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暴力、隔空猥褻、隱私泄露……“小網民”需要“大保護”

當前，信息技術加速迭代，如何守護好未成年人網絡凈土，讓“清朗”成為常態？

“小網民”需要“大保護”

診斷書上，小曦被確認患有抑郁癥和焦慮癥。病歷的根源指向兩年前——那時，她在校園“萬能墻”上遭遇了一場持續數月的網絡誹謗。

在“每分鐘3000元”的金錢誘惑下，小敏添加了陌生人做好友，卻不知私密的視頻聊天已被錄屏，轉而成了脅迫自己的枷鎖。

在更隱匿的角落，周某等6人（含未成年人）運營著境外“開盒”頻道。他們將明星、網紅等不特定人群的個人信息，變成可供交易和傳播的商品。

這些不是電影橋段，而是近年來司法機關辦理的真實案例。

共青團中央發布的《第6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顯示，有近97.3%的未成年人使用網絡，網絡幾乎成為未成年人賴以生存的空氣、課堂與社交廣場。當成年人還在爭論每天該讓孩子上網幾個小時的時候，一場更隱蔽的戰爭已全面升級——網絡暴力、隔空猥褻、隱私泄露，正悄然破壞數字原住民的生活。

面對這一復雜挑戰，防御體系正在加速重構。近期，國家網信辦等八部門聯合發布《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信息分類辦法》（下稱《辦法》），并于2026年3月起正式施行，為未成年人撐起一片清朗的網絡天空。

匿名里的惡意

——當謠言與網暴走向失控

在互聯網的“隱秘”角落里，幾個頻道正在無聲地膨脹。

周某和同伴，其中幾人是未成年人，在境外軟件上搭建了三個隱秘的“盒子”。他們用的工具很“時髦”：共享、購買，甚至調用“社工庫”機器人。

獵物是明星、網紅，或是任何一個陷入輿論漩渦的普通人。

姓名、住址、電話……超過1200條個人信息，像商品一樣被碼放整齊，貼上惡意的標簽，公開展示，瀏覽量高達400萬次。

“開盒”，成了他們的黑話。意思是打開一個人在網絡世界的偽裝盒，將其真實的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條侮辱性評語，就是一根引線。

頻道里的關注者被煽動起來，電話、短信的騷擾與辱罵，從虛擬世界涌向現實生活。

這起最高檢發布的個人信息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撕開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薄弱環節與隱性風險的一角。

成都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民事審判庭（互聯網審判庭）副庭長何定潔曾處理過不少相關案件，在其看來，“一定程度上說，‘開盒’是過去‘人肉搜索’的技術升級版。”

面對“開盒”背后的黑色產業鏈，檢察機關發現了一個深層次問題：刑事打擊之外，如何修復被他們踐踏的、不特定的社會公共利益？

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們奔波數省，逐步理清了產業鏈的各個環節。2025年4月11日，臨安區檢察院依法向杭州互聯網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訴請周某等人停止侵權，刪除相關個人信息；周某等人及部分監護人共同承擔10萬元公益損害賠償金，并在國家級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法院經審理，判決支持了檢察機關的全部訴訟請求：判令被告刪除非法獲取的個人信息、公開賠禮道歉，并共同支付10萬元公益損害賠償金。

2021年，小曦13歲，還不知道“開盒”這個詞。當時，她正陷入一場典型的、屬于那個年齡的煩惱——被誣蔑“搶奪”吳某的男朋友。但這場糾紛，沒有簡單地停留在課間的口角上。

吳某的同學小蘇，想替朋友“出氣”。小蘇找到了校園里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賬號——“校園墻”。這個賬號由學生小李運營，平時分享趣事、八卦，好友列表里擠滿了本校同學。

私信對話框里，小蘇發出了中傷小曦的話。小李收到了，她覺得這是個“好耍”的爆料，于是點擊、發送。瞬間，一條關于小曦的誹謗帖子，帶著縮寫和暗示，出現在全校同學的信息流里。很快，評論區就有人曝出了小曦的真實姓名。

這還不夠。幾天后，小李再次發布帖子，這次，直接公布了小曦的個人信息。

點贊、評論、瀏覽數據暴漲，對一個13歲的女孩來說，這是發生在她世界里的一場海嘯。

此后，小曦開始沉默，回避人群。她三次住進醫院，最終，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作出診斷：抑郁發作。主治醫師告訴她的家人，這很可能與那場網絡欺凌有關。

學校說管不到“校園墻”，公安機關說已過追訴時效。拿著醫院的診斷書，小曦家人一時不知何去何從。最終，他們找到了重慶市沙坪壩區檢察院，申請支持起訴。

2023年11月，重慶市沙坪壩區檢察院檢察官去醫院向主治醫生了解涉案孩子的相關情況。

該院檢察官迅速調取證據，厘清關系，目標很明確：讓侵權者——小蘇和小李等人——為小曦的痛苦，承擔法律上的侵權責任。同時，一紙檢察建議發往了教育主管部門，建議直指核心：健全校園欺凌防控機制，對“校園墻”這類灰色地帶加強監管。

在檢察機關支持起訴后，法院判決小蘇、小李等人向小曦書面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而檢察官和心理咨詢師對小曦的心理疏導從未停止。為了讓小曦能繼續學業，檢察機關幫助她轉到了新學校讀書。這一事件后來被拍成法治教育課，用來引導更多未成年人正確使用網絡。

在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教授苑寧寧看來，參與實施網絡犯罪，組織實施“開盒掛人”是未成年人用網過程中面臨的現實風險之一，“網絡日益成為未成年人受侵害或誘發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苑寧寧表示。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加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苑寧寧談到，《辦法》的出臺將為平臺和內容生產者提供清晰指引，使監管有據可依，也標志著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治體系向精細化邁出了關鍵一步。

屏幕后的獵手

——當網戀與高薪成為陷阱

當大家還在為“開盒”黑色產業鏈和“校園墻”“表白墻”網絡欺凌探索司法對策時，另一些更隱蔽、更殘忍的網絡捕獵，正在實時通信軟件的私密對話框里發生。

“每分鐘3000元。”2025年，河北任丘，12歲的小敏在微信上看到這行字時，心跳加快：這簡直是天文數字。對方告訴她，只需要配合視頻聊天，就能輕松賺到這筆“天價報酬”。

誘惑的背后是深淵。小敏開始了這場“高薪工作”，可怕的是，對方步步緊逼，不斷要求她在鏡頭前做出過分的動作，整個過程被悄無聲息地錄屏保存。

當小敏反抗時，對方便會威脅她：“你的視頻在我手里，不想讓同學和老師看到的話，就繼續配合。”小敏陷入了恐懼與羞恥的循環。

直到她鼓起勇氣，多次拉黑對方并報警，這場噩夢才結束。她的勇敢，揭開了一個更可怕的真相：這不是個案。

河北省任丘市檢察院的辦案檢察官敏銳地發現了異常——犯罪手法過于熟練，話術固定，明顯經過預謀。“擴大偵查范圍，深挖潛在被害人。”檢察機關的建議，推動公安機關啟動了跨省追蹤。通過技術手段對扣押手機進行深度數據排查，借助人臉識別技術比對海量視頻，一個令人震驚的真相浮出水面。

江西、山東、福建……除小敏外，另有5名未成年被害人——其中3名是未滿14周歲的兒童，2名是16歲的未成年女孩。同樣的誘惑話術，同樣的錄屏威脅，同樣的犯罪模式。檢察機關精準適用法律：針對14周歲以下兒童，以猥褻兒童罪對侵害者指控；針對16周歲未成年人，以強制猥褻罪對侵害者追訴。

和小敏同樣痛苦的，還有月月。2025年，在某聊天軟件上，12歲的月月與成年男子孫某相識，發展為所謂的網戀關系。明知月月未滿14周歲，孫某仍以“分手”和曝光視頻相威脅，兩次誘騙脅迫月月視頻裸聊并錄屏。

真正的風暴在月月提出“分手”后降臨。孫某懷恨在心，竟登錄月月的QQ號，建群拉入她的同學、朋友，公然散布那些私密錄屏視頻。“視頻在同學群里傳開了……”當朋友告訴月月這個可怕的消息時，月月感覺自己的世界瞬間崩塌。

上海市崇明區檢察院受理案件后，第一時間要求斬斷傳播鏈，“網安部門要立即阻止視頻的轉發和下載。”這一快速反應，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二次傷害。檢察機關審查認為，孫某實施隔空猥褻后錄屏并散布的行為，構成猥褻兒童罪，且屬“情節惡劣”，遂依法以涉嫌猥褻兒童罪對其提起公訴。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指控，判處孫某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

2025年10月20日，河北省任丘市檢察院未檢工作室工作人員向被害人家長送達督促監護令。

2026年1月6日，河北省任丘市議論堡鎮中學組織開展了青少年上網利弊辯論賽。

但保護從不止于刑事打擊。兩地檢察機關都啟動了全方位的救助機制：任丘市檢察院向涉案家長發出督促監護令，聯合多部門舉辦校園辯論賽，在思辨中提升孩子的網絡安全意識；崇明區檢察院為被害人發放司法救助金，聯合婦聯提供心理疏導，聯系學校防止“次生傷害”……崇明區檢察院還與江蘇啟東、南通市海門區檢察機關簽訂《關于加強北長江口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機制區域協作的實施意見》。

無論是任丘市檢察院與崇明區檢察院構建的“打擊+救助+預防+治理”全鏈條模式，還是《關于加強北長江口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機制區域協作的實施意見》，都在回應同一個時代命題：在虛擬與現實深度交融的今天，如何為未成年人構建真正的安全網絡。

“在此類案件中，加害者會精準利用未成年人的心理弱點：對金錢概念的模糊，對情感的渴求，對社交認同的重視。”崇明區檢察院未檢檢察官劉紅艷說。

各地辦案檢察官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細節：辦案中，他們都發現孩子對網絡風險認知嚴重不足，家長監護存在缺失。這正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讓保護跑在侵害發生之前。

貪欲下的歧途

——當欺詐與牟利突破底線

2022年8月，17歲的小婉先后6次，在上海地鐵站內的多家盲盒店鋪內盜竊了50余個盲盒產品。很快，她便將拆開后的普通款式掛在了“小盒花”App上低價售賣。經查，涉案盲盒總價值5814元。

擺在上海鐵路運輸檢察院檢察官桌上的社會調查，揭示了小婉行為背后的深層原因：高考壓力下的逃避心理、網絡沉迷導致的認知扭曲、法律意識的極度淡薄。這是一個在現實困境與網絡誘惑夾擊中迷失的年輕人。2023年3月，該院對其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考驗期六個月。

在這六個月里，一個由檢察官、社工、心理咨詢師、律師和監護人組成的“幫教小組”，制定了一份精準化幫教方案——心理干預化解焦慮，法治教育厘清邊界，家庭教育指導修復關系。更重要的是，大家幫她找到了學業之外的自我價值。

六個月后，小婉不僅走出了陰影，更成功考入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秘書長田相夏認為，盲盒是一種新興的消費業態和模式，當孩子沉迷時，學校、家庭和社會應幫助孩子樹立起理性的消費觀。同時，市場監管部門、網信辦要對盲盒的生產和銷售進行正面的規范和引導，讓盲盒經濟能夠良性發展。

檢察官的思考并未停止。那個讓小婉沉迷其中、并為其銷贓提供便利的App，是否也該承擔責任？帶著這個疑問，案件線索被移送至“小盒花”App注冊地所在的上海市普陀區檢察院。一場針對該平臺的深度“法律體檢”悄然啟動。

結果觸目驚心：這個擁有千萬級年輕用戶的平臺，竟未設置任何未成年人使用模式，對使用時長、消費金額、訪問權限毫無限制；社區內充斥著擦邊圖片與不良信息；甚至未成年人可以直接在平臺上購買酒類產品。

“他們是初創公司，IT背景的員工對未成年人保護法了解有限。”普陀區市場監管局網監所副科長王鈺欽的話，道出了新業態監管的普遍困境。

普陀區檢察院未檢檢察官徐麗春告訴記者，為推動治理，檢察機關向文旅、網信部門制發檢察建議，推動行政處罰，并建立“政檢企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聯絡機制”，邀請多方專家對平臺進行“全面體檢”。

2024年1月，一份包含5大方面14項具體要求的檢察建議與整改清單，正式送達企業。改變隨之發生：未成年人使用模式上線、單日消費限額設定、不良信息過濾機制強化……

2024年10月24日，上海市普陀區檢察院舉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檢察開放日活動，聯合區網信、文旅、市場部門發布《網絡企業未成年人保護指導清單》。

據王玨欽介紹，此案發生后，普陀區市場監管局網監所與檢察機關共同協作建立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執法監督協同機制”，并聯合區委網信、文旅等部門共同出臺《網絡企業未成年人保護指導清單》，“我們將依托清單指引和協同機制，把規范監管挺在前面，把企業的責任壓實在日常，將孩子們的用網安全守護在每一條規則里、每一次點擊中，讓清朗的網絡環境真正成為他們健康成長的守護盾。”

幾乎在同一時間，四川省成都市成華區的一間出租屋里，17歲的小凱盯著手機屏幕上某軟件的下載進度條。他剛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上家”。

2024年3月30日，這個少年用一部借來的手機和自己的手機，通過免提方式搭建起一條通信橋梁。電話那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葉城縣的李某在精心設計的話術下，被騙走了91667元。小凱的賬戶里，則收到了483元的“勞務費”。他后來說，自己當時覺得這錢“來得容易”，甚至沒仔細聽通話內容，直到手機號因涉嫌詐騙被封停。

但檢察機關通過證據查明，小凱在明知涉嫌詐騙的情況下，選擇了僥幸與沉默。社會調查顯示，小凱父母離異，父親長期缺位且曾實施暴力教育；家庭經濟拮據，母親是低保戶；自己輟學后輾轉謀生，工作不穩定。經濟壓力、法律無知、家庭支持系統的脆弱，以及“賺快錢”的誘惑，讓他走上了歧途。

社會調查也呈現了救贖的可能：家庭監護意愿尚存，本人再犯風險較低。基于此，成華區檢察院于2025年3月對小凱作出了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考驗期六個月。考驗期內，他需要定期匯報思想、接受心理疏導和法治教育、參加公益活動，其父母也必須接受強制家庭教育指導。

經過考察期幫扶，小凱深刻認識到法律底線，目前在一家燒烤店穩定工作，對未來有了初步規劃，其父母的依法監護能力也顯著提升。

當盲盒不再只是驚喜，當一部手機可能連接著罪惡，我們的社會如何織就更細密、更堅韌的保護網？答案，或許就藏在一個個具體案件的辦理與延伸之中。

（文中涉案未成年人均為化名）

來源：檢察日報·民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