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國國安顧問：人工智能時代的地緣政治｜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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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2026年1月27日，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發由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費爾德曼合著的《人工智能時代的地緣政治》。文章指出，當前戰略界對于人工智能的發展存在三大爭議點，包括AI的發展方向、技術復制的難度、中國的AI戰略定位。美國的政策制定建立在對以上爭議的隱含假設上，單一預判存在著巨大風險。因此，作者構建了2×2×2的“八重世界”分析框架，劃分出8種AI地緣政治場景，并逐一提出適配的美國策略。文章還提出，算力、風險管控、技術擴散、盟友體系是美國AI權力的四大核心來源。

文章認為，AI時代的地緣政治復雜，戰略制定需打破“單一故事假設”，以“八重世界” 框架明確隱含前提、測試政策韌性。美國若能以概率化、動態化思維制定策略，可主導AI時代規則；反之，將由他國定義AI秩序。

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基辛格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實踐教授。他于2021年至2025年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塔爾·費爾德曼（TAL FELDMAN）

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候選人，此前曾在美國政府部門構建人工智能系統

每個人都對人工智能有自己的看法。有些人認為這項技術正朝著超級智能的方向發展——超級人工智能將帶來超越以往任何技術的劃時代變革。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將提高生產力并促進科學發現，但其發展路徑可能更加不均衡，也可能不會那么引人注目。

人們對于突破性技術的復制難易程度也存在分歧。一些人認為競爭對手會迅速跟進（即快速模仿），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追趕的速度會越來越慢、成本會越來越高，從而使先行者獲得持久優勢。雖然許多人確信中國決心在前沿領域超越美國，但也有人堅持認為中國專注于現有技術的部署，同時力求在尖端美國創新出現后將其提煉并加以復制。

每一項看似自信的政策論證都建立在對上述兩種說法孰真孰假的隱性假設之上。那些優先發展前沿創新的人認為，突破性成果會不斷累積且難以復制；而那些致力于在海外推廣美國體系的人則往往持相反的假設。如果這些假設是錯誤的，那么基于這些假設制定的戰略將會浪費資源，并可能使美國失去領先地位。

將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單一事件固然誘人，卻也危險重重。華盛頓不需要再對人工智能時代做出新的預測。它需要的是一種在不確定性下做出選擇的方法——一種能夠確保美國在多種可能的未來情景中保持優勢，并隨著人工智能時代格局的逐漸清晰而不斷調整的方法。

2025年7月23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贏得人工智能競賽”峰會上鼓掌。圖源

八個世界

無論人工智能的未來最終如何發展，美國的戰略都應從明確定義成功開始。華盛頓應利用人工智能來加強國家安全、促進全民繁榮，并在國內和盟友中維護民主價值觀。當人工智能與公共利益相契合時，它可以推動科技進步，改善人們的生活；幫助應對公共衛生、發展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并維持和擴大美國相對于中國的軍事、經濟、技術和外交優勢。美國完全可以在負責任地管控人工智能帶來的切實風險的同時，實現所有這些目標。

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實現目標。為了明確潛在的假設并針對不同的未來情景檢驗策略，人工智能戰略的思考者應該考慮一個簡單的框架。

這個框架圍繞三個問題展開：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加速邁向超級智能，還是會長期停滯不前？突破性進展容易復制，還是追趕會變得困難且代價高昂？中國是否真的在爭奪前沿陣地，還是將資源投入到其他領域，并假設之后可以模仿和商品化？每個問題都有兩種可能的答案。考慮所有可能的組合，會得到一個三維矩陣——一個包含八個可能世界的2×2×2圖表。

第一個維度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本質。一端是超級智能：一種遠遠超越人類、能夠遞歸自我改進的人工智能，它能不斷學習提升自身智能，創造出更多新事物。另一端是有限且不均衡的智能：它在科學、經濟和軍事領域擁有令人矚目的應用，但并未徹底打破歷史的規律。之所以說它是有限的，是因為它的進步最終會達到極限，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如此。

之所以說它是不均衡的，是因為它的進步并不均衡；系統可能在數學或編程等領域達到驚人的性能，但在判斷力、創造力或某些物理應用方面卻表現不佳。如果人工智能的發展最終會達到超級智能，那么即使是微弱的領先優勢也可能至關重要，足以證明大規模前沿投資的合理性。但如果人工智能的發展是有限且不均衡的，那么將無限的資源投入到遙不可及的“登月計劃”中，遠不如優先考慮技術的普及和推廣來得更有吸引力。

第二個維度是追趕的難易程度——即快速跟進問題。在一種情況下，追趕很容易。突破性成果可以通過間諜活動迅速復制；權重泄露，即已訓練模型的內部參數被竊取或泄露；在舊硬件上進行創新訓練；或者模型蒸餾（即訓練一個能力較弱的系統來模仿更先進的系統）。

而在另一種情況下，追趕卻很難：前沿能力取決于完整的技術棧（technological stack）——專有硬件、機構專業知識、龐大且往往獨一無二的數據集、充滿活力的人才生態系統以及無法預見的結構性因素。模型或軟件層可能很容易復制，但訓練和推理背后的硬件、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的質量和規模可能更難復制。當追趕容易時，競爭更多地體現在擴散上，即在競爭對手傳播其系統之前，將美國的系統嵌入到海外。在困難時期，擴散仍然重要，但戰略的重點更多地放在捍衛前沿能力的基礎之上——即那些能夠使技術進步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累積的投入和知識。從整體來看，問題不在于人工智能是否會擴散，而在于擴散的速度、擴散對象以及擴散條件。

第三個維度是中國的戰略。一方面，北京積極進取，大力投資大規模訓練項目和建立競爭性實驗室；另一方面，北京不急于求成，而是優先考慮技術的采納和推廣，偶爾推出大型模型來展示進展，并促使美國關注前沿領域。中國或許沒有一個完全連貫的國家計劃——事實上，國內不同機構的行動也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系統層面，中國的行為仍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要么是爭先恐后，要么是不爭先恐后。該框架的這一維度之所以聚焦于中國，是因為目前它是美國在前沿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如果出現其他參與者，該矩陣也需要進行調整，以反映它們的競爭策略。

當然，現實遠比任何圖表都復雜得多。我們可以添加更多軸，并將每個軸視為一個連續譜。中國在尖端研發領域可能會采取中間路線，追趕的難度或許并不大。人工智能或許功能強大，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盡管考慮二元結果可以簡化戰略規劃，但決策者仍然可以通過在每個軸上進行概率性思考來考慮中間可能性。例如，中國采取部分投資戰略，會增加北京緊隨美國之后甚至出人意料地縮小差距的可能性。

最后，政策制定者的決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人工智能的未來走向。美國的行動，特別是通過收緊或放松出口管制，可能會使追趕變得更加困難或容易。中國是加速發展還是保持謹慎，部分取決于北京如何評估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和追趕的難度。然而，通過將不確定性納入政策框架，政策制定者至少會被迫審視自身的假設，并為多種未來情景而非單一情景進行規劃。

人工智能力量的來源

在著手規劃之前，不妨先思考兩個問題：究竟是誰在制定美國的AI戰略？華盛頓又有哪些工具可以左右AI的發展軌跡？畢竟，政府既不擁有國內頂尖的實驗室，也無法決定它們的研發方向。它不像北京那樣可以設定生產目標或引導投資流向。然而，即便并非直接影響AI生態系統，華盛頓的政策選擇和信號傳遞仍然會對AI生態系統產生重大影響。

許多美國政策實際上相當于對國內人工智能產業的隱性補貼。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阻礙了中國獲取先進芯片和美國資本。這些政策通過限制美國及其盟國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并將私人資本引導至這些公司，從而提升了它們的市值。

預期會放大這種影響。當高級官員將人工智能領導力描述為國家優先事項時，企業和投資者會預期政府會出臺有利的規則、簡化行政流程并加強與政府的協調。這些預期會影響企業承擔的風險程度以及投資者的投資方向——其影響甚至可能超過國會撥款緩慢的影響。

華盛頓的直接支持與這些信號相輔相成。研發稅收抵免、基礎設施投資、聯邦研究撥款以及一系列行政部門的決策——包括許可、移民等諸多方面——共同影響著人工智能能力的拓展方向和發展方式。與此同時，隨著各機構開始大規模測試和采用人工智能系統，聯邦采購和合作本身也成為重要的需求信號。如果人工智能的推廣應用與前沿突破一樣具有戰略意義，華盛頓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其掌握的工具，為合作伙伴提供可信賴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北京的人工智能技術棧，并通過發展金融公司等機構，為僅靠市場無法覆蓋的地區提供海外部署資金。這還包括思考美國人工智能系統的開放程度。美國必須決定是依賴嚴格控制的專有模型，還是推廣開源替代方案，以此來引導全球采用。

然而，私營部門仍然是這場競賽的引擎，但其利益訴求并非總是與國家利益一致。美國許多頂尖實驗室押注于超級智能，將資源投入大規模訓練，而非安全部署或廣泛推廣。一些實驗室更傾向于在海外建設和運營大規模訓練的基礎設施，因為海外的監管更為寬松，能源成本更低，且擁有更多資金。如何化解這種矛盾，仍將是華盛頓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弗吉尼亞州一座正在建設中的數據中心。當地居民指責科技公司和數據中心運營商消耗大量水資源，推高能源價格。圖源：法新社

美國的優勢從來不在于中央計劃，而在于運用多種工具引導分散的體系朝著共同目標前進。它創造政策激勵機制，塑造預期，并引導資本流向國家目標。如何運用這些工具來保持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取決于最終會形成怎樣的未來。某些在一種情境下合理的政策，在另一種情境下可能適得其反。但有一些優先事項在大多數情境下都適用——這些是大多數人工智能未來發展趨勢中都可能需要的國家力量核心要素，盡管它們在不同情境下的相對重要性有所不同。

計算能力（Compute），或者說計算資源（computing power），仍然是人工智能能力的基礎。對芯片、數據中心以及運行所需能源的控制權，決定了誰能夠訓練和部署引領發展步伐的系統。機器人技術和先進制造將這種能力延伸到物理世界，將數字智能轉化為生產能力。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強大的工業科學基礎。美國需要基礎研究來推進現有技術并探索人工智能開發的新途徑；需要本土人才以及從世界各地吸引的人才；需要大規模生產的制造能力；以及維持這一切運轉所需的能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人工智能公司缺乏充足的電力供應，這一瓶頸可能會限制整體發展。

風險管理通常被視為一種制約因素，因為它會延緩部署進程并限制實驗，但它也可以成為穩定性和合法性的來源。正是風險管理防止了因意外事故、蓄意濫用人工智能系統或因部署人類無法可靠控制其行為而導致的失控等原因，最終造成競爭崩潰。同樣重要的是，要確保安全規程和國內政治支持能夠跟上能力提升的步伐。一些未來情景允許華盛頓有時間構建這一基礎；而另一些情景則壓縮了時間表。

接下來是擴散問題——人工智能系統在海外的傳播和應用。哪些系統能夠扎根，將決定誰的價值觀和治理理念定義數字秩序，以及哪個或哪些國家能夠獲得最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北京已經將人工智能治理本身視為一種戰略輸出，利用其系統、標準和監管模式來影響其他國家如何使用和監管這項技術。華盛頓在理論上對擴散充滿信心，但尚未在實踐中證明這一點。

美國的盟友和伙伴是這幅拼圖的最后一塊關鍵拼圖。與值得信賴的伙伴攜手合作，能夠倍增美國的能力，并提高民主制度而非威權制度主導人工智能時代的可能性。

世界一

這三個維度——超級智能與有限且參差不齊的智能、追趕他人突破的難易程度、以及中國競相邁向前沿與中國保持中立——構建了八種可能的世界。政策制定者的任務是，在每種世界觀下，為這個矩陣填充一系列合理的政策選擇。

首先，設想這樣一個世界：超級智能可以實現，相關技術難以快速模仿，而中國正全力以赴地發展。這個世界看起來就像一場軍備競賽和太空競賽的結合體：競爭將演變為爭奪先機，力圖率先抵達并守住前沿陣地。其利害關系極其重大。誰能研發并掌控最先進的系統，誰就能獲得持久的技術、經濟和軍事優勢。在這種極端情況下，有人認為，一旦循環式自我改進開始，領先優勢可能會自我強化，使得追趕不僅困難重重，而且幾乎不可能。本框架將這種可能性視為“難以追趕”的極限情況，而非將其視為基準線，并據此檢驗戰略。

美國或許不得不考慮啟動“曼哈頓計劃2.0”，這將需要調動公共資源，政府與產業界進行前所未有的協調，并采取堪比軍事項目的保密措施。這可能需要新的授權，或者擴大1950年《國防生產法》的使用范圍。該法賦予總統廣泛的權力，可以出于國防目的監管產業。這樣的舉措將迫使決策者在兩種方案中做出選擇：一是將研發工作集中于單一機構，以確保嚴格的安全監管；二是維持多個前沿實驗室之間的競爭，并假設并行實驗能夠更快地取得成果。

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將把出口管制收緊到可執行的極限。半導體供應鏈的每個環節都將受到更嚴格的監管，與盟友的協調對于防止規避至關重要。模型權重（決定系統行為的數值參數）、訓練數據和數據中心都需要加強防范，以防止被竊取和破壞。

基于避免人類對超級智能失去控制的共同利益，與中國進行風險管理將成為重點。系統發展速度越快，發生事故和意外升級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自主系統之間的交互方式往往是雙方都無法完全預料的。一個可行的方案是達成相互約束協議，限制自身發展，同時北京和華盛頓各自構建能夠跟上步伐的安全系統。但考慮到彼此間的不信任、核查方面的挑戰，以及撕毀協議、競相發展可能帶來的潛在利益，這樣的安排將十分脆弱且難以維持。

由于追趕難度極大，且中國的成功并非必然，美國或許會發現自己只有很短的時間窗口，率先掌握超級情報。屆時，華盛頓將面臨抉擇：是否采取措施阻止其他國家獲得同等能力。反之亦然：如果北京率先達到這一水平，華盛頓也需要做好準備，管控并減輕其帶來的危害。如果美中兩國都跨越了這一門檻，則需要通過明確的保障措施、溝通和克制來降低風險，同時努力防止失控，并防止超級情報落入流氓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之手。

世界二

在另一個平行世界里，超級智能依然可以實現，新技術的追趕依然困難重重，但中國并未競相追逐前沿技術。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迎來人工智能領域的單極局面（a unipolar AI moment）。即便北京采取部分前沿技術投資策略，追趕的難度也幾乎可以肯定，美國將獨占技術巔峰，并擁有真正主導未來世界格局的機會。屆時，核心問題將不再是如何贏得這場競賽，而是如何運用并鞏固領先優勢。

在工業層面，人工智能的發展可以采取更為穩健的步伐。雖然研發投入應保持足夠高水平以達到超級智能的目標，但可能無需像曼哈頓計劃那樣大規模動員。美國必須確保前沿領域的安全——保護模型權重、計算資源和關鍵人才——同時允許創新生態系統動態運作。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市場成熟和一些人工智能公司倒閉，不應允許中國收購它們的知識產權。

這種未來會讓許多其他國家感到不安。將如此強大的變革力量集中在一個國家，會讓人懷疑華盛頓是否會以負責任的態度領導，還是僅僅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美國的任務是建立并維護一個民主的人工智能秩序，從而在人工智能前沿領域建立起對美國領導地位的信任——這與華盛頓在1945年面臨的任務類似，但在當今的政治和地緣政治格局下，難度要大得多。由于目前尚無直接競爭對手掌握超級智能，美國可以更自如地采取單邊克制，穩步推進前沿發展，確保安全。人工智能的擴散將具有戰略性和選擇性：在確保盟友和伙伴安全獲取的同時，防止不受控制的擴散。

在國內，美國可以著重構建新的社會契約。如果人工智能能夠帶來巨大的生產力和能力提升，那么挑戰就將轉向如何將這些提升轉化為惠及全民的繁榮，同時增強社會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沖擊的能力。合理的監管既能確保安全和問責，又不會阻礙發展。

當然，這種單極局面并非必然會持續下去。如果美國發展出超級智能，中國很可能一夜之間就會加入競爭，其他大國也不會坐視不理。華盛頓必須決定如何應對，以及如何利用自身地位來左右這項技術的傳播方式和范圍。

世界三

第三種可能性是人工智能全面擴散的世界：超級智能唾手可得，追趕也易如反掌，而中國正遙遙領先。突破性進展會迅速累積，但復制也同樣迅速。在這樣的世界里，美國的任務不再是遏制，而是增強韌性——也就是說，要讓國家的網絡安全、生物安全、基礎設施和國防系統做好準備，以抵御人工智能帶來的各種威脅。

是競相追逐還是緊隨其后，將成為一項戰略選擇。如果突破性進展迅速擴散，率先抵達前沿所帶來的優勢可能轉瞬即逝，但即便只是短暫地讓其他人先行一步，也會造成一段相當長的脆弱期。如果進步持續快速累積，那么率先到達前沿就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先行者將率先攀登高峰。最理想的策略可能是采取防御性競爭，在保持高研發投入和前沿能力的同時，通過構建新的安全保障和韌性體系來應對技術進步。

創新生態系統本身將面臨壓力。單一的國家冠軍企業提供的保障價值有限，因為其研發成果很快就會被復制；如果投資者眼睜睜地看著利潤隨著創新成果的快速復制而消失，那么維持眾多致力于尖端技術的私營企業的生存將變得異常艱難。隨著超級智能商品化，許多此類公司將會倒閉。那些致力于構建更優商業模式以獲取價值的創新企業將會成功，但那些致力于構建更優人工智能模型的創新企業則未必能夠成功。

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將日益凸顯，這不僅體現在應對事態升級和誤判方面。為了降低不受控制的擴散對非國家行為體和流氓國家的威脅，美國必須與盟友和中國建立新的全球合作機制，以減緩或阻止不負責任的行為者獲取相關技術。盡管美中聯合制定限制協議仍難以有效執行，但兩國對當前形勢下日益嚴峻的危險性的認識，可能會使達成協議更具可行性。

出口管制或許仍然有用，但其有效性取決于追趕的難易程度。如果中國開發出可行的替代計算技術，那么芯片管制將基本失效，競爭將轉向全球部署。如果追趕的難易程度源于其他因素（例如模型提煉、技術竊取或新算法和實用技術的快速傳播），那么芯片管制的效力將不如其他情況，但仍然可以作為爭取時間和減緩技術擴散的工具。

SK海力士周二表示，公司正在考慮設立一個專注于人工智能領域投資的業務部門。此前有媒體報道稱，該部門計劃設立在美國。圖源：路透社

世界四

如果超級智能能夠實現，追趕并不難，而中國又沒有參與競爭，那么美國將迎來一個短暫的單極世界窗口。美國或許能夠率先研發出人工智能超級智能，但一旦其他國家開始競賽，它們也會迅速跟進。鑒于中國并不急于求成，暫緩大規模推進超級智能研發的邏輯就顯得更有說服力，尤其是在這樣做能夠避免全面擴散的情況下。然而，這條路依然充滿風險：中國可能暗中展開競賽，或者其他國家也可能超越美國的能力。

如果美國繼續保持領先優勢，就必須決定如何利用這一優勢。華盛頓可以嘗試利用這短暫的窗口期阻止其他國家搶占先機。或者，它也可以利用這段短暫的、不受挑戰的超級情報優勢期，加強自身及盟國的防御，并著手實施防范失控和情報無限擴散的措施。

由于北京不會參與競爭，它很可能會采取不同的策略，將美國的突破性成果商品化，通過低成本的人工智能出口在全球范圍內推廣中國系統，并通過機器人技術將人工智能與現實世界連接起來。這將使技術擴散成為一場重要的競爭。美國需要投資機器人技術和先進制造業，將數字領域的突破轉化為實際的工業應用，并在中國填補空白之前，果斷地在海外推廣安全、民主的系統。

世界五

在下一組可能的未來世界中，超級智能不再是選項之一。在其中一種情景中，追趕突破性技術將變得異常困難，而中國正競相沖向前沿。中美兩國將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創新競賽。盡管風險依然很高，但遠低于超級智能情景下的風險。即便研發投入不再達到緊急水平，仍然至關重要；同時，還需要通過長期產業政策來支持研發支出，以構建持久耐用的機器人技術和先進制造能力。政策制定者必須意識到，市場往往會誤判轉折點——投資者可能在人工智能充分發揮潛力之前就恐慌地宣稱存在“泡沫”，或者在技術成熟后仍繼續投資。風險管理的重點將不再是控制權的喪失，而是生物、網絡或軍事應用領域的濫用。

擴散和部署的重要性將顯著提升。美國必須大力推動人工智能在國內工業和軍事領域的應用，并迅速將美國及其盟國的系統推廣到海外。即使是非前沿模型——只要集成良好、價格低廉或配備強大的基礎設施——也能占據巨大的市場份額，北京從過去的經驗中對此深有體會。模型和數據中心的安全仍然至關重要，因為追趕并非易事，前沿模型對于保障美國及其盟國的系統安全仍然必不可少。但首要任務是盡早讓功能強大的系統得到廣泛應用，在中國的替代方案占據主導地位之前，建立用戶熟悉度和依賴性。出口管制對于減緩中國的步伐仍然有效，但美國必須注意避免阻礙海外部署。

世界六

在一個沒有超級智能的世界里，追趕變得異常艱難，而中國又沒有參與這場競賽，美國將保持著顯著的領先優勢，并擁有鞏固自身優勢的黃金時期，利用人工智能開發新的救命藥物、擴大教育規模并振興落后的美國產業。中國未必會完全退出人工智能領域，但北京會大幅減少對前沿模型研發的投資，從而有效地退出尖端能力的競爭。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將專注于應用和將美國的突破性成果商品化。與此同時，華盛頓則可以專注于安全、問責制，并確保人工智能帶來的收益能夠轉化為廣泛的繁榮。

在國際層面，美國將有空間構建一個積極的人工智能融合世界愿景，歡迎合作伙伴加入其人工智能生態系統，并提供模型、數據和基礎設施的訪問權限，同時將關鍵要素牢牢扎根于國內。其目標并非盡可能廣泛、迅速地推廣美國系統，而是確保推廣的系統安全可靠，并符合民主價值觀。

世界七

倒數第二種情景設想人工智能發展有限且不均衡，追趕容易，中國將率先占據領先地位。在這種情景下，中美兩國展開擴散競賽。由于突破性成果易于模仿，任何國家都無法長期壟斷人工智能；優勢將來自于比競爭對手更快地研發和商業化。

私人資本將更難駕馭。如果這項技術容易被復制，投資者可能會因為看不到多少可靠的回報而減少投資。但美國仍然需要參與這場競賽；率先傳播的系統將塑造全球格局，并應體現美國的價值觀。而且，由于中國也在參與競爭，美國需要以相同甚至更快的速度進行創新，以防止北京損害美國的網絡安全、生物安全以及軍事和情報優勢。

技術擴散不僅將成為人工智能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更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中國已系統性地將其技術推向海外市場，并常常將其與融資和大型開發項目捆綁在一起。美國理所當然地會對允許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建立在中國模式之上感到擔憂，因為這些模式能夠竊取數據、監控通信并開展影響深遠的行動。華盛頓需要將人工智能擴散融入其外交政策，擴大諸如發展金融公司等機構的職權范圍和可部署資金，以幫助美國及其盟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建設數據中心、網絡和區域定制系統。這將要求美國領導層關注的重點并非短期利潤，而是建立一個更多地依賴美國系統而非中國系統的世界。

如果復制輕而易舉，擴散不可避免，那么保密就幾乎毫無意義。更好的策略或許是開源或廣泛授權關鍵系統的安全版本，確保它們運行在美國或盟國的平臺上，而不是敵對國家的平臺上。在這種情況下，出口管制的作用會大大降低，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甚至會阻礙技術擴散，因為中國可以通過快速復制美國技術來可靠地繞過這些管制。

世界八

在最終的世界里，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將與以往許多重大技術類似。美國將引領創新，但技術進步很容易被復制。這種搭便車現象將使私人投資更難用于大規模前沿技術研發，而由于中國并未參與競爭，公共支出中以國家安全為由的理由也將不再那么全面。相反，人工智能投資將取決于其普及帶來的預期收益。開源模型很可能占據主導地位。

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權之爭本質上也將是一場普及之爭。它類似于之前的競爭，例如5G之爭，后者主要由部署和規模驅動。華盛頓的任務是確保值得信賴的美國及其盟國系統成為全球產業的默認基礎設施，從而減少北京建立低成本可行替代方案的空間。

從情景到戰略

人工智能時代的戰略不再是預測單一結果或一項正確政策，而是更多地運用概率思維。為了運用這一矩陣，政策制定者首先應選擇一個基準情景——他們認為最有可能出現的世界。

每一項重要的政策提案都應以此基準情景為參照進行檢驗：該政策在人們所設想的世界中是否合理？政策制定者還必須確定，在那些美國風險最大、利益攸關的世界（例如“世界一”）中，如何避免或減輕最壞結果——即便他們認為這些世界并非最有可能出現。在此基礎上，他們應采取對沖策略，使戰略與基準情景保持一致，同時確保其在最具挑戰性的世界中也能保持韌性。這意味著要明確哪些政策在多個世界中都有效，哪些政策可以在預測的未來發生變化時進行調整，以及哪些政策會在基準情景被證明錯誤時造成損害。

針對八種可能的未來世界，政府應制定一套隨時可執行的計劃，并能根據形勢變化進行調整。這要求各機構具備概率思維。國家安全委員會應利用該矩陣，針對不同的未來情景對美國政策進行壓力測試。情報部門應追蹤沿三個維度（例如前沿領域的進展速度、新能力的復制速度或中國投資的變化）的動態信號，并據此更新每種未來情景發生的概率。高級國家安全官員應做好準備，在另一種未來情景似乎極有可能出現時，提出政策調整建議。任務并非做出完美預測，而是在風險與回報之間取得平衡，根據概率變化調整優先事項，根據實際情況重新繪制矩陣，并建立相應的系統和流程來完成這些工作。

這個框架不僅適用于政策制定者，也為所有人參與關于人工智能和地緣政治的辯論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方法。這類辯論往往以雙方各說各話而告終；如果參與者能夠明確各自假設的未來走向，辯論將會更加富有成效。

人工智能的發展前景是會迎來變革性的飛躍，還是會停滯不前？突破性成果會迅速傳播，還是難以復制？中國是在爭先恐后地引領潮流，還是在伺機而動，最終實現技術商品化？提出這些問題，并將雙方的論點映射到這個矩陣上，往往能夠揭示分歧的根源究竟在于政策建議，還是對未來走向的假設。

該框架的目的并非預測最終世界，而是為了在不確定性面前規范戰略——明確假設并與其他方案進行對比檢驗。該框架也旨在不斷發展演進。人工智能的發展維度遠不止此處提出的三個維度；一些目前看似最為重要的問題最終可能會得到解答，而新的問題也會隨之出現。

例如，如果超級智能觸手可及，那么發展幅度有限的可能性將不再重要，該框架可能會新增一個維度，考察兩種新的可能性：有益的超級智能和危險的超級智能。隨著技術格局的轉變，除中國以外的其他行為體也可能變得更加重要。關鍵在于建立一個能夠隨著證據的積累而不斷調整的政策框架。

人工智能時代的地緣政治絕非易事。但若缺乏嚴謹的思維方式，戰略便會在隱藏的假設和議程的重壓下土崩瓦解。通過描繪各種可能的發展方向及其所需的選擇，這一框架為我們撥開迷霧提供了一條出路。如今，政策制定者的任務十分明確：他們不應將人工智能視為單一的敘事，而應將其視為一個不斷變化的格局。如果美國領導人能夠學會這種思考方式，他們將定義人工智能時代的走向。否則，將由他人來決定。

*文章原標題為《Geopolitic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時代的地緣政治），于2026年1月27日的刊載于Foreign Affairs雜志網站。內文有所刪減。

編譯：劉深｜IPP新媒體主管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　版｜周浩鍇

審　校｜劉 深

終　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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