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文化和道德上挑動東西方對立

最近確實社會上有著各種各樣烏七八糟的聲音，比如項某剛就提“立法和執法要符合民意，符合中華文化和道德規范，而不是西方人的文化和道德”，仿佛東西方的文化和道德是多么對立的體系。

實際上文化也好道德也好，其實沒有什么根本的對立，東方人的文化和道德，并不與西方人的相沖突，反之亦然，這其實是仔細了解文化和道德以后就能理解到的。

《尖峰時刻》劇照 圖源網絡

我們先說道德。道德擁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對不同的問題確實會產生不同的看法，但這都只是表面上的東西。我們如果要探究這倆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是否真的是完全沖突的體系，那其實就要回歸最基本的定義。如果最基本的定義上沒有沖突，那無非是見解有問題，共同點是大的，差異是小的。

西方對道德的定義最經典的其實就是康德：“能夠成為普遍準則的行為規范”。什么叫普遍準則？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能夠被任何人施加于任何人而都能夠被接受。比如說我無故扇張三一耳光，或者搶了張三的財產，對我而言或許可以接受，但如果反過來是張三這樣施加于我，那我就不能接受了。因此這樣的行為或許對我有利，但不符合道德。因此康德對道德的最核心定義是這種行為能夠被普遍認同，也就是施于人者，必須是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所欲，至少不能是有人所不欲的。

中國并沒有明確給出對道德的定義，這當然是個遺憾，但也確實有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我們如果把這句話和康德道德觀的核心進行對比，我們發現這無非是同一件事兒用正命題和逆否命題來分別闡釋：康德在說“施于人者必須是人（自然包括己）所欲”，我們則是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從邏輯上，正命題和它的逆否命題其實是無條件等價的，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得出結論：中西方在道德上，特別是在道德的根本定義上是達成了統一的，而且中國產生這句話比康德要早很多，這是孔子的話，比康德早了差不多2000年，只不過孔子并沒有把它當成道德的定義而已。

既然在根本上是一樣的，就沒必要把中國和西方的道德對立起來。無非是對特定問題受文化影響有不同的見解，但大方向也都是一致的。比如說在細節上，諸如日本等地方覺得男女混浴沒問題，有些地方卻覺得這有傷風化；西方國家普遍覺得婚前性行為也沒問題，但是東方國家往往很在意。但從大方向來講，東方的中日也好，西方的歐洲國家也好，對于性騷擾、出軌等行為，也絕對不是道德和法律所能容忍的，東西方對于這些行為都有道德上的譴責和司法上的懲治。產生差異，無非是文化差異造成的見解不同。

然后再說文化。文化造成的差異，無非是歷史環境不同所造成的見解不同，在不觸犯道德原則的絕大多數問題上是無所謂對錯的，比如說中國人要過農歷年，西方人只過公歷年，誰對誰錯？所以牽扯不到對錯，關鍵只是“不同”。

央視新聞截圖 圖源網絡

可是不同有什么可怕的？且別說我們跟其他國家不同，我們跟歷史上的自己也不同，文化隨時在革新，隨時在改變。就比如說現在是臘月，北方小年在臘月二十三，而南方小年在臘月二十四，形成這樣的格局，其實距今無非100多年前。祭灶王的時間就是小年的時間，而自從商代以來，一直是二十四日。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民間的小年就是二十四號。最終到清朝中后期才發生變化。在皇家除了二十四日祭灶，二十三日還要祭天，這兩天相距較近，事情的內容也比較重復，所以在清朝中后期被改為統一在臘月二十三，合二為一。所以官家祭灶的日子就改到了二十三日。由此便形成了一個傳統的說法叫官三民四船五，也就是官府會在臘月二十三祭灶王，普通民家在二十四號，而船上的水上人家（過去是有很穩定的這樣的群體的，主要是漁夫，船夫等等，這些人在岸上沒有房產，以船為家，杜甫在晚年就過著這樣的生活，也最終是在舟中去世）。而貫徹這個傳統最核心的是北京，因為當時是政治中心，官員的密度非常高，由此漸漸的北方也有不少人選擇在二十三祭灶。等到老舍在民國時寫《北京的春節》，此事便已經成為定論。老舍在這一段第1句就寫“臘月二十三過小年，差不多就是過春節的彩排。”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傳統其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么老，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傳統文化，不但和西方不一樣，其實和我們自己的過去也都不一樣。實際上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傳統文化和習俗很大程度上只能追溯到明清時代，再往上追溯，或是沒有，或是就與現在大有不同。

比如說茶，我們現在這種把茶葉放到水里直接泡出來的喝法——泡茶法，其實只是明清時才開始流行。最早唐代用的叫煎茶法，是把茶葉放到水里烹煮，還要加入鹽調味，煮出一鍋類似中藥一樣的湯，陸羽在《茶經》中就有記載。宋代則實行點茶法，是把茶葉磨成細粉，然后緩緩加水沖泡并攪拌，比較類似于今天日本的抹茶。泡茶法只是明清時期產生，而至于今天某些人那種用小紫砂壺喝茶的方法以及配套的茶藝表演，實際上只能追溯到改開以后，已經屬于偽傳統的范圍。哪怕在民國，喝茶最主要的茶具也是蓋碗，魯迅還在散文里明說“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有些電視劇里演清朝民國的人拿今天這種小紫砂壺小茶杯來喝茶，實際上在當時這種人只能被看作怪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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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才說文化不分對錯，關鍵只是“不同”，所以容不下其他的文化，核心也只不過是“不同”。可是要真是這樣，我們不但容不下別人，甚至連我們自己都容不下。因此文化方面也沒必要挑動對立，包括公歷也好，包括勞動節也好，都是舶來品，馬克思主義更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送過來的。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拿來主義》，現在聽說已經被選入了某些版本的教科書，鄙人深表支持，此文確實可以奉為中國文化方針的圭臬。最核心的幾句是這樣：

“我只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后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于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于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陰功(姑且讓我這么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么，怎么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并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里，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刺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游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所以項某剛他們這些一提到西方就要跳腳的人，無非是“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于是打算關起門來“躲進小樓成一統”。只是他們覺得這樣叫自信，我看這叫自卑，真正的自信是敢于去外面“拿來”，只要最好的，而不拘泥于這好是從哪來，也自信自己的傳家寶不會因為這“拿來”就失去價值，只要這“拿來”的決定是自己做的，并不損失自己的主動權和尊嚴。這樣的道理森有禮見李鴻章時早就已經闡釋過。

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某些人一天天說中華傳統文化傳統道德，可是這個范圍未免太大，無所不包，而且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理解。某些人能展露一下學識，給我們說的再具體一點，究竟要留下哪些來嗎？只可惜到這時，某些人就該走了吧。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嘗求學于北海之北，每不顧環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愛讀書，本學理工，愛好文學。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