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而知新，涼州文人必讀文章：常道直《學校中幾個實際的問題》

常道直（1897—1975），又名常導之，江蘇南京人，中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早年畢業于金陵大學，后畢業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研究科。1925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深造，師從著名教育家杜威，獲教育學碩士學位，隨后赴英、德等國繼續研究。回國后，常道直長期投身高等教育，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四川大學等校教授，著有《比較教育》《各國教育制度》等論著，為中國現代教育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編 者 按 語

常道直先生的《學校中幾個實際的問題》一文寫于1921年，正值中國社會思潮風起云涌的變革時期。教育界作為思想革新的前沿陣地，正積極嘗試打破舊有模式。本文正是對這一時期教育改革者所面臨的普遍困境的一次深刻回應。作者以回信的形式，針對某師范學校教務主任來函所提的三個“實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首先，針對“學生自動的事業”為何“無形消滅”的問題，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內心的興趣”。作者舉例批評“學生將學校視為‘商店’，將自己視為‘顧主’”的錯誤觀念。他主張，必須重塑學校生活觀，讓學生明白自己與教職員同為學校的分子，共同肩負著“完滿的學校生活”的責任，如此才能激發真實的、不易枯竭的自治動力。其次，關于“學校組織的根本改革”，作者高度贊同來信者“打破教職員界限、精簡機構”的提議，以西方在華所辦學校為例，痛陳當時公立學校“人浮于事”的弊病，并提出一套務實方案，即在必要分工的基礎上，讓教員分擔部分校務，并大力提倡雇傭學生為助手，此舉既能節省開支，也能鍛煉學生能力，并幫助貧寒學生自食其力。最后，對于推行“學科制”所遭遇的教員阻力，作者分析了“篤信舊制者”和“胸懷成見者”兩種反對心理。作者鼓勵改革者，應視反對意見為完善計劃的契機，而非畏縮不前，通過充分溝通容納，最終“或能達到最后的勝利”。

本文直面學校管理的積弊，試圖用“效率”與“共同生活”來重塑校園，生動折射出中國早期教育現代化起步時的艱難與不易。

原文刊于《教育雜志》第14卷第2期（1922年出版）。

學校中幾個實際的問題

文｜常道直

幾天前，我接著某省師范學校教務主任某君的一封信，內容是要和我討論學校中幾個實際問題。我和某君向未識面，而所討論的又是實際方面的問題；一個毫無辦學經驗如我的人，本來不配討論這些問題；但是后來想到“貢其一得之愚”一句的慣語，就冒昧地覆了一信。現在我想到某君所提出討論的問題，不是一校特有的情形，乃是一般學校所常遇見的。我的覆書忽促作成，說得很見透澈，恐未能滿某君的期望；所以決計將原來的覆信擴充說明，希望實際上負教育責任者共同商榷。至于原函因某君不欲宣布，所以僅摘錄其中數個要點。

原函所討論的要點有三：

一、關于學生自動的事業；

二、關于學校組織之根本的改革；

三、關于學科制。

茲依次討論之如后：

原函云：

“去年以來，提倡學生自治，鼓勵學生服務：開演講會哪，辦新書販賣部哪，初辦的時候未始不高興得很；到了現在，差不多是無形消滅。我考察原因：一則是學生缺乏自動的能力，一則是教職員沒有指導的方法。”

學生自動的事業——如自治，演講會，社會服務（如辦平民學校之類）——自然非學生有自動的精神與能力不可；但是進一步觀察，沒有原因不能有結果，沒有刺激不能有反應。自動的能力亦是如此，決非無因而發生的，必須有一些事物鼓動他才行。在教授上如此，在訓練上（自治等事為訓練之一種手段）也是如此。換言之，自動的能力必須有一種原動力去鼓動他：這種原動力就是“興趣”。

無論個人的或群體的事業，想使他常在進行不輟中，有兩種方法或原素：

一、外部的權力。

二、內心的興趣。

所謂“外部的權力”，就是指用獎賞、懲罰、威嚇等手段。這些方法是從前學校管理訓練上所通用的，目前雖易收效，但結果每致學校中充滿一種不自然的空氣。學校中自治及他種自動事業的目的，是要矯正這種弊端，當然不能應用外部的權力；所以唯一方法只有引起他們內心的興趣。

如何才能引起學生對于自治等事情的興趣呢？我以為第一步當改正以前學生對于學校生活的謬見。凡曾經辦過學校和曾為學生的，大概都可以承認下述的事實。一般學生的心理每存著一種偏見，以為學校中教授、管理、執行規則等都是教職員方面專有的職務，學生所有的事只是繳納必需的費用和到教室中受課。用譬喻說，學校猶如一個商店，教職員是店伙，學生是顧主；教職員是販賣者，學生是購買者。似此教職員與學生的目的趨向各異，怎樣能希望他們，對學校公共事務（就學生自治言）發生興趣呢？又怎么能由此養成共同生活的習慣呢？我的朋友某君在某師范學校當教員，有一次來信敘述他們改革計劃的失敗，中說：“我們提倡學生自治，學生偏說非他們分內所有的事。我們主張由學生自己組織食事委員會，照料飲食，學生偏反對，說不如由職員經理，讓他們來現成享受的好……”這是極端的例子，固不能代表學生全體；但一般學生對于學生自治多半持冷淡的態度，乃是一件不可隱諱的事。這種心理實學生自治上一大障礙。

想糾正這種偏見，首在于教授及管理上使學生漸漸明了學校生活的真正目的。學校是一個社會的組織，教職員與學生都是分任學校事務的分子。職位雖然不同，但是對于學校生活全體的責任是一樣的。所以學校本身的事，是教職員的事，也就是學生的事；學生處理自治的事，就是處理自身的事。學生與教職員的目的，都在獲得完滿的學校生活。由此而產出真實的興趣，不易枯竭的。

我個人所知的學校有限，但就我所知的幾個學校看起來，學生自動的事業，如公眾演講、出版物等，多漸趨消滅的境況。專就學生自治說罷；我偶然和“有自治會的學校”的友人談到這個問題，他們不是悲觀，便是很冷淡，似乎極不愿意過問。有人說：“現在多數學生對于自治非常淡漠，選舉自治委員多視為無足輕重的事。選出的職員，每因多數學生不負責任的結果，便包攬一切責任——權力當然隨之——造成一種寡頭政治。于是或則鼓起風潮，故意與教職員方面為難；或則借此與職教員聯絡，以冀為自己進身的梯階。”這話就多數學校的情形說，誠不免形容過甚；但一切事情大抵利害參半，這種變態的情形也是事實上所不免的；所以我認為很值得教育者注意。

我所謂學生內心的興趣為維持個人或社會事業常在進行中的要素；這“興趣”一詞，切不可誤會。在前述變態的情形之下，那少數人對于事業固然也有濃厚的興趣；但是實在說，這種興趣不過專為個人的利益（按Interest本有興趣及利益兩命意）。我所指的不是這種興趣——少數人的——乃是大多數人對于自治的興趣；其目的就在共同生活的維持，其結果就是共同生活習慣的養成。

原函說：

“今年暑假期間，我把學校的組織及學制課程大大地改革一番……我主張打破教職員的界限，把校務分作若干股,由各教員分擔。”

這種計劃可算是對于舊式組織之根本的革命，很有可研究的價值。學校組織分庶務與教授兩大部，實出于“分工”的作用。按經濟學上的原理，分工制乃是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法。學校內部組織既然是很復雜，自不能違此原理。學校中如管理、訓練、衛生等，現已成為專門的技能，非會經專門的訓練者，不能勝任愉快。況且中等學校教員所擔任的功課，大率在十六七點鐘以上；翻參考書，編講義，已覺疲于奔命；庶務指教授及直接與教授有關以外之一切事務，至為繁瑣，似乎再不宜擔負這種苦勞。即使教員有充分閑暇，也應當使他研究學術，以期時常與世界最新的學術相接觸。至于一般教員能否做到這一步，那是另一問題。

但是某君的主張，對于那些組織太復雜雇用職員太多的學校，的確是一個當頭棒喝（于此，我不想，也似乎無須舉出具體的學校來證明）。我們承認分工與效率是相關的。但分工與人數的遞加，不一定成正比例。工作數量小而人數多，最足為效率的障礙；因為人浮于事，而事反多不能舉辦。

我們對于外人所辦的各級學校，固然不能完全滿意；但關于組織上，我以為很有可取法的地方。例如某教會大學（合中小學校學生數約在五百人以上）。除校長外，會計與秘書各一人，圖書館二人，學監舍監各一人，各科主任二人，兼學生注冊選科事，又其他職員數人。會計、書記、圖書館、博物理化試驗室、主任室、校長室，都用在校學生為助手，按鐘點給值。返觀我國官立學校，其職員數較之每超過四五倍。事實上，外人所辦的學校，其一切事務并無廢弛。若謂職員多的學校，其辦事效率一定較優，我實無法以證明。有人說這種人浮于事的“事務部”（庶務部）頗具我國政府組織的雛形。我以為這話謔而近于事實。

總之，我贊成某君的提議，打破一部分教職員的界限。茲擬定辦法如后：

一、學校職員以減至最少數目為原則。凡一切職任，須具備（1）常設的機關，（2）需要專門的技能，（3）有充足的工作三條件。

二、雖系常設機關，而事務簡單，或與教授上有聯絡之必要者，酌量由專任教員分擔。

三、雖系需要專門技能的職務，而不必常設一特別機關者，可臨時雇用專門人才，如建筑、學校裝飾等。

四、各部事務凡需用助手者，以盡量收用在校學生為原則；如圖書館職員、講義室抄寫、校長主任室的書記、理化博物試驗室及會計處的助手等。

至于給值辦法，則依事務的性質，而分計月給值、計時給值、計事給值三種：

一、正式職員，按月給值。

二、由專任教員分擔者，以不給值為原則。

三、臨時雇用者，按事給值。

四、雇用學生者，因各事務的性質定之。

以上并非理想的制度，外人在我國所辦的學校久已實行，我國公私立的學校也有采用的。其利益，至少有三：

（1）節省不必要的費用；如學校中統計建筑等事，一年中沒有幾次，實無常設一職員之必要。

（2）學生與學校行政方面有較多的接觸機會，可以練習辦事能力。

（3）家庭無力供給學校費用之學生，能自食其力，以竟其學業。

原函說：

“從前是行學年制的，一級之中程度有四五等；我主張采用學分制，依據各種學科的程度，把全校分做幾級教學；并于第四年始采用選科制。所有組織和編制，我費了一個月的功夫籌畫完備；可是一到開學，多數教員大不贊成。”

學科制之優于學年制，無論從理論方面或經驗方面，皆已證實，此處無須詳論；但于實施之先，有數個先決問題：

（1）學校的設備充足嗎？

（2）教員夠分配嗎？

（3）學生數目與班次合于分教嗎？

（4）能適應社會的需要嗎？

某君的詳細計劃，我未曾見過；對于這些問題，大約是已經考慮過。他計劃所以不能施行，由于同事的不贊助；這是辦教育和其他社會事業所最常見的事，也最難戰勝的困難。這一層是事實問題，不便妄事推測；茲就普通的情形說一說。

我以為無論何種新運動，一方面有發起者，他方面就有反對者。試分析反對者的心理，不外兩種：

一、篤信舊制者：凡一切變更總含有幾分危險原素在內。好逸惡勞既是人的常情，當然對于變更生畏懼心。

二、胸懷成見者：學校中教職員能協同動作，固然極佳；但實際上，人類天性每有矯同立異之傾向，對于一切問題每故持反對論調。

這兩派足為改革的障礙；但是我以為這兩派人在一切重要的新運動上，也是不可少的。因為有反對者，足以令革新家于創始任何一計劃時，須顧及各方面的情形，思慮須更深進一層，不致草率僨事。凡是真正的革新家，對于這等阻礙當表示歡迎，不可畏沮；最好，極力容納反對者的意見，并使他洞悉其中利弊；這樣，或能達到最后的勝利。不知某君以為何如？更不知海內教育家以為何如？

1922年教育研究科學生畢業合影，前排右四為常道直

1937年4月，中央大學教育系師生歡送畢業及入營受訓同學攝影，前排左三為常道直

（以上圖片源自華東師范大學官網）

編者｜吳紫怡

本文消息來源：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研究院

本文原標題：《【溫故】常道直：學校中幾個實際的問題》

閱讀更多：

推陳出新，涼州文人必讀文章：慕容洞唐《涼州學論之我見》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