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新桂系并非鐵板一塊，1937年白崇禧離開李宗仁去南京任職

廣西的新桂系曾以鐵板一塊著稱，而新桂系也一直以來是蔣介石的心腹大患。然而新桂系三位核心人物最終的歸宿，卻更像一出悲喜劇。李宗仁解放前出走美國，后來又從美國歸來在北京走完一生，白崇禧在1966年的臺灣黯然離世，而黃紹竑解放前夕選擇留在大陸。當年一同起于草莽、并肩打下八桂江山的兄弟，為何在歷史的岔路口分道揚鑣，甚至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兄弟齊心
新桂系三駕馬車各有特色，李宗仁的寬厚、白崇禧的機敏、黃紹竑的練達，這三人的配合也曾是廣西這個邊陲省份迅速崛起的完美配方。
北伐之后，桂系的勢力如野草般從嶺南蔓延至兩湖甚至華北，那份“廣西人主天下事”的雄心，讓南京的蔣介石如芒在背。然而，這種急速擴張本身早早就埋下了隱患。
地盤大了，利益如何分配？聲音多了，聽誰的？1929年蔣桂戰(zhàn)爭的慘敗，與其說是蔣介石謀略險惡，倒不如說就是新桂系內(nèi)部外強中干。
人各有志
黃紹竑的離開從表面上看，這是軍事失敗后的無奈選擇，實際上草蛇灰線早有伏筆。
1929年蔣桂戰(zhàn)爭中桂系兵敗如山倒，李、白、黃三人倉皇逃回廣西老家，昔日的宏圖霸業(yè)轉(zhuǎn)眼成空。1930年中原大戰(zhàn)中新桂系再度失利后，黃紹竑心中的厭倦達到了頂點。黃自己后來坦言，當時“深感軍閥混戰(zhàn)給地方和國家都造成很大災難”，并決心不再參與其中。
黃紹竑的性格中有著李、白二人不同的務實與靈活，或許更早看透了在蔣介石體系下地方軍閥的終極困境。于是，他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有些“背叛”色彩的決定：接受蔣介石的招攬，轉(zhuǎn)身進入中央政界。
黃紹竑的這個選擇雖然看起來像背叛一樣，但是在李宗仁和白崇禧心中，他們卻可以理解，甚至他們也認為黃紹竑離開廣西去蔣介石那里，正好新桂系也有了一個內(nèi)應，如此想來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在此后，黃紹竑從此游走于蔣與桂系之間，扮演起一個復雜的協(xié)調(diào)者角色，他自己形容為“左右逢源”，但這其中的孤獨與壓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曉。

李白之間
說起新桂系，大家更為熟知的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李白之間的合作也堪稱民國時期地方軍閥的最佳模范。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矛盾，李白二人合作無間的背后也有一些見不得光的小矛盾。
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都是廣西帶著部隊出身的。而白崇禧在民國時期負有大名，后來在廣西地區(qū)更是成為南寧軍校的校長。成為軍校校長就意味著對軍事將領有很強的話語權，而這也是掌控軍隊非常重要的一點。白崇禧和李宗仁在聚在一起的時候，手中都帶著部隊。而白崇禧野心更為強盛一些，即使在新桂系內(nèi)部，他也想將部隊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此有一些始終效忠于李宗仁的老部下對此頗為不滿，這種不滿間接著也影響到了李宗仁這里，盡管李宗仁頗為大度，但是這種事且卻也不能視而不見。

白崇禧也心知肚明自己和李宗仁之間這種小矛盾。于是在1937年蔣介石邀請白崇禧前往軍中就任副參謀總長職務時，他一番思量之后還是答應了下來。
老蔣的邀請封電報在桂林引起了不小的波瀾。李宗仁的疑慮非常實際：基于多年與蔣打交道的經(jīng)驗，他擔心這會不會是調(diào)虎離山甚至扣押人質(zhì)的圈套。況且，他判斷日軍行動不會那么迅速，廣西尚有準備時間。換句話說，李宗仁更傾向于持重自保，先觀時局變化。
但白崇禧的想法則更為復雜。白身邊一位年輕的機要秘書謝和賡，連夜寫下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無可調(diào)和，蔣介石在此局勢下不可能逆流而行；桂系若想有所作為，就必須走出廣西，而白崇禧赴京正是關鍵一步。

這封信精準地觸動了白崇禧內(nèi)心。最終，白崇禧于8月4日飛赴南京，就任副參謀總長。后來李宗仁出任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二人一個在地方，一個在中樞，也開始又一番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