一批以舊官僚和立憲派政客為主體的親信黨羽，這批人大多政治上抱有野心，企圖以黎元洪為靠山，排斥革命黨人，鉆進革命政權，表面上口稱“同志”，背地里“施其挑撥技倆”，千方百計進行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的活動。與此同時，革命黨人自身的弱點和內部矛盾也暴露得越來越嚴重，大部分革命黨人對革命的認識很膚淺，認為議和成功，皇帝必然退位；而皇帝退位，便是革命成功。

當時湖北有兩大重要革命團體，一是共進會，二是文學社。共進會的領袖是劉公、孫武等，文學社的領袖是蔣翊武、劉復基等，二者并不同心，偶有齟齬。話說回來，共進會的誕生，恰恰源自與同盟會尤其是孫中山的矛盾，發起共進會的張伯祥、鄧文翚、焦達峰、劉公、孫武等，都是同盟會員，他們反對孫中山的革命方略，主張從他們籍貫所在的長江流域發動起義，從這個意義上講，共進會可謂中部同盟會的先導。

章太炎

據章太炎《焦達峰傳》，黃興認為共進會在搞分裂，責問焦達峰：“何故立異？”焦達峰答：“同盟會舉趾舒緩，故以是赴急，非敢異也?！秉S興問：“如是，革命有二統，二統誰為正？”焦達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秉S興聽后，“爽然無以難也”。

“于是各謀發展，彼此暗斗”，不少人“志得意滿”，居功自傲，“逢人稱首義，無兵不元勛”；也有的為了爭名逐利，不惜與革命同志翻臉，而與官僚親近，“舍本偏于逐末，革命止于革官”逐漸“為官僚派所默化”。革命黨隊伍內部日趨渙散和分裂，武昌軍政府的實權逐漸向舊官僚方面轉移。這種局面自然有利于黎元洪集中權力，排斥和打擊革命黨人。

第三，陽夏戰爭結束后，談判議和成為當時政治生活的中心事件，而黎元洪憑藉首義都督的身份，袁世凱一開始就選中他作起義各省的最高代表進行談判。這使他在籌組臨時中央政府向革命黨爭權奪利的斗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正因此，他被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舉為大元帥，這不僅使他取得了代表獨立各省組建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實際權力由副元帥黃興代行），而且極大地加重了他的兵權。1912年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又被選為副總統。這時的黎元洪已成為既踞有實力地盤、又擁有大元帥稱號和副總統政治地位的實權人物了。

第四、黎元洪在湖北革命黨內找到了代理人——與掌握湖北軍政府實權的共進會負責人、軍務部長孫武緊密勾結，從而鞏固了黎在湖北軍政府中的地位。在黎元洪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加緊集權的過程中，孫武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他先是為了貶抑黃興，抬高自己；后是為了排斥“首義三武”中的其他“二武”——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共進會另一負責人張振武，不惜“擁黎以自重”，與黎元洪的親信孫發緒、饒漢祥、杜錫鈞等密切勾結，在共進會與文學社之間不斷制造摩擦，千方百計打擊原文學社系統的革命黨人和在湖北的同盟會領導人。

黎元洪初則利用孫武共進會領導人的身份逐漸取得革命黨人對他的信任；繼則利用孫武排擠、打擊革命黨人，以便取得都督實權。黎、孫勾結，不但加重了黎元洪在湖北軍政府中的權勢，而且使舊官僚勢力得以左右首義地區的政治動向。

黎、孫勾結的組織體現的是民社的成立。1912年初，以孫武為首的部分湖北革命黨人（主要是共進會黨人）對南京臨時政府的權力分配（基本上未任用湖北首義黨人）不滿，再加上孫發緒等舊官僚政客乘機挑撥離間，致使湖北首義地區對南京臨時政府與同盟會的離心力加大。

1912年1月16日，孫武、劉成禹、孫發緒拉攏一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民社，以“與同盟會公開對立”。列名的發起人有黎元洪、譚延闿、王正廷、孫武、吳敬恒、劉成禹、孫發緒、張伯烈等24人。其主事者為孫武，最活躍的是孫發緒，黎元洪則為后盾。1912年1月20日在報端發表《民社緣起》和《民社規約》，標榜“爰本盧梭人民社會之旨發起民社”，“對于統一共和政治，持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實則是擁黎元洪為首領，向同盟會爭權。民社本部設在上海，并在上海出版機關報——《民聲日報》，2月20日正式創刊發行。該報的宣傳路線就是民社的政治路線——擁袁（世凱）、黎（元洪），排孫（中山）、黃（興），反對同盟會和南京臨時政府，其進止完全秉承黎元洪意旨。

民社本部雖設在上海，但“事實上，民社是以湖北為重心的”。2月28日，民社武漢支部成立，3月31日在漢口正式舉行成立大會，公舉黎元洪為社長，孫武為副社長，孫發緒為評議長，丁立中（笏堂）為總干事。武漢民社的主要成員有兩部分人：一是以黎元洪為首的舊官僚和立憲派政客；二是以孫武為首的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的共進會黨人。通過民社這個紐帶，孫武和黎元洪靠得更緊，黎、孫相互利用，武昌官僚集團賴以形成；換言之，武昌官僚集團即指以黎元洪為首的掌握湖北軍政實權的新舊官僚，民社就代表著這個官僚集團的政治利益。

民社既是一個政黨，又帶有地域性質。以后又以民社為基礎，形成袁世凱的御用黨——共和黨，民社即為共和黨的湖北派，是“袁世凱在湖北的代言人”。武漢民社一成立，立即進行反對南京臨時政府的活動。誠如一些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辛亥老人所說：“武昌同南京，就此發生裂痕了?！薄白源?，黎元洪抱定主義，另立門戶”，“壟斷湖北一切政權，聯袁拒孫”。

黎不放棄大元帥名號、以與孫中山抗衡

黎元洪和武昌官僚集團對抗南京臨時政府，首先表現在黎遲遲不肯放棄大元帥名號。按照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的決議，大元帥是在臨時總統產生以前代行政務的臨時性職務，其職權就是組織中央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產生后，大元帥應隨之取消。黃興早在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臨時大總統職的當天，即通電各省，聲明取消副元帥名號，黎元洪也于1月3日當選為副總統，按說應自動取消大元帥名號，但他卻遲遲不肯取消，且于1月22日以都督身份召集湖北軍政府各部部長、各協統及各行政機關辦事人員舉行大會，由軍務部長孫武提出議案：“大元帥已經各省代表舉定，不得以私人之意見取消。鄂省為民國軍事總樞紐，應即組織大元帥府實行職務”。經會議議決，立即建立大元帥府，實行大元帥職務。

黎元洪所以遲遲不肯放棄大元帥職務，是為了抓住統率南方革命軍隊的實權，以民軍最高統帥的身份與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對抗。自1912年12月17日當選為大元帥以后，他即以大元帥名義將全國民軍編為四支大軍，統歸自己節制，大本營設于武昌，部署北伐；并曾以“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的名義誓師北伐；以后屢頒北伐訓令，或是向北伐將士發文慰問，均使用大元帥名義。

直至2月15日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黎元洪才忙不迭地于當日電達孫中山及參議院，表示：“現在政體解決，元洪副總統及大元帥之職，應先辭退，俟新任舉定后，即行解職?！钡驎r值孫中山辭職尚未解職，袁世凱已當選而未就職之際，黎元洪亦并未解大元帥之職。直到3月30日北京承宣廳來電，稱“民國臨時中央政府業經組織完備，查照民國通例，大元帥一職，自應歸袁大總統兼任。”黎元洪才于4月6日宣告“本都督發布此諭之日，即為大元帥解職之日?！彼拇笤獛浢栔荒芤乒谠绖P。

與東南立憲派攻擊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

黎元洪和武昌集團還同東南立憲派及同盟會中的右翼結合在一起，從政治上、思想上對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發起攻擊，妄圖釜底抽薪，搞垮革命政權。比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始，頒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革命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革除一切封建主義舊習氣、舊風俗。孫中山從上海到南京就職伊始，就堅決掃除舊中國官場講究排場、好施繁文縟節的舊習氣，對瀘軍都督說：“我輩革命家，全不采儀式，只一車足矣?！?/p>

他連一個衛隊也不帶，輕車簡從地來到南京。大總統就職儀式舉行得莊嚴而熱烈，卻也極其儉仆；同時宣布，凡政府官員都是“人民公仆”，廢除“大人”、“老爺”之類的稱呼；一律實行低薪制，總統府人員，自秘書長以至錄事，一律每月領津貼30元?！八奘硠t由政府給辦，亦一律齊等。滿清官僚氣習，掃蕩無遺”。南京臨時政府還連續發布命令，禁止種植罌粟和吸食鴉片，剪除發辮，并禁“買賣男女及奴隸他人”，禁止蓄娼，禁絕販賣華工，禁止刑訊，禁止賭博，勸禁纏足等等。

而黎元洪和武昌官僚集團對這一切視而不見，僅用一些外國報紙誣蔑光復各省革命派的所謂“驕奢淫佚之習，與滿清當道故態有過之無不及”等言詞于2月6日致電南京臨時參議院，要求轉告大總統孫中山，請其“速下崇儉抑奢命令，以挽頹風，而免外人訕笑”，并警告說：“倘昏迷如故，民國前途何堪設想?！睂δ暇┡R時政府抱著敵意和嘲笑的態度。次日，又直接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各機關，氣勢洶洶地質問革命黨人：“假共和以遂私圖之事時有所聞，或假之以謀權利，或假之以報私怨，或假之以蹂躪商賈，或假之以損人權，種種怪狀，人道何存？”竟把南京臨時政府當作肆意攻擊的對象。

再如，約在1911年12月10日左右，武昌起義后思想急劇右傾的章炳麟在回復譚人鳳等人的電報中曾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今讀來電，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諸君能戰即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p>

章炳麟提出的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受到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的批判。孫中山剛從國外回到上海時，在所發同盟會宣言中，特別批判章炳麟的這個分裂主義、取消主義的口號，斥之為“儒生闒茸之言”，指出它完全背離了同盟會“所持主義”。黎元洪卻對章炳麟這個口號很欣賞，認為與他排斥湖北革命黨人、以獨攬大權的意愿正相符合。當南北議和協議剛一達成，他為了投靠袁世凱，便把章炳麟這個口號接過來并發展一步，提出“革命軍消”。他在2月7日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各機關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此固有識者之言，某等敢進言曰：‘共和國立，革命軍消’。蓋以破壞易而建設難，不如此不足以收容全國之杰俊，而共救時艱”，目的是進一步削弱革命黨力量，為將來袁世凱的“統一政令”、“統一軍令”服務。

在財政經濟上卡南京臨時政府的脖子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財政萬分困難，黎元洪為首的武昌官僚集團不但不給予支持，而且和東南立憲派頭目沆瀣一氣，對南京臨時政府百般刁難，企圖從經濟上促南京臨時政府垮臺。1912年1月26日，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致電黎元洪，提出“各省財政狀況，務望詳示”，還未提及向地方要錢，黎元洪即于當日回電哭窮，謂：“鄂省財政，萬分窘迫”，“若不急為設法，萬難支持”，并說明“已將困難情形及收支數目，交由參議員要求中央政府極力維持”。

而就在同一日，答覆湖南都督譚延闿的一封電報中，卻爽快地答應湖南方面自廣東、四川運鹽至湘，途經鄂省，“請飭各關卡免稅放行”的請求。十天以后，2月5日的《申報》還刊載了這樣一條消息：“黎副總統宣言湖北財政甚為充足，貯藏銅塊、銀塊能敷數月軍資?！弊C明了黎元洪致南京政府財政部的“哭窮電”何等虛偽！

南京臨時政府既找不到適合途徑解決財政困難，只好求助于外債，而帝國主義又都是把向中國貸款作為取得侵略權益的一種手段，所以除了高額利息以外，還必然伴隨著其他附加條件。1912年1月，日本郵船社以輪船招商局產業為抵押，借給南京臨時政府銀1010萬兩（后因故未能實現）。1月底，又經由日本三井洋行與大買辦盛宣懷串通一氣，商訂以漢冶萍公司股票為擔保，以漢冶萍煤礦由中日合辦為條件，貸款給南京臨時政府200多萬元。總共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到1912年4月，外債收入共1079萬元，占其收入總數的將近54％。

南京臨時政府這種飲鶴止渴的辦法，嚴重地損害了它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同時也給伺機破壞的舊官僚、立憲派以可乘之隙。黎元洪和武昌集團即乘機大肆攻擊南京臨時政府，自2月13日至3月9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為反對借外債事，六次以黎元洪的名義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對南京臨時政府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被迫采取的“急不擇蔭”的辦法，不但毫不容情，而且把它罵得比清政府還要壞。在2月14日就輪船招商局之抵押致南京臨時政府的電文中說：“前清屢次抵債，尚顧惜此區區而不之畀，乃民國新造，反棄此權利?？譂M清遺孽亦當笑人矣。

如果黎元洪為首的武昌官僚集團是真誠地出于維護國家主權而反對借外債，即便言論過激，也還不無可取之處，但事實并非如此。當袁世凱為首的北京臨時政府組成后，第一件大事即大借外債，一個月之內，專為籌措解散軍隊費用，即借外債3600萬兩，相當于南京臨時政府外債總數的三倍多。一再以“迄未借外款”夸口的黎元洪，也于1912年5月為修筑漢口街道、建筑電車軌道，與美國舊金山勞勃脫大來公司簽訂了300萬金鎊（3000萬銀元）的借款合同，“以湖北某某項收入為抵押物，聞投資人于抵押物頗為滿意”。10月簽訂正式合同，借款數額降為150萬鎊。

民社以及鄂省參議員等擁黎人物對借外債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反對借外債，一變而為與反對借外債者為敵。比如黃興鑒于南京臨時政府借外債遭到輿論反對的教訓，對袁世凱政府大借外債表示了反對的態度；但同時發起成立國民捐會，倡導各地實行愛國捐款，以解決政府財政困難。

盡管未能行得通，卻說明黃興反對借外債，并非是為拆政府的臺。而民社主帥孫武竟親自出馬，為袁政府借外債作辯護，說是“此固謀國者不得已之苦衷”；并批評黃興“反對借外債者并非有真知卓見”，“黃克強雖然電阻借款，以意測之，亦不過矯激之詞……克強素持大體，熟于事勢。夫豈不知中國府庫空虛乎？”

曾聲嘶力竭地反對南京政府借外債的鄂省議員劉成禺等也改變了態度。在內閣總理唐紹儀和袁世凱的政爭中，袁利用財政總長熊希齡攻擊唐紹儀，劉成禺等則毫不含糊地站在袁世凱一邊，攻擊唐紹儀，支持熊希齡，而熊正是袁政府3600萬兩對外借款的主要經手人。于此可見，黎元洪為首的武昌官僚集團本質上不是反對借外債，而是反對南京臨時政府。

建都之爭

1912年2月12日，清帝發布退位詔書。13日，孫中山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15日，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20日黎元洪再次當選為副總統。孫中山為防止袁世凱獨裁，在辭呈當中，提出臨時政府地點設于南京；新總統須到南京受任；新總統必須遵守南京臨時參議院制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三項內容作為他和國務員解職的條件。孫中山多次電催袁世凱南下就職，并于2月18日派出蔡元培等五專使赴北京迎袁南下。

對于袁世凱來說，《臨時約法》并不可怕，可以在當權后慢慢去對付；而臨時政府建于何處，也就是國都所在地問題，則牽動他的統治基礎，而且是馬上就要付諸實行的問題，因而必須力爭。于是南北雙方為建都地點問題，展開了激烈斗爭。袁世凱藉口北方局勢不穩，不肯南下；孫中山為使袁世凱脫離舊勢力的老巢，到革命氣勢較濃的南方來，以減少他破壞共和的危險，所以也堅持不讓。

黎元洪“從前以一協統望袁世凱如帝天，袁出，情甘為屈。”但在南北爭都問題上，居然提出了第三種主張——建都武昌。早在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之前，他就致電已自武漢退駐保定的段祺瑞，請其轉達袁世凱，表示選舉臨時大總統及組織臨時政府的會集地點應在漢口，并派出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王正廷到北京，請袁“駕臨江漢，公同商議正式中央政府一切組織計劃”。

2月14日，又致電清內閣總理袁世凱，再次表示：“現在組織中央政府為刻不容緩之圖，而會集之區，似以漢口為適中之地……敬請迅速派定北方各處代表南來，會同推定大總統及中央政府各重要人員與確定政府所在地點。”并說明得袁復電后，再由武昌方面電告南京臨時政府，令南方各省代表亦會齊漢口。黎元洪居然要左右南、北兩京，孫、袁二巨頭，這實在是他一生中政治雄心的一次大勃發。可惜，他的建議并未受到袁世凱的重視，袁一直把南京作為談話對象，施以威脅手段也是針對孫中山，所謂“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釋政”等語。

袁世凱被南京臨時參議院選為臨時大總統后，黎元洪要求到漢口選舉總統之議自然作廢，但他仍然堅持要求南北代表到漢口組織政府。2月17日袁世凱給他的復電中有言：“自武漢起事，天下從風，共和之基于斯肇建！”之語，他受到了鼓舞，似乎袁世凱承認武漢的重要地位，于是19日致電袁世凱，說什么：“我公識見宏遠，必能慮及會議之區，似以漢口為適中。懇通電各處，遣派代表來漢，以便組織中央政府?！倍绖P根本未予理睬。

2月15日，湖北省臨時議會正式作出了“建都宜在武昌”的決議。20日，《民聲日報》即刊載了民社本部發表的通電，首先斥責南京臨時參議院：“附和政府少數人之私見，率定南京為臨時政府地點”，“此吾黨所絕對不敢贊同者”，又表示“際南北紛爭之日，新舊暗斗之時，吾黨似未可加重一方”，因此關于國都問題，“折中定制，莫若武昌”，其理由一是“武漢倡義，為全國人心所歸”；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樞”；三是“既滌除北京舊染之污，亦免蹈建業（即南京）偏安之習?！?/p>

次日又發表危言聳聽的言論，給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施加壓力，竟然說：“武漢軍界聞參議院受政府之指揮，決定南京為臨時政府地點，宣言將與段棋瑞軍聯合，極為傾倒南京政府之行動?！辈⒃⑽摹冻蟆返募~約電訊稱：“美政府謂中國建都武昌為最宜，極為反對南京”。該報還連篇累牘地發表各種評論文章，從政治、外交、經濟、交通諸方面論證國都必應設在武昌。他們津津樂道于武昌的首義地位，所謂“自起義以來，流血無量，人心之所響往，大勢之所趨歸，實民國惟一之紀念場，世界第二之華盛頓也！”。

無論是黎元洪主張也好，民社鼓吹也好，對于各省都督來說，都不如坐鎮北京的袁世凱的陰謀詭計更具有欺騙性。江蘇都督莊蘊寬、浙江都督蔣尊簋、煙臺都督藍天蔚、湖南都督譚延闿、廣西都督陸榮霆、云南都督蔡鍔、浙軍司令朱瑞、粵軍司令姚雨平，以及天津張鎮芳、張懷芝、張錫鑾等均發表通電，一律表示支持袁世凱建都北京。在這種情勢下，黎元洪于27日致電孫大總統并南京政府各機關，表達了三層意思：

一是壓迫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放棄建都南京的打算，居然威脅說：“若參議院諸公必欲膠執成見，事久生變，誠恐以一時未審之謀，貽全國無窮之禍。倘使后人追原罪首，悔將何及？”

二是表示“臨時政府自應以地形險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國樞紐者為適當之地點”，則“居中馭遠，莫若武昌”；

三是考慮到各省都督皆贊成北京，故退一步，提出“為暫時權宜之計，必仍規定燕京”，而將來“宅中建國，仍在武昌”。故應一面先在北京組織中央政府，“規劃一切”；“一面開辟武漢，建筑新都”，“俟新都告成之日，即為總統移駐之時”。這是黎元洪為首的武昌官僚集團經過審時度勢，作出的第二步打算，可惜其建都武昌之議，根本不為人所理睬。

袁世凱為使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屈服，一面同蔡元培等五專使虛與委蛇，表示“極愿早日南行”；另一面則指使爪牙于2月29日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變（即“壬子兵變”），造成北方局勢不穩、袁世凱“暫難離京一步”的假象，以迫使南方革命派屈服。黎元洪則從這次兵變中很快醒悟過來，看清了袁世凱決不肯南下就職、國都必定北京的意向，于是連忙于3月3日發表致各省機關電，只字不敢再提建都武昌之議，而是藉助北方兵變之禍，危言聳聽地警告說，如果再不趕快定國都，建立統一政府，則會造成“兵亡”、“民亡”、“國亡”、“種亡”的慘痛后果，壓迫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向袁世凱讓步。最后明確表態：“時機萬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金陵形勢果勝燕京，猶當度勢審時，量為遷就，況利便之勢相判天淵乎？”。

4日、5日又連續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各機關電，催促速定國都，所謂“首都一日不定，則國基一日不立”，“倘更有搖動，轉瞬即不堪設想”云云，壓迫革命黨人速向袁世凱屈服。湖北臨時議會也于10日通電各省，擁護在北京建立臨時政府。《民聲日報》也變了調子，恭維黎元洪改轍定都北京之論為“一言興邦”之“君子言”，又謂“項城在燕受職之議已底于成，記者對之安得不色然以喜！”

隨著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唐紹儀到南京組織內閣，臨時政府北遷，這些高唱武昌為政治中心的言論自然銷聲斂跡，成為歷史的沉渣。然而它卻深刻地說明了，民國初年這場定都之爭，本質上不是地域之爭，而是政權之爭。南京與北京之間，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武昌與北京之間是政治權力之爭。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初則以第三黨的面目出現，企圖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繼則完全站在袁世凱一方，壓迫南京革命黨人向袁世凱妥協，從而在“爭都”問題上，最終成了袁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