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戰役，一護士被評為一等功后跟政委報告：我怎么當得起

1984年老山戰役結束后，首批醫療隊也完成了救護任務，172戰地醫療所在撤下以后，開了一次評功總結會。

不過，令人沒想到的是，這個簡單的評功工作，卻根本進行不下來。

大家都是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肯來領這個功，作為上過戰場，親眼見到了那么多犧牲者、受傷者，她們不好意思要這個功。

沒有辦法，172戰地醫療所只好改為無記名投票，要求全體醫務人員、警衛排，以及所有留所治療的傷員投票選出一個人來評功。

圖|鐘惠玲

當著大伙的面，三個工作人員打開票箱計票，同時在旁邊的黑板上劃“正”字。

統計結束后，172戰地醫療所的擔任主攻部隊的衛生員鐘惠玲以差一票的票數當選，后來被上級授予了一等功。

鐘惠玲后來才知道，她之所以差一票，并不是因為有人沒投她票，缺的那張票其實是她自己的，她投給了別人。就此，鐘惠玲成為全軍唯一一位榮立一等功，并被授予“模范衛生員”榮譽稱號的女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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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惠玲是云南大理人，1965年出生，1982年高中畢業以后參軍，1983年1月參軍后在位于宜良縣陸軍72醫院當了一名話務兵。入伍后第二年，陸軍72醫院與玉溪144醫院合并，鐘慧玲轉調入院當了衛生員。

多年后鐘惠玲回憶起自己參軍的經歷，還頗為感慨，她們六零年代的人，出生接觸的就是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也曾經夢想成為一名軍人，成為一個英雄。

1979年2月，對越反擊戰打響，戰役結束后，鐘惠玲看著從前線凱旋歸來的解放軍戰士，內心深處萌生了當兵的想法。

1984年1月，老山收復戰發起前，鐘惠玲所在的醫院奉令組建醫療隊，要開赴第一線，鐘惠玲第一時間就報名要求到醫療隊。

不過有趣的是，上級領導一開始并不同意鐘惠玲上前線，覺得她是一個新兵，后來還是鐘慧玲軟磨硬泡，上級領導才勉強同意她參加醫療隊。

1984年4月，鐘惠玲隨醫療隊乘車出發，一路上大家都很興奮，嘰嘰喳喳說個不停。

鐘惠玲所在的172戰地醫療所的位置是在一個叫落水洞”的地方，這里應該是醫療隊所能抵達最前沿的地方。

鐘惠玲記得，自己剛到“落水洞”的時候，就聽到山那邊不停地在打炮，“咣咣咣”地響了一夜。

當時，這些從后方來到前線的醫生護士，還根本意識不到戰場有多殘酷。

圖|野戰醫療所

盡管已經做好了救治傷員一切準備，可真正看著傷員從戰場上被抬下來，看著那血肉模糊的場景，所有人還是控制不住心驚肉跳。

“‘428’那天啊，我在救護所基本上是哭著上班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血，那么多傷殘的戰友。”

1984年4月28日，老山收復戰打響，僅在老山方向，一天之內就抬下來500多傷員，鐘惠玲后來回憶，當時她只記得老山戰役當天，一卡車一卡車的傷員從前線上下來，以至于她們一開始準備接收傷員的床都不夠，只能臨時把褥子鋪在地下當床。

“傷員們渾身血跡和泥土，槍傷、炮傷、地雷傷等各種傷情、血腥味、硝煙味、汗味混合，血肉模糊的傷口讓我內心驚恐不安。我平常見到殺雞都害怕！在我17歲參加新兵訓練時，新兵戰友張靈英患急性闌尾炎住院，征得本院領導同意，我穿手術衣站在手術臺旁陪她做闌尾切除手術，我站在手術臺旁邊看見她的皮膚被消毒后，鋪上洞巾，手術刀輕輕一刀一刀把肚皮劃開，看見切口冒血了，我突然頭暈渾身發軟站不住了差點暈到，被架出了手術室……。”

初上戰場的鐘惠玲，第一次看到了傷員傷口流出的血、腐爛的肉，差點就又昏了過去，但身體搖晃了兩下，她還是站直了身子。

圖|鐘惠玲在前線

也因為醫療所的氣味過于濃郁，鐘惠玲后來加戴了兩層口罩，可還是抵擋不住一陣一陣的血腥氣。

不過，令鐘惠玲欽佩的是，那些被抬下來的傷員，他們在被救治過程中，沒有一個喊苦、也沒有一個喊痛，她戴著口罩，心里有些愧疚。

鐘惠玲索性把心一橫，直接摘掉了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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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月28日到4月30日，包括鐘惠玲在內的大多數醫療人員都沒休息，她們頂在一線，不停的救治傷員。

與所有人不一樣的是，鐘惠玲是第一個發現，救治前線傷員，不僅僅是需要治療外傷，還應該關心他們的心理狀態。

不管是輕傷的還是重傷的，這些人下了戰場以后，或多或少心理上都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一些新兵，多少都有些戰爭心理創傷。

盡管世界范圍內早在二戰后對于戰士戰后心理創傷就有了系統的研究，但在但當時國內，研究還是比較少。

對于戰場上負傷的戰士，戰地醫療所也只能是保障基本，盡可能的讓他們都活下來。

鐘惠玲后來回憶起往事，也坦言自己當年只是一個小護士，并不懂得心理干預，后來是上了軍校以后，才接觸到相關課程。

不過，鐘惠玲很善于觀察，他注意到一些接受治療的戰士們普遍不愛說話，情緒比較低落，因而抽出時間專門與這些戰士說話聊天。

鐘惠玲記得，自己當年照顧的一個傷員叫晉方力，當年負傷時才16歲。

晉方力是被敵人的高射機槍子彈射穿了腿，后來送到172戰地醫療所動了手術，然而手術完了以后，他人卻沒緩過來，整天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也不動，一連好幾天。

鐘惠玲注意到這個情況后，就專門找晉方力聊天，但晉方力并不理她，每天只是望著天花板，眼淚汪汪的。

好在鐘惠玲并不氣餒，連續幾天同晉方力說話，這才打開他的心扉。

一次聊天，晉方力無不憂愁的表示：

“我才16歲，腿要是沒了，以后的人生該怎么辦呀？”

鐘惠玲安慰他：

“你的傷沒有你想的那么嚴重，如果真是保不住腿了，那你現在就不是在我面前了，早把你用飛機送去后方了。我見過很多傷員，一送來就截肢，手術一完就被飛機運走了。而你現在兩條腿都在，只是被那個高射擊機槍打穿了以后，傷得比較重。所以你要好好吃飯，營養充足了，肉就長得快，肉長滿了，你的傷也就好了。”

在鐘慧玲安慰下，晉方力才慢慢開朗起來，人也變得愛說話起來，后來他被送到后方醫院，臨走時還跟鐘慧玲打了招呼。

四十幾年過去了，鐘惠玲還又見到了晉方力。

像晉方力這樣的戰士，在戰地醫療所里比比皆是，鐘惠玲開始考慮，該怎么讓他們舒緩心理呢？

考慮到一些戰士們喜歡下棋、打牌、鐘惠玲特意在城鎮買來了象棋、撲克牌，閑著沒事就同他們打牌、下棋，她還自費買來許多書，在醫療所開辦了閱覽室，專供傷員們看書，有時間還把大伙組織在一起，聊天、唱歌。

鐘慧玲的舉動，大大降低了前線戰士在戰后患“戰爭后遺癥”概率。

值得一提的是，172戰地醫療所在轉移第一批傷員到后方時，鐘惠玲察覺到了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傷員明明都是英雄，但卻怎么看怎么像剛打了敗仗那樣。

后來鐘惠玲才琢磨明白，原來是之前這些傷員從前線下來的時候，為了給他們治療，軍裝都被剪爛了，后來雖然都換了新軍裝，卻沒縫上領章、帽徽。

缺了領章、帽徽的65式軍裝，穿在身上顯示不出一個戰士的精氣神。

鐘惠玲后來發現這個問題后，就利用閑暇時間，把傷員們換新軍裝的時候，給他們縫上新的領章、帽徽，第二批傷員返回后方的時候，身上一穿軍裝，效果立馬就變得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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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鐘惠玲的付出，所有傷員們都對她感恩戴德，戰友們都親切的稱她是“戰地女神”，甚至有的戰士還開玩笑說：

“如果負傷就可以到醫療所養傷見到您，是美差啊！”

鐘惠玲后來知道，不少前線的官兵紛紛給上級寫信反映，要為她請功，信不僅送到前線指揮部，有的還被送到了昆明軍區司令員張铚秀的辦公桌上。

172戰地醫療所開完評功會，鐘惠玲全票通過，后來被授予一等功。

不過，一開始得知自己將被授予一等功，鐘惠玲的心里還是非常惶恐的，后來她專門找了政委吳躍才（也有文章稱吳耀才）談了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我上前線，我要有機會立個三等功，我都覺得我很了不起了，而現在居然是立了個一等功，這對于我這樣一個18歲的新兵來說，我承擔不起呀！
“首先，我們所的醫務人員比我優秀的實在是太多了，不說別的，就是我們這個小組，我的組長參加過抗美援越，支援過老撾，支援過柬埔寨。而且這個老主任馬上就要退休了，我們這次參戰就是他領導我們這個小組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他可比我強一千倍，一萬倍，這個一等功一定要給他。“

”再說了，包括所里的其他醫生、護士，我就覺得我遠遠不如他們啊！”

吳躍才反過來勸鐘惠玲：

“你的一等功是大家共同評出來的，那么多的醫務人員、戰士、傷員都給你請功，說明我們所有人都看見了你的無私奉獻，你默默的一個人在做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你就不要謙虛了。”

“你不要把這個一等功看成是你自己個人的，你是我們整個172野戰醫療所的代表。”

圖|鐘惠玲與時任昆明軍區司令員楊得志

即便是這樣，榮獲這個一等功，鐘惠玲還是覺得誠惶誠恐，此后數年間，除非一些必要場合，她從不佩戴這個軍功章，她覺得這個軍功章不是屬于她個人的，是屬于前線戰友和醫療所全體醫務人員，分量實在太重了。

1984年9月，昆明軍區又授予了鐘惠玲“模范衛生員”的榮譽稱號，同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年僅18歲的鐘慧玲作為英模代表，應邀參加了天安門的國慶觀禮。

1985年3月，鐘惠玲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的榮譽稱號，同年5月，被推薦為國際南丁格爾獎候選人。

1987年，鐘惠玲又出席了全軍英模代表大會。

1988年，鐘惠玲調入中央警衛局從事醫療保健工作，直至退休。

退休后的鐘惠玲致力于關愛老兵，致力于公益事業，并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每年都要拿出一個月的工資來去做公益，去關愛烈士的父母。

后來鐘惠玲再談起當年這些往事，還有些感慨：

“我尊重我胸前的軍功章，但我不是英雄，我們只是這場戰爭的參與者、幸存者。我立功授獎，只是這些參戰者、幸存者當中的幸運者而已。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在烈士陵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