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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我是胖胖。
昨天文章結尾,胖胖提到這樣一個觀點:
任何信任一旦開始出現松動,所有宏大的敘事都會跟著貶值,這是必然的。
人但凡有三寸寬的活路,誰會對宏大敘事有半點抵觸?誰又有那閑工夫,去解構那些高屋建瓴的辭藻?
可問題就在于,有些宏大敘事是靠剝削微觀代價來維持的。
它習慣了向下俯瞰,卻忘了平視生活,這種脫離了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正確,難免催生出一種冰冷的邏輯:
將系統性的承壓轉譯為個人能力不足,讓在困局中掙扎的人自證清白,用遙不可及的長遠利益,去消解親歷者當下的血汗虧損,卻永遠說不清誰來為這份過渡期買單,用所謂的整體正確去覆蓋具體痛感,好像只要大方向正確,誰被車輪碾過都只是統計學上的誤差。
所以,唯有將宏大敘事下放,才是驗證一種敘事是否站得住腳的唯一標準。
看到這樣一則新聞
上海人大代表楊國平在兩會期間撕開的那道裂縫,他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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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部分網約車訂單的抽成比例攀升至30%甚至37%時,宏觀上的靈活就業和共享經濟便在微觀處坍塌成了真實的人間困境。
這些數字背后,是部分司機為了省下幾百塊房租而長期蜷縮在車內起居,是無法維系的車輛清潔,也是乘客在拉開車門瞬間那股刺鼻的臭味來源。
這是許多底層刀頭舔血的活法故事,也是無可奈何的窮途奪路機巧。
我幾乎內心是認同楊國平將抽成壓低至10%的提案的。
因為所謂臭車現象,本質上是生存成本對人性體面最極端的擠壓。
如果一個人的收入空間被精準地修剪到只能維持基本生命體征,當他連洗個熱水澡、睡個安穩覺都成了一種奢侈的損耗,指望他去自費打理車輛整潔,甚至保持所謂優雅的服務狀態,無異于一種冷酷的刻薄。
導致的惡果便是,平臺卷走了大部分利潤,卻把服務下降的惡名、乘客的埋怨以及生存的窘迫,全數留給那個握著方向盤的個體去消化。
有人擔心10%的抽成會讓行業不可持續,擔心技術維護難以為繼。
但如果一個行業的可持續是建立在剝削勞動者之上,讓勞動者住在車里、讓職業尊嚴化為烏有之上,那這種商業繁榮到底在裝飾誰的困境?
如果算法存在的意義僅僅是計算如何壓榨出每一滴勞動的剩余價值,而不去考量那個坐在駕駛位上的活生生的人,那么這種宏大的進步,本身就是對社會倫理的一種透支。
所以這種把抽成比例這件看起來只是商業安排的問題,重新下放到了人是如何活著的問題,竊以為,這才是文明的起點!
再看看另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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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也很明確:
有些過度管理與不規范收費,已經成了壓在經營者肩上的現實負擔,治理應該更多考慮商業的基本需求,而不是簡單粗暴地一劃了之!
報道里提到,事發地在哈爾濱防洪紀念塔廣場附近,停車場公示牌顯示小型車免費10分鐘,首小時16元,之后8元/半小時,當日上限160元,很多車主進去時沒注意收費標準,出來才發現代價很高。
對此,回應提到——收費屬于自由定價,只要公示了就不算違規。
確實,每一項單獨拎出來都能自證清白,可合在一起,普通人的生活就變得越來越昂貴、越來越費勁。
我想說的是,城市是靠人愿不愿意下樓、愿不愿意停留、愿不愿意多走兩步才活起來的。
把人勸退到只剩通勤和回家,那街巷煙火氣沒了,又如何能提振消費?
說到底,把宏大敘事下放,是在把視線挪到那些被數字遮蔽的人身上。
有些人沒有參與敘事的資格,卻承擔了敘事的成本。
也正因為如此,我越來越能理解魯迅那句話的分量——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他們在生活。
他們將生活下去。
而任何值得被相信的敘事,最終都必須經得起這樣的檢驗:
當它落到這些具體的人身上時,是托住了他們,還是繼續向他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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