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新時代背景下講好中國故事的精品力作

春節前，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出品、總臺影視劇紀錄片中心精心制作的10集紀錄片《我們中國人》在CCTV-9播出，我作為該片的參與者之一，趁此機會，談點自己的感想。

當我們說“我們中國人”的時候，我們究竟是在說什么呢？盡管人們可以對此做出各種解釋，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不是在談論某個人類學意義上的“種族”或者“人種”，而是在談論一種“文化”，“我們中國人”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既然是一個文化共同體，那么就自然有基于公共生活而產生的共有、共享、共明的生活條理、秩序觀念、價值法則。特定生產方式之下所產生的特定生活方式及其基本理念，是產生價值觀念的基礎，因此在跨文化的意義上說，“價值”可以有不同的結構體系與表現形態，并且相互之間可以有顯著區別；但在同一個文化共同體內，“價值”卻是具有公共性的，是為共同體所共有、共享、共同遵循的。這樣看來，價值理念及其結構形態與實現方式，就是一種文化區別于他種文化，而體現為獨特“文化間性”的本質特征。

“中國”是一種文明樣態；“中國人”是一個價值共同體，“我們”則是關于這種“文明”之下文化價值公共性的直觀表達。這一共同體通過共享的生產方式而形成，也通過共享的價值原則而凝聚。農耕是誕生中國文明樣態的基本生產方式。農耕必然要求定居，必然要求對天地自然運行秩序的了解與把握，并且必然要求把自然秩序轉換為人的現實的生產秩序與生活秩序。于是，“我們中國人”就在生產與生活過程中領悟出了“道”：它是自然世界秩序的本原性顯現，所以稱之為“天道”；它是人通過農耕方式來從事生產以實現其現實生存所必然遵循的基本法則，所以稱之為“人道”；“人道”以“天道”為根據，“天道”通過“人道”來體現，于是就有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理念。在農耕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之下 ，“天人合一”的實質是將人自身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為自然世界的生命秩序，人因此而參與天地之道對于一切萬物的化生化育，所以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存在的當前狀態，即所謂“天人之際”，是天人之道相互作用之合力所實現的當前狀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這是天地之道的大公無私；人將天道轉換為人道，以人而即天，于是人道的最高價值就被轉換為與天道相同一的大中至正、大公無私。“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于是“我們中國人”就有了“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對于承擔實際社會管理責任的為政者來說，“我們中國人”就要求他必須把這一理想轉換為政治實踐的現實法則，成為人道價值的公開表達者與實際體現者，因為所謂治理，無非就是使民眾能夠正常而有序地從事日常生產，享有日常生活，民眾既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又是國家治理的主體，于是“我們中國人”就有了“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為政以德”即是為政以道，只有道德能使天下人無不心悅而誠服，象周文王那樣，“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正由于“為政以德”在政治管理的意義上，即是要實現天下作為一個公共體的公共秩序，體現出共同體的集體公共性，于是“我們中國人”又有“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所謂“大一統”，簡單說來，就是不論西東南北，都處于“道”的統攝之下，都以循道為生產與生活的公共法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如此便不僅成就了“天下”之“大”，并且通過多樣性當中的公共性來實現“天下”共相的完整統一性。于是，“我們中國人”就成為一個生產與生活方式相協調的生活共同體，一個最高的德性原理與現實的價值原則相一致的道德共同體，也是一個以“天下為公”為共同理想、以大中至正為實現道路的政治共同體。

正由于“生活——道德——政治”之間是相互輔成、相互促進而構成一體化的，因此這一共同體之公共秩序的外向顯現，就呈現為一種“文明”，秩序井然，煥乎其有華彩，“我們中國人”就稱之為“禮樂文明制度”；這一文明制度恰恰是以“人道”而行“天道”，融合“政治”與“價值”為一體的生活體系，于是它就轉化為一種制度性力量，凡處于這一共同體當中的人，都自覺不自覺地為其所涵化，從而內在地生成一種實現人道價值的本質力量，是為“文化”。一種“文明”的形態，自然便有其“文化”的內涵。在這種文化的涵育之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格獨立健全的“君子”，他自然便有“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不論“齊家”還是“治國”還是“平天下”，其根本只是在于“修身”，就是要自覺涵養自己的德性，使真正的主體性能夠在生活中挺立出來。中國文化從來都重視并且強調個體的主體性。我們不能指望一個連自我責任都承擔不起、人格尚且不健全的人，還有可能承擔起天下的責任！因此，在“天下興亡”面前，每一個體都是主體。“我們中國人”以“君子”自期，也以“君子”待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把對方視為人格健全的主體，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就是主體之間的交往，所以一切教育也都以這種主體性的涵化養育為基本目的。正是出于這一緣故，“我們中國人”便以“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為精神追求。只有當一個人對自己的德性本原于天道這一點真實地加以確認，他才可能自覺地建立起自我的主體性；而當他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這種主體性體現出來，就是“明德”，“明德”即是“弘道”，因為有得于道謂之“德”，這正是主體性的本原。既“知”自己的德性如天般高明、如地般博厚，原本就是天道轉成了自己生命的內在本質，既“知”自己的“性”本來就是“天人合一”之處，那么自然就應當把它“行”出來，這就叫做“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體現自己真實存在性的唯一可靠途徑，是主體性的自我表達方式。所以一個明曉“知行合一”的人，當他面對特定情境中的事物對象的時候，一定是能夠大中至正、開誠布公地還原事實真相的，這就叫做“實事求是”。因此，“我們中國人”便重視把“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轉換為日常生活行為的主導原理。一個追求健全人格表達而“實事求是”的人，他也一定是一個能夠堅持“執兩用中、守中致和”之思維方式的人。“兩”是兩個“極端”，“中”是大中至正，知曉“極端”之所在，才能不偏不倚而行于中正，是為“用中”；能如此“用中”而守之勿失，則在現實性上必能獲得人們的響應，是為“致和”；只有實事求是的大中至正之道，才是追求真理的正義之道，才能契合于道德，有得于人心，而抵達“天下為公”的終極理想境域。

中國文化的“天下”觀念，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講，是以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公共利益實現作為基本價值訴求的，因此，“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就成為實現共同體之公共利益的正大光明之道。物質利益的追求，無疑構成價值訴求的一個基本部分，但若以物質利益的追求而傷害道義，就不是“守中致和”之道。因此，中國文化從來都重視“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以大中至正之心對待自然世界的一切萬物，為民生的富厚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但又必以人與自然之間在生存論意義上的相互協和為基本原則。將自然資源視為人本身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而重視環境保護，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最早以制度的形式來加以明確提倡的。“我們中國人”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因此在社會的公共交往領域，“講信修睦、親仁善鄰”就成為相互遵循的基本原理，由此而體現交往主體之間的平等性。這一原則同樣可以被轉換而運用于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交往，恪守信用，追求和平，相互輔成，增進友誼，以以中正之心對己，即是以正義之道對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樣便成為國際間交往的基本原則。

“我們中國人”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群體，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塑造出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歷史”并不只是已然過去了的事件，而是“我們中國人”借助“故事”來表達自己的獨特文明理念與價值信仰的一種方式。在這一意義上，大型文化紀錄片《我們中國人》正是這樣一部在新時代背景之下講好中國故事的精品力作。該片的編導立足于當代現實，把抽象的理論觀念轉變為絢美的電視畫面，把歷史敘事、現實敘事融為一體，觀點闡明、學理解釋交相印證，事實描述、價值判斷相互融會，主持人、訪談人等多鏡頭交互切換，以獨特的電視語言呈現出獨特的審美意趣，傳達出“我們中國人”一以貫之的文化理念與價值情懷，展開了“我們中國人”共同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歷史過程，如滔滔黃河，奔涌千里，既有曲折回環而波瀾壯闊，又有勢隨平野而順風安流，從而把我們上面所提及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十大重要元素講述得形象而又生動，深入而又淺白，既有深刻的理性洞察，又有鮮明的感性實例，使觀眾沉浸于畫面流動的同時，能夠真實領悟到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正是“我們中國人”作為一個文化與價值的共同體基于共同生活理念而共同塑造的結果。毫無疑問，《我們中國人》將以一種全新姿態，重新喚起“我們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把刻印在我們文明基因當中的文化特性、文明理念與價值情懷，轉換為現實的實踐動力，從而在生活世界的多維領域實現“我們中國人”的實踐智慧與價值理性，展示“我們中國人”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