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燕南園62號（西側）：王憲鈞、王懋蔚夫婦

燕南園62號（西側）（王緝憲 攝）

文 | 徐泓

1952年9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全國六所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的哲學系合并為北京大學哲學系，一時群賢畢至。享有國際聲譽的“清華邏輯學派”兩位先生：中國現(xiàn)代邏輯學奠基人金岳霖擔任系主任，數(shù)理邏輯教育的開創(chuàng)者王憲鈞擔任邏輯學教研組主任。一輩子單身的金岳霖住進了燕東園，王憲鈞一家四口住進了燕南園。

鄰居們對他家印象很好，60號王力先生的小兒子王緝憲說：王伯伯、王伯母和兩個孩子都極為謙和、幽默。王憲鈞教授和侯仁之一樣，是那一代教授中少有的講一口標準普通話的長者。

他對62號西側屋頂?shù)臒熗灿∠笊羁蹋洫勊芎每础Ｉ蠄D的拍攝就出自王緝憲之手。

一

王憲鈞夫婦有兩個兒子，大的王岱堅，出生于1950年，小的王澤信，出生于1952年，燕南園的鄰居都記得他們的小名大牛、二牛。

王岱堅和我的大弟弟徐澂，是北大附小、北京一零一中的同班同學；1968年上山下鄉(xiāng)，他又和我的二弟弟徐浩同在山西絳縣古絳鎮(zhèn)西吳壁插隊。1980年代他們先后赴美留學、工作、定居。一起長大、共過患難的發(fā)小情誼沒齒難忘。不久前，他從美國回來探親，一一回答了我提出的“家住燕南園”的問題。

1952年秋天，王岱堅當時只有兩歲，但清楚地記得他家是從清華大學勝因院26號搬到北大燕南園62號的，2與6兩個數(shù)字調了個。勝因院26號是一棟小樓，而燕南園62號的房子特別大，還有地下室、鍋爐房。

他描述：62號，有兩棵大楊樹，前院都是竹子，挺粗的桿，有丁香樹，黃刺梅。他家的住房面積大約有120平米，一個臥室和一間作為接待客人用的客廳，另有一個大約40多平米的房間，被中間隔開，一東一西，西邊一間就是我爸教研室開會的地方，東邊一間是我媽備課的書房。

鄧生慶和恩師王憲鈞先生等在北大哲學系小院合影。前排左起：教研室主任宋文堅老師、王憲鈞先生、晏成書先生、劉怡；后排左起：研究生周北海、碩士研究生鄧生慶

我在署名宋文堅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找到了這個地方。1954年宋文初從北大哲學系畢業(yè)留校，系里通知他到邏輯教研組，聽從王憲鈞教授安排。當時邏輯教研組的會議都在王憲鈞家里開，他第一次參加就在燕南園62號西側王家，進去時里面已經(jīng)坐滿了人，圍成一個圈子。

新學期第一次會議是安排教學，以后幾乎每個月有兩三次。

宋文堅逐漸發(fā)現(xiàn)，教研室老師在這里都據(jù)有各人習慣的坐位，絕不更改。他回憶說：這間房東邊是木制的隔墻，靠墻中間部位放一張小茶幾。兩邊各有一個厚的高蒲團。王憲鈞先生坐在北面的蒲團上，吳允曾先生坐在南邊的蒲團上。靠近這屋的拐角，放一把椅子，那是周禮全先生的坐位。然后是南墻，放一把長沙發(fā)，江天驥先生坐東面，李世繁先生坐西面。這屋的西南拐角放著一把大搖椅，那是金岳霖先生的座位。金先生北面有兩個單人沙發(fā)，沈有鼎先生和何兆清先生一南一北。再往北，放一把藤椅，汪奠基先生坐在那里。在他旁邊是一把椅子，那是宋文堅坐的。教研室秘書晏成書先生則坐在他東面那把椅子上，她靠著王憲鈞先生。這樣實際上形成一個長方形的座位圈。

1982年金岳霖與他的學生們。左起：胡世華、沈有鼎、周禮全和王憲鈞

文中提到的金岳霖、沈有鼎、王憲鈞、周禮泉四位先生，正是清華大學數(shù)理邏輯傳承的學脈。1957年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遷至建國門內貢院一帶，金岳霖、沈有鼎、周禮泉三位先生離開了北大，調往學部哲學所，搬至城里。

宋文堅回憶，隨著學術界開展對胡適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教研室開會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隨著以蘇聯(lián)的邏輯教材為范本來改造邏輯課程，教研室開展了對邏輯的討論，爭論越來越激烈，為了形式邏輯、數(shù)理邏輯、辯證邏輯，幾乎吵起來。

王岱堅證實說：在我家確實開過不少會。一大堆沙發(fā)、椅子，還有一個祖?zhèn)鞯募t木炕桌，我爸坐一頭，吳允曾坐一頭，一大屋子人坐在那兒開會吵起來，經(jīng)常吵得一塌糊涂。”他說，后來我明白了，那些老師里沒有一個像我爸這樣得到過數(shù)理邏輯真?zhèn)鞯娜恕Ｔ偌由袭敃r的形勢“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那段時期應該是我爸心里最不痛快的時候。

30年以后，宋文堅擔任了邏輯教研室主任。他回憶1950年代初在蘇聯(lián)專家指導下改造大學的哲學教育，他說，受害最為嚴重的是我國大學的邏輯課程。邏輯學是在我國已有邏輯研究和教學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他痛心地提及“哲學系本科課程一直都不能講數(shù)理邏輯，甚至研究數(shù)理邏輯也不得不隱秘地進行。”

中國邏輯學的復蘇始于改革開放。1978年、1979年，學術界在北京連續(xù)召開了兩次全國邏輯討論會，1979年中國邏輯協(xié)會成立，王憲鈞擔任了第一屆副會長。

王憲鈞:《數(shù)理邏輯引論》

王憲鈞振奮精神， 1981年底完成了名著《數(shù)理邏輯引論》， 1982年獲全國優(yōu)秀教材獎，成為幾代學人的入門經(jīng)典。 王憲鈞實現(xiàn)了自己 后半生的宿愿：編一部好教科書， 鞏固學科的合法性， 還數(shù)理邏輯一個清白 。

二

王憲鈞（1910—1993），祖籍山東福山，生于南京。他本科就讀于南開大學數(shù)學系，二年級轉學到清華大學后改學哲學。當時，清華大學哲學系剛成立四年，創(chuàng)始人金岳霖已辭去系主任（由馮友蘭繼任），主講邏輯學、西方哲學等課程。邏輯學是二年級兩個學期的必修課，包括傳統(tǒng)邏輯以及對傳統(tǒng)邏輯的評論、羅素《數(shù)學原理》的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歸納法。

1933年王憲鈞本科畢業(yè)后考入清華哲學系研究生，師從金岳霖，專攻邏輯學。王憲鈞在回憶金岳霖先生的文章中寫道：“我覺得他很喜歡邏輯，鉆研得很深，善于思考，對于某些和邏輯有關的問題，善于做精細的分析，也得到了一些結論。”

當時國際上正從傳統(tǒng)邏輯向以數(shù)理邏輯為代表之一的現(xiàn)代邏輯學轉型。什么是數(shù)理邏輯？只知道它是一門與高等數(shù)學密切聯(lián)系、特別需要抽象思維的科學，國內還沒有這樣的學者。

金岳霖看中了王憲鈞“天生親近數(shù)學”的優(yōu)勢，一直想把他送出國深造，但投奔何方神圣？1935年美國數(shù)學家諾伯特·維納來清華講學，金岳霖以此求教。維納不假思索地力薦奧地利數(shù)學家、邏輯學家哥德爾，理由很簡單：當今數(shù)理邏輯的最高成就握在哥德爾手里，他的學問沒有人真懂，只有到維也納直接向他本人求學。

1936年王憲鈞獲公費資助赴歐洲深造，目標就是學習當時國際前沿的數(shù)理邏輯理論。他初到德國柏林大學，接觸數(shù)理邏輯基礎理論與歐洲學術傳統(tǒng)，為后續(xù)研究打基礎。1937—1938年王憲鈞在維也納大學師從哥德爾，系統(tǒng)學習了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等核心理論，成為他“集合論公理體系”課程唯一正式注冊的學生。1938年王憲鈞轉赴德國明斯特大學，隨邏輯史學家肖爾茨進修。

1938年12月，因二戰(zhàn)爆發(fā)，哥德爾遠赴美國避難，德國、奧地利不可久留，王憲鈞只能打道回府，匆匆趕往抗日后方昆明，與母校清華同人會合，此時他已獲聘在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任教，于是他跟隨在金岳霖先生身邊，共同構建以《數(shù)學原理》為核心的課程體系，并承擔了數(shù)理邏輯主干課程，為哲學、數(shù)學兩系的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講選修課，包括數(shù)理邏輯與樸素集合論。當然他也沒少教普通邏輯，且教得極好，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主任湯用彤戲稱他為“普通邏輯大王”。

王憲鈞從西南聯(lián)大講師做起，做到副教授，1945年晉升為清華大學教授，那一年他35歲。在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期間，他率先系統(tǒng)講授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他在西南聯(lián)大和清華研究院帶出的學生、國際著名數(shù)理邏輯學家王浩，在《哥德爾傳》的序言中專為恩師寫了這樣一段話：“憲鈞師早年的一項大功績是把業(yè)己成熟的數(shù)理邏輯引進了中國的大學課堂。這種邏輯大大超越了懷特海和羅素的《數(shù)學原理》，正轉入希爾伯特學派、司寇倫、哥德爾造就的新軌道。”

三

王憲鈞門下桃李眾多，在西南聯(lián)大、清華、北大相繼帶出了一批學生。鮮為人知的是在眾師生緣中，埋藏著一條重要的學脈：即哥德爾→王憲鈞→王浩 / 康宏逵的數(shù)理邏輯傳承鏈。這正是哥德爾思想進入中國學術界最關鍵的路徑。

庫爾特·哥德爾

在本文寫作之前，哥德爾對我來說是一個全然陌生的名字。深入查詢后，真是嚇了我一大跳：上個世紀他的聲譽如雷貫耳，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數(shù)學家和邏輯學家”。他所發(fā)現(xiàn)的“不完全性定理”被稱為“20世紀最有意義的數(shù)學真理”。

愛因斯坦把哥德爾的貢獻與他本人對物理學的貢獻相提并論。1938年哥德爾離開歐洲大陸，赴美任職于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晚年的愛因斯坦幾乎每天都去那里，不是為了物理，而是為了有機會和哥德爾一起走回家，享受一路上的腦力激蕩。

哥德爾1906年生人，比王憲鈞僅年長4歲。當年王憲鈞萬里迢迢到維也納大學拜師時，哥德爾只有31歲，他在六年前年發(fā)表了形式數(shù)論系統(tǒng)的不完全性定理，在維也納大學主講“集合論公理體系”課。前文已提及，王憲鈞是這門課程唯一正式注冊的學生，也就是說王憲鈞是得到哥德爾真?zhèn)鞯牡谝粋€中國人，也是把數(shù)理邏輯引入中國大學課堂的第一人。

王浩

1949年夏天，學脈傳承的接力棒交到了一個中國留美學生的手中，28歲的王浩在普林斯頓見到了哥德爾，從此開始了兩人的學術交往，從早期書信與問題探討，發(fā)展為晚年深度對話，王浩成為哥德爾晚年思想唯一的系統(tǒng)的記錄者與闡釋者。他本人也成為享譽世界的美籍華裔數(shù)理邏輯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哲學家。

王浩與王憲鈞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呢？1939年,王浩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西南聯(lián)大數(shù)學系，旁聽過王憲鈞的課。1943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哲學部，先是師從金岳霖，在金岳霖赴美后，師從王憲鈞攻讀數(shù)理邏輯，王憲鈞引他進入希爾伯特—哥德爾的數(shù)理邏輯新軌道，激發(fā)起他對哥德爾的興趣。1946年王浩公費留美，師從美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奎因(W．V．Quine)， 194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9年王浩接替奎因在哈佛大學開設“高等邏輯”課程，用一種相當完備的方法介紹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

1953年,王浩注意到哥德爾的數(shù)理邏輯是用數(shù)字對命題進行編碼，這個看似奇怪的技巧卻是邁向通用計算universalcomputation思想的關鍵步驟，揭示了軟件的可能性，他直接向哥德爾請教，開始了早期頻繁地通過信件進行的學術交流。

從1971年7月起，王浩每兩周赴普林斯頓與哥德爾會面一次，每次下午的長談，主題以哲學為主，兼涉邏輯、數(shù)學基礎、心智與機器等。

晚年的哥德爾離群索居，很少與人交往。“1978年1月14日，在普林斯頓醫(yī)院，一個瘦得只剩皮包骨的老人停止了呼吸。體重65磅，死因是營養(yǎng)不良和饑餓。”哥德爾病逝前，王浩仍保持探望與通話，是這位哲學奇人臨終前少數(shù)的親近者之一。

王浩高度評價哥德爾定理具有奠基性的貢獻，稱它“好比弗洛依德的心理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玻爾的互補性原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凱恩斯的經(jīng)濟學和DNA的雙螺旋”。

1972年，王浩參加了第一個歸國訪問的美籍學者代表團，在北京京見到了他的老師王憲鈞。王憲鈞鼓勵他繼續(xù)研究哥德爾。回國后王浩陸續(xù)整理了這些年與哥德爾對話的筆記與信件，1974年出版了《從數(shù)學到哲學》首次系統(tǒng)披露哥德爾晚年的哲學觀點；1987 年出版了《哥德爾的反思》、1996年出版了《邏輯之旅》，都成為研究哥德爾晚年思想的核心文獻。而他本人在這樣的對話中也獲益匪淺，在數(shù)理邏輯的集合論、邏輯演算、機器證明等領域均有重大突破，1983年國際人工智能聯(lián)合會與美國數(shù)學會共同授予他首屆“里程碑獎”（MilestoneAward）。1987年王浩牽頭組織創(chuàng)立了“哥德爾學會”，并任首任會長。他所寫的傳記《哥德爾》，成為研究哥德爾思想的必讀書目，留下了哥德爾最寶貴的學術遺產(chǎn)。

王浩在1980年代更加深入地推進中美學術交流。1985年，他兼任北京大學教授，1986年兼任清華大學教授。正像當年王憲鈞一樣，王浩把數(shù)理邏輯最前沿的成果，帶回了中國。

此時在這條數(shù)理邏輯的學脈上，又一位傳承者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1956年的一天，北大哲學系1953級的本科生康宏逵，輕輕叩開了燕南園62號的門。他第一次來拜見畢業(yè)論文的指導老師王憲鈞教授。

初訪先生的情景恍如昨日。康宏逵說：我坐在客廳里，先生還沒出場，家里的保姆就端來一杯咖啡，但是說“不是你的，先生一會兒就到。”那天先生穿一件白襯衫，一條西裝褲，腳下踏一雙黑布鞋。坐下好一會兒才問：“你叫康宏逵？”

按約定，康宏逵每周去王憲鈞家一次：“先生的指導法是把我如實地看成小學生，親自陪我讀每一本書，書由他指定，主要是19世紀后期的邏輯名著，沒有一本是好啃的。當論文寫作中碰到一個難點時，憲鈞師幫我收拾殘局。站在他家那塊小黑板跟前，給我講解一階邏輯的判斷理論，點破了傳統(tǒng)學說的通病。

康宏逵畢業(yè)后在武漢大學哲學系任教。1961年他重返北大，隨王憲鈞進修數(shù)理邏輯，正式成為其入室弟子，王憲鈞以嚴謹?shù)奈鲗W訓練為他打好基礎。

1979—1981 年康宏逵擔任王憲鈞的助手，深度參與了《數(shù)理邏輯引論》修訂，重寫第三篇《數(shù)理邏輯發(fā)展簡述》，該篇被視為中國數(shù)學哲學研究的早期重要文獻，王憲鈞邀其聯(lián)合署名，康宏逵堅辭，僅要求后記標注“康宏逵讀過”。

1980年康宏逵調至華中工學院哲學所工作，1985年在評定職稱中不愿與放棄原則、降低學術標準的校方為伍，辭去大學教師職務，義無反顧地做了一名“文化個體戶”,“賣文為生”。

在脫離體制、既無項目來源也無任何基金資助的情況下，1985—1995年間康宏逵不計功名傾力于翻譯工作，先后翻譯了多部有關數(shù)理邏輯的論文與著作。王浩的幾部與哥德爾思想有關的著作都是康宏逵翻譯的。《哥德爾》傳的翻譯歷時五年，其間康宏逵與王浩通信討論細節(jié)無數(shù)。

康宏逵與王憲鈞師生之誼更為珍貴的是，二人曾共同抵制意識形態(tài)對邏輯的不當干預，堅守了數(shù)理邏輯的科學性與獨立性。

王憲鈞去世后，康宏逵寫過一篇《吾師憲鈞》的追憶文章，他說：“我是憲均師的不肖生，他曾三次救我于水火。1956年，他明明知道我在肅反運動中被指為‘反黨分子’，開除團籍，不久前才撤銷處分，然而他不嫌我不干凈，同意當我的畢業(yè)論文導師。我能夠入邏輯之門，離不開他。1978年，他明明知道我在文革中被定為‘新生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勞改九年，如今決意去拉板車度日，然而他苦苦勸我重操舊業(yè)，拉我到北大當他的編書助手。我能夠續(xù)邏輯之旅，離不開他。1986—1987年，我淪為“文化個體戶”之后，他要我去北大講學，意在以講學的酬勞補我收入之不足。我能夠至今仍作為活的邏輯學者存在，也離不開他。”

王憲鈞也始終牽掛著這位“有爭議”“有骨氣”的奇才。1993年在最后一次重病住院前，他寫了字條，叮囑他的關門弟子邢滔滔要向康宏逵致意。

1991年7月，王憲鈞、王懋蔚夫婦與康宏逵的夫人徐增綬（中）合影

四

在王岱堅結束探親回到美國后，我在線上繼續(xù)對他的采訪。

我很好奇：“你是否認識父親的這幾位學生？比如王浩先生？

王岱堅說：1982—1983年在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一個項目的資助下，我去美國訪學，訪學結束還要購買電腦等設備，我在王浩先生家住了半年，他的家那時在紐約北部一個老區(qū)，住在一個老房子里，開著一輛老車。還是王浩先生教我學會開車的。我1987年赴美留學，后來定居，和王浩先生一直保持聯(lián)系。

1994年6月，我開車去波士頓看女兒，路經(jīng)他女友的鄉(xiāng)間小木屋看望過他，木屋坐落在一片樹林里，環(huán)境清幽。他人生的最后幾年，住在紐約洛克菲勒大學教工宿舍，寫書。周末常來小木屋度周末。他1995年去世，那是最后一次見到他。

王岱堅告訴我，父親還有另一個最欣賞的學生唐稚松，他和王浩一樣，也是1945年入學西南聯(lián)大，然后上的清華大學，1952年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yè)，師從王憲鈞學習數(shù)理邏輯，后來專攻計算科學、程序語言與編輯方法。他說：唐稚松先生也是我家的常客，和我爸的關系非常好。

我上網(wǎng)一搜，果然唐稚松供職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96年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進步獎，被譽為中國計算機科學與軟件工程研究的先驅和開拓者之一。王岱堅告訴我，數(shù)理邏輯的專業(yè)人才，后來絕大部分進入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領域。

王岱堅還告訴我，后來當了北大校長的丁石孫，和我爸也有一段師生緣。果然，我找到了丁石孫的一篇回憶文章，1948年他從大同大學轉學到清華大學數(shù)學系，選修了哲學系王憲鈞教授的邏輯實證論課程。他回憶: 除我以外，還有幾個哲學系的，總共四五個人。解放后，所有哲學系的人都不念這門課了。因為他們認為在新社會這樣的環(huán)境下，念唯心主義哲學是沒飯吃的。我是學數(shù)學的，念哲學是憑興趣，覺得這無所謂。到最后，這門課就剩下我一個人選了。清華圖書館里有兩本這門課的教材。王憲鈞全借出來了。他用一本，給我一本。后來上課干脆就不到教室而是到他家里，每周一次。上課的形式也變成了討論。因為學生只有我一個人，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

王憲鈞先生

到北大以后，丁石孫仍然堅持聽王憲鈞先生的課，后來他當了數(shù)力系主任，當了北大校長，仍然和王憲鈞關系很好，王岱堅說：每次我爸招研究生，對哲學系學生的質量不滿意，就找丁石孫去要，拜托他從數(shù)學系挑幾個好學生來。

談到康宏逵，王岱堅說：我爸帶研究生都在家里，有一塊小黑板，用作教學，上完課還留飯。康宏逵當年就經(jīng)常在我家吃飯。我家地下室很大，有廚房，有鍋爐房，還有兩間臥室。當年康宏逵和徐增綬結婚，新房就在我家地下室。

王岱堅說，我爸喜歡看書，雖然我們家里并不是藏書萬千，但他看過的書多極了，幾乎什么書都看。但有幾本經(jīng)典的，放在書架中間，他反復看，幾乎被他翻爛了。是什么經(jīng)典書呢？王岱堅說：他的那幾本邏輯學。

康宏逵在回憶文章中也提到：憲均師一向樂于承認，自從回國就在補課，讀書甚多，首先是哥德爾向他推薦的幾本：希爾伯特和阿克曼的《理論邏輯基礎》、豪斯道夫的《集合論》、艾爾伯朗的《證明論研究》。艾爾伯朗的小冊子當時無英譯，為要讀它，憲鈞師學了法文。此外，1940年哥德爾發(fā)表專論《選擇公理和廣義連續(xù)統(tǒng)假設與集合論公理的一致性》，憲均師也極其認真地學過，我發(fā)現(xiàn)，直到1964年他還記得其中的細節(jié)。

三大卷的《數(shù)學原理》是最難啃的。但王憲鈞啃下來了。康宏逵記得，他曾向憲鈞師請教羅素如何建立實數(shù)理論中的最小上界定理。他抱出書架上的三大卷《數(shù)學原理》，跟我一起查出需要去看第幾卷第幾頁“戴德金關系”和第幾卷第幾頁“實數(shù)序列”。

當王岱堅告訴我，父親的枕邊書是《老殘游記》時，我很意外。他解釋說：這就要上追至我家的先祖了。

我趕緊上網(wǎng)查：山東福山王氏為當?shù)赝澹来鷷悖T第顯赫。王憲鈞的曾祖父王懿榮是晚清的著名學者，他發(fā)現(xiàn)了甲骨文，是金石學與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他又是晚清的一名重臣，曾任國子監(jiān)祭酒（相當于教育部長），京師團練大臣，八國聯(lián)軍入京時自殺殉國。王憲鈞的父親是王懿榮的長孫。在如此家庭環(huán)境的熏陶下，王憲鈞自幼飽讀經(jīng)書。

王岱堅說：我爸是四書五經(jīng)教出來的，還練得一筆好字。數(shù)理邏輯書稿不少都是用毛筆寫的小楷。我也從小就天天練字，從練柳體開始，過關了，開始練歐體，我家祖上用的就是歐體。

至于《老殘游記》為什么成了父親的枕邊書，王岱堅認為主要因為這本書的作者劉鶚，他是晚清罕見的“通才”，在甲骨文方面有研究1902年他開始收購甲骨，共得5000片之多。1903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鐵云藏龜》。“由于甲骨文和我家祖上有點關系，再加上劉鶚書中寫清朝的腐敗，我爸都特別贊成。”

王岱堅的母親王懋蔚，也是豪門望族出身，老宅在蘇州，后來移居北京。王岱堅記得外婆家當年住在東城賢良寺一個兩進四合院里。母親婚后在協(xié)和醫(yī)院當助教，因家住西郊，每天上班路途太遠，就住在外婆家，周末才回清華。王懋蔚先后在清華、燕京大學生物系讀書，1952年以后在北京醫(yī)學院組織胚胎教研室任副教授、教授。做實驗、講基礎課。

王岱堅說，我媽一輩子就想著怎么教好書。她天天上班，家里的事都不管，連面條都不會煮，涼水下掛面，煮成一團。但她毛衣織得特別好，就是那種家庭訓練出來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王岱堅的母親，但少年時代從我媽媽口中經(jīng)常聽到王伯母的事，她們兩人每天上下班坐同一路公共汽車，王伯母在北醫(yī)，我媽媽在師大，經(jīng)常會遇到。

提起織毛衣，我不禁會心一笑，我媽也織得一手好毛活，我們姊妹兄弟小時候的毛衣毛褲都是媽媽織的，而且都是利用上下班路上在公共汽車上織的。她還講過和車友經(jīng)常切磋織毛衣的技法。這個車友就是王伯母吧？

王岱堅說：“我爸媽感情很好，但性格不同，我爸外向，直率，又較真，我媽比較內向，溫和可親，但有時候也著急，受不了我爸的脾氣。我爸說，咱們倆不是一個學科的，我是在推理，你全是實驗。”

談到父子關系，王岱堅說：“我爸是慈父，他對我們不太嚴，不大管我們，他覺得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奮斗。他對我們的要求，就是你做事就要做到最好，不喜歡的事只要做起來了，也要把它做成。我當年在山西插隊，我想上大學，沒走成，村里讓我當村干部，我爸說：你要走不了，就要好好干，爭取多學點兒東西。當時村里要什么沒什么，連個喇叭也沒有，召開一個會費勁極了。我爸給我150元錢，支援我買了一個擴音器。”

王岱堅當了兩年半村干部，給村里辦了不少事情。1974年離開，至今村里的老鄉(xiāng)們還念叨著他。

離開燕南園62號，已經(jīng)40多年了，王岱堅仍懷有深深的思鄉(xiāng)之情。他津津有味地談起鄰居林庚伯伯家：院子南墻大洋槐樹下，林庚伯伯搭起一個棚子，里邊放著一個正規(guī)的乒乓球臺，每到周末，林伯伯就會招呼他去打球。王岱堅后來乒乓球打得出色，差點被專業(yè)隊選中。

與王岱堅的兩次交談，總計五個多小時，我發(fā)現(xiàn)在話語間他經(jīng)常會提到“吳媽”，那是王家的一個保姆，我很好奇，請他詳細談談：王岱堅說：我生下來十天，她就到我家來了，把我?guī)Т螅盐业艿軒Т蟆Ｋ苤覀円患易铀械氖拢源┳∮谩ｏ堊龅锰貏e好，這也是我爸總留客吃飯的原因。“王家的飯好吃”名聲在外。

王岱堅說，吳媽是旗人，雖然沒有上過學，但四大名著等故事都是她講給我的。我從小就跟著她，她喜歡聽戲，帶著我去聽戲；她炒菜做飯，我就幫她切菜，結果練出了一手好刀工。旗人規(guī)矩大，她的言行舉止對我影響很大，我媽對我的影響都沒她大。

她對我爸照顧得很好，我爸有胃病，每天中午雞蛋掛面，晚上清粥小菜，都是吳媽調理。“文化大革命”時，我家遭到幾次抄家，造反派進門就打，都是吳媽出來擋住。我爸媽感激她，準備為她養(yǎng)老送終。我到美國以后，每月還寄給她100美元。后來她生病了，不久就辭世了。

我和王岱堅的線上交談到了尾聲，我隨口問了一句：“你們那邊是否正在下雪？”他比畫出“一扎”的手勢：“有這么厚的雪。”停了片刻，他說：“現(xiàn)在一下雪，一刮風，我就想起，在燕南園時，我跟著吳媽，在我家門前那條長長的甬道上掃雪，掃落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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