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就業陣痛期核心矛盾是結構性失衡

趙忠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1月23日南都N視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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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十五五”是走出“陣痛期”的關鍵時期

南都：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2%，如何評價這個數據？

趙忠：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5%左右，從過去一年的情況看，失業率控制得還不錯，在當下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但是這個數字不能完全反映就業的全貌。不同群體、不同行業和不同區域會面臨不同的就業壓力，結構性的就業矛盾仍然突出，同時在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背景下，除失業率外，希望有更多評價就業的維度，像工資水平、就業穩定性、勞動者權益保護、職業發展前景等等，未來需要更多維的評價指標。

南都：如何理解宏觀指標與微觀認知之間的“溫差”？

趙忠：現在是一個大家都感到有就業壓力的時期。一方面，國際經貿環境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處于恢復調整階段，逆全球化的風潮不斷涌現，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盡管中國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隨著經濟高速增長進入經濟新常態，加上近年AI等科技的快速進步，經濟發展方式和就業結構正在產生很大變化，這會是一個就業“陣痛期”。

南都：“陣痛期”的就業壓力，究竟來源于總量供給還是結構性矛盾？

趙忠：主要矛盾還是結構性矛盾。最重要的是技能的結構性矛盾。產業升級與轉型帶來崗位的創造與消失，使得一些原有崗位的人力不再適配，一些新興的崗位缺少人才供給；技術進步正在改變生產方式和要素組合形式，推動了技能需求的變化和技能與人力資本的折舊，加劇了技能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人才培養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完全適配，人才培養的長周期與市場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存在矛盾。另外還有區域的崗位分布和人力資源供給錯配，一些地區勞動力豐富，但是勞動需求并不旺盛，有些地方則恰恰相反，導致勞動力需求旺盛的區域與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區域矛盾；就業市場上的崗位供給與求職者的就業意愿與偏好不完全一致，尤其在青年群體中表現突出。這些結構性矛盾最終都反映到就業結果上。

南都：據你的觀察和研究，“陣痛期”還要多久？

趙忠：2024年國家發布了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十五五”是關鍵時期。2025年5.2%的失業率并不是很高，關鍵還是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尤其是技能供需的結構性矛盾。近年來，國家一直在出臺相關政策措施，在宏觀上一直強調就業優先，各部門也不斷進行改革和出臺政策，例如高校通過微專業等措施在不斷改革人才培養體系、國家推出“技能照亮前程”等措施不斷完善技能培訓體系等。“十五五”期間走出就業“陣痛期”，在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要做好五方面的工作。一是堅持頂層設計，從發展戰略和宏觀層面謀劃就業，促進高質量發展與高質量充分就業協同發展，落實宏觀政策與就業政策的一致性，增強科技政策與就業政策的協同。二是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以就業友好型城市建設為抓手建設高質量的就業環境，以就業友好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使技能勞動者有用武之地，以社會保障和勞動權益保護的制度供給促進就業質量的提升。三是通過國家的重點工作帶動就業創造和提升就業質量，落實重大政策、重大項目、重大生產力布局對就業影響的評估，健全就業影響評估機制。四是聚焦技能結構性矛盾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通過健全完善教育體系、技能培訓體系、終身學習體系、就業供需匹配機制等，促進人才供給與人才需求的適配。五是發揮市場在就業中的主體作用，高度重視和全力發揮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的就業作用；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建設高質量的國內消費市場促進市場主體的蓬勃發展。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產業結構更加優化，市場體系更為完善，人才供需更加適配，就業質量會有較大的改善。

“考公熱”難解普遍焦慮，35歲職場危機被打破了嗎？

南都：2025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達1222萬，2026年預計為1270萬，將再創新高。“十五五”規劃提出，要穩定和擴大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的就業，如何保障年輕人就業？

趙忠：就業市場的崗位總量供給沒有太大的問題，主要還是如何去適應變化的市場結構性需求。現在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高校畢業生就業的主要力量只能是市場。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主體，在專業設置、課程設計、培養環節要更好與社會和市場對接。政府要通過實習補貼、崗位補貼等有針對性的政策促進用人單位擴大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政府就業和教育部門、學校就業指導部門、人力資源服務企業要形成合力，為大學畢業生提供高質量的就業指導服務，幫助學生做好職業規劃，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

南都：當前熱議的另一個話題是“35歲失業危機”，在職場似乎35歲就面臨天花板，甚至失去競爭力。

趙忠：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議題。勞動群體進入勞動力市場，經過十年左右成為成熟的勞動者、有經驗的員工，這個時候是職業生涯發展的關鍵期，勞動群體開始出現分化，職業發展面臨抉擇。有的在業務崗位上更進一步，有的開辟了新賽道，例如轉向管理崗，但另一部分群體可能面臨職業發展停滯，職業路徑調整等變化。同時這部分群體因為背負家庭的壓力，面臨更年輕的勞動者競爭，轉換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這是在任何社會都可能遇到的難題，技術進步帶來的人力資本的加速折舊更加劇了這難題。破解這難題，需要社會、企業和個人的共同努力。社會層面要形成公平的就業環節，消除年齡歧視等勞動力市場的歧視現象；重視終身學習和技能更新的體系；企業要把自身的業務發展與員工的職業發展相協調，營造相互賦能的良好環境。員工要強化職業規劃，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保持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讓能力成為破解危機的利器。

南都：2025年國考年齡要求從35周歲放寬至38周歲，會不會對打破“35歲失業危機”產生一定的作用？

趙忠：國考調整有多重的原因，中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增長，2024年達到79歲，8個省份人均預期壽命超過80歲，國家出臺了延遲退休改革；隨著教育程度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也在推遲，調整國考年齡是對這些客觀現實的回應。從健全完善勞動力市場，建設公平的就業環境角度，也應該對不合理的報名和招聘條件進行改革。長遠來看，改革會有一個示范效應，崗位招聘歸根到底要找到最適合的勞動者，要看應聘者的專業水平、崗位技能、敬業精神等，要考慮崗位的需求，應聘者是否和崗位需求匹配，一些無關勞動生產力的因素不應該納入到招聘條件。

南都：當下的“考公熱”，是否會因為改革而更加火熱？

趙忠：追求能滿足自己職業生涯發展，適合自己興趣愛好的職業是人之常情。現在大家偏好公務員崗位，但從這個社會的就業崗位看，無論大環境如何變化，公務員在任何國家都僅僅是就業崗位的小部分，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進入公務員系統。勞動群體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群體，有各自的優勢和特點，市場上的就業崗位也非常豐富多元，各行各業都有成功者。

企業內卷難以良性發展，勞動者對就業質量的要求也在提高

南都：這些年調休等話題多次引發熱議，人們越來越關心自己的休息權，最新智聯招聘的一則研究也顯示，新一代年輕人更在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你怎么看待這樣的現象？

趙忠：社會經濟在發展，人的需求也在變化。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也表現在就業領域，勞動者對就業質量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去年9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下發《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明確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目標，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表述，也就是不僅要有工作，還要有質量高的工作，其中工作和生活平衡就是就業質量的一個主要方面，這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勞動者的自然訴求。

南都：有數據顯示，中國人每周工作時長在2025年1月達到49.1小時的歷史最高水平，尤其線上隨時工作模糊了生活與工作的邊界，具體如何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

趙忠：技術是一柄雙刃劍，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也讓人的處境變得更加復雜，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也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我們肯定技術，但是不能濫用技術，公司要約束自身行為，改變管理方式。員工也要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也包括同事，事實上很多時候工作與生活邊界的模糊源于同事之間的行為。維護工作和生活平衡，需要大家一道努力。

南都：考慮市場效率，企業總會擔心完善勞動者休息等權益可能降低效率。

趙忠：企業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優秀的人才對優秀的企業越來越重要，員工在選擇工作機會時，也越來越多地考慮多維度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收入水平，還要考慮工作的價值，職業發展的機會，工作生活的平衡，以及工作環境是否友善包容，企業必須面臨這樣的調整。

同時，企業應該考慮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是靠人力資本，還是靠科技創新?不同類型的企業會吸引不同類型的員工，匹配的雙方會達到最優的均衡狀態。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要求所有企業都一樣，企業也好、員工也好，都應該問問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這是一個互相選擇和匹配的過程。

南都：202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度強調擴內需，人不僅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如何讓人們有時間、有意愿去消費？

趙忠：生產和消費相輔相成，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將沒有意義。擴大內需，形成消費與生產的良性循環，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就是反內卷，如果通過內卷的方法來占領市場，短期有一定效果，但最終會導致宏觀環境和企業發展環境惡化，所有企業都不會有太好的發展，落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跳出低水平均衡，需要更大的合力，改變低勞動成本的經營方式，政府出臺政策，制定規章，企業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發揮勞動關系三方協商協調機制的作用。總的來說，政府、企業和勞動者應該共同推動創造更公平、更穩定的就業環境。這樣，對勞動者個人而言，勞動者能擁有更好的生活，從更宏觀的維度、更長的周期來看，這也是促進企業良好發展，保障社會良性運轉的重要舉措。

南都：有學者提出要進行工時制度改革，包括提升單位時間內的工資水平，這有可能成為改革的著力點嗎？

趙忠：改革需要多方努力，國家的政策調整；公司的制度設計；落實國家休假制度；員工自己的計劃。可能一個與之相關的政策更具備實施條件，就是推動帶薪休假制度的執行，最好是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保證制度執行，也能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AI改變就業結構，政府需宏觀調控平衡利益

南都：近年AI技術突飛猛進，短期內是否會沖擊就業甚至替代勞動者？

趙忠：每次新技術來臨，都會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一些舊崗位消失，也有一些新崗位誕生。換句話說，技術對不同群體的影響有的是負面，有的卻是正面，AI也一樣，它帶來沖擊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AI對就業的影響有很多討論，一些勞動者有焦慮，焦慮自己被AI替代，但核心命題還是我們如何使用AI。人的想象力和主體性是不會被取代的，AI像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它只有和合適的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才能發揮作用，僅有AI技術，但是沒有落地場景，難以發揮其作用，這就離不開勞動者。

南都：怎么應對AI帶來的變化？

趙忠：對個人而言，終身學習、終身教育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往教育階段和工作階段有著明顯的分野，但現在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是勞動者，也時時刻刻是學習者。教育體系、職業培訓體系如何完善，如何銜接，如何幫助就業者保持競爭力和適應性，是一直在討論的核心議題。每個人都要逐漸學習適應AI時代，不斷更新知識結構和技能體系，就像在互聯網時代學習電腦知識一樣。在應對新的變化時，政府作用非常重要，需要構建AI時代的社會安全網，從制度層面平衡不同勞動群體，不同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