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江南春》事件告一段落：小毛賊與民國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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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有了調查結果通報，24人被處理。常務副院長徐湖平負主要領導責任，此人還涉嫌其他嚴重違紀違法問題，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通報并不意味著調查結束，《松風蕭寺圖軸》仍然下落不明，正在全力循線追查。

南京博物院是遭遇了監守自盜的小毛賊，制度缺失、管理混亂、違規操作等原因都可以找到，我看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博物院是最有文化的地方，然而這最有文化的地方，卻遭遇了最沒文化的人，最沒文化的事。

某個大V不是說文人無用嗎？我看不是文人無用，而是如今文人正在成為稀有品種，文人不是太多了，恰恰是變少了。

文人是社會的良心，有知識不見得稱得上是文人，沒了良心，就會產生“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某個大V不是說民國大師是相互吹捧出來的嗎，不是說這些人“一百年賤”嗎？不是說他們面對西方沒了骨頭嗎？

必須要對比一下，對比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2

1916年，魯迅在教育部任職，奉命參加清朝大內八千麻袋檔案的整理工作。1928年，魯迅寫了《談所謂“大內檔案”》：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并不單是對于書籍或古董。

同一時期，1929年，胡適寫了《我們走那條路》，文中說：

中國人生活里有一件最惹厭的事，就是有一種特殊的貪小利行為，文言叫做‘染指’，俗語叫做‘揩油’。上而至于軍官的克扣軍糧，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務買辦的賺錢，下而至于家里老媽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質的行為。

魯迅和胡適的話會讓人感覺“不適”，因為他們不只指出了具體問題，還進入了文化層面，這樣的追問會讓某些大V生氣，然后說這是對西方的“跪拜”，這是不愛國，甚至是“賣國賊”。

魯迅說“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這在《江南春》等作品身上應驗了。

龐增和先生捐贈了畫作，這些作品就成了“公共的東西”，待他們流向拍賣市場，龐家后人就無權過問，甚至對他們的訴求置若罔聞，甚至不惜侵害龐增和先生的名譽權。連捐贈人家族都不能問一句，社會各界還有什么監督的可能？

如此一來，魯迅和胡適的文章就有大用，魯迅和胡適寫這種文章就需要“大勇”。

我見網友說得很有道理：全國的博物館都有必要進行普查。這種高度專業、高度封閉的圈子，是否還有一些“毛賊”？毛賊都是小的，不要變成“蟊賊”，蟊賊可是大個頭的碩鼠。

3

14年抗戰，日寇損壞我國2000所圖書館，損毀圖書1000萬冊以上。侵華日軍在北方炸毀了南開大學，在南方炸毀了商務印書館，北大、清華的幾十萬冊圖書蕩然無存。日寇如此毀滅他國文化，這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罕見的。

“九·一八”事變之后，大批國寶文物面臨強盜威脅。當時發生了激烈爭論，一些人認為應該就地保存，誓與國寶共存亡，蔡元培、傅斯年、易培基則力排眾議，主張南遷，躲避戰火。從此殷墟甲骨、韓愈蘇東坡作詩吟哦的石鼓、居延漢簡、宮廷文物、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古籍等等大批國寶，開始了行程幾萬里的長征，這是世界文物保護史上的奇跡。

這些用騾馬馱運的、遠赴重洋的東西，可沒聽說被哪個毛賊據為己有。

以古籍圖書來說，全面抗戰爆發后，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給駐美大使胡適寫信，建議將保存在震旦大學的300多箱善本轉移到美國，胡適立即聯系美國國會圖書館，美方對中國古籍給予極大同情，但官方不愿出面。

胡適個人出資，委派王重民回國。王重民是陳垣弟子，此時任美國國會圖書館館員，他回國后，與袁同禮優中選優，精選出102箱，轉移到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中。最終袁同禮在海關人員幫助下，讓這批國寶搭上了去美國的輪船。

北京大學保存了另一件重寶，就是1930年發現的居延漢簡。全面抗戰爆發后，劉半農教授的弟子沈仲章歷盡艱辛，將國寶帶到香港，但香港即將淪陷，漢簡的去路一是昆明，二是菲律賓，但是都感到不安全，最后同樣運到了美國，由胡適聯系，寄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居延漢簡

1946年，胡適即將回國，他將收條、鑰匙全都交給王重民保存，4月6日胡適日記記載：

現寄存國會的，尚有漢簡十四箱，鑰匙十四件，收條一紙，均交重民代收存。俟將來海運大通時，與北平館善本書一同運回。

1965年，這批國寶運抵中國臺灣。

4

文物是文化的載體，甚至根本就是文化本身。試想“石鼓”如果不存在了，那該是多么大的損失？那可是一千多年前的韓愈就呼吁要保護的國之重寶。

中國文物的艱辛歷程，我們只列舉了蔡元培、魯迅、胡適、傅斯年、王重民等人，他們只是千萬文人中的代表人物，這千萬文人是民族的脊梁，是社會的良心。

石鼓

王重民回國后任北大教授，他是古文獻學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圖書館學專家、敦煌學家。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寫到，他們被關在“牛棚”中時，有一天王重民突然被揪出隊列，先是一個耳光，然后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來他用粗糙的手紙寫思想匯報，季羨林說，王重民先生的事跡，“可以載入舊社會流行的筆記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

1974年，王重民步王國維后塵，自盡于頤和園，死時手里捏著一本《李卓吾評傳》。李卓吾是李贄，明代著名思想家，一生反對假道學，反對思想禁錮，恰好，李贄也是古稀之年自殺的。

王重民敢于用手紙寫“匯報”，但他對古籍對學術，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甘心為之殉道。

有朋友一定能會說，南博的那些小毛賊，如何能與民國大師比？

我要說，不比怎么行呢？我們看那些先賢，他們季布一諾，他們清風明月，他們不避斧鉞，他們殺身成仁，他們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不去景仰先賢，如何能學到那些人格？

如今不但不去比，有些人還千方百計往這些人身上潑臟水，說他們賣國，說他們“跪著”，說他們“一百年賤”。有些人以最不道德的方式，大談道德；以最沒文化的方式，大談文化。

所以說，小毛賊事件，也折射出文化建設的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