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炮退敵4個團，55年授中將，70年被隔離副科長殺害，譚甫仁案始末

1970年12月17日凌晨5時許，云南昆明。春城的夜色尚未褪去。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將軍的住所內，兩聲槍響劃破寂靜。這位從井岡山走出的開國中將，與夫人王里巖一同倒在血泊中。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遇害的我黨我軍職務最高的干部。

消息傳出，震驚中央，震動全國！然而由于案件發生在特殊時期，偵破工作長期處于封閉狀態，這起慘案逐漸被籠罩在迷霧之中，各種猜測和傳言不脛而走……

1927年，新城戰斗后，數百名國民黨軍俘虜被押送到寧岡茅坪。有的戰士和農民出于憤恨打罵俘虜，毛澤東聞訊后立即召開軍民大會，首次提出寬待俘虜政策，不打罵俘虜，受傷者治療，愿留收編，要走發給路費。

被俘虜的國民黨士兵深感意外，他們頭一次見這樣的軍隊，許多人都愣住了。忽然，俘虜中，一位年輕人唱起了《國際歌》。這引起了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團團長朱云卿的注意。他循聲而來，問道：“你叫什么名字？唱的歌是從哪兒學來的？”

那年輕人回答：“我叫譚甫仁，廣東省仁化縣人。1926年下半年在城口鎮參加了農會，后到北江農軍學校學習了3個月，唱的《國際歌》就是那時學的，農軍學校的校長是朱云卿。”

原來，譚甫仁一直在尋找革命隊伍，結果一路上反被國民黨軍隊裹挾。見到朱云卿后，他立即匯報了自己參加北江農軍北上，后參加南昌起義被打散，誤入國民黨贛軍的經歷。幸而，譚甫仁順利回到了革命隊伍。

毛澤東得知此事后，稱贊譚甫仁是“一棵紅色的苗子”，要堅決把他留在革命隊伍里。誰成想，毛主席這一留，為多年后的共和國留出一位將軍！

1928年，井岡山黃洋界哨口海拔1343米處，濃霧漸散。年輕的譚甫仁從哨口向下望去，只見湘敵順著羊腸小道，如蝸牛般貓著腰向上爬來。

此時毛澤東正率領紅軍三十一團三營前往湘南，井岡山只剩下不足一個營的兵力。國民黨湘贛敵軍四個團乘機進犯，妄圖摧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譚甫仁靜靜守在工事里，他和身邊的戰友每人只有3至5發子彈。為了節省彈藥，他搬來一堆石頭放在身邊應急。敵人靠近時，團長朱云卿一聲令下，紅軍的鳥銃、步槍齊發，頓時槍聲大作，可子彈沒幾下就打光了，戰士們只好奮力擲下大石頭，把敵陣砸的大亂。

戰斗持續到下午4時許，前來圍剿的國軍孤注一擲。譚甫仁只剩一發子彈，身邊的石頭也快扔完了。就在敵人即將爬上哨口時，譚甫仁忽然想起在茨坪修好的一門迫擊炮，高聲喊道：“團長，我們有炮！”

譚甫仁和幾個懂得操炮的戰友立即搬來迫擊炮，瞄準了黃洋界哨口下的國軍部隊

譚甫仁帶人打了三發炮彈，前兩發都有些打偏，好在最后一發準確落入敵群。被炸懵了的國民黨軍以為紅軍主力部隊回山，嚇得倉皇撤退。黃洋界保衛戰成為紅軍戰史上的經典，譚甫仁也從此開始嶄露頭角。

盡管此后國民軍不停圍剿，可譚甫仁鐵了心跟著共產黨干一輩子革命，從井岡山到長征，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他屢建戰功，為共和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新中國成立后，譚甫仁先后擔任武漢軍區政委、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工程兵政委等職。

可以說，在共和國成立后的軍隊建設上，譚甫仁將軍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正因此，譚甫仁被組織上看中，調往云南擔負重任。

1970年，譚甫仁任昆明軍區政委、云南省革委會主任，肩負西南邊防重任。然而誰能想到，這位曾馳騁沙場幾十年的戰將，沒有倒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下，卻倒在了和平年代兇手的黑槍下。

1970年12月16日，忙碌了一天的譚甫仁很晚才休息。幾個小時后，凌晨5時許，槍聲在他家中響起。

兇手是如何進入戒備森嚴的軍區首長住宅的？又是如何獲得槍支的？案件發生后，由于當時正處于“文革”中，破案工作長期處于高度封閉狀態，給這起慘案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各種傳聞不脛而走，到底是政治暗殺？還是內部斗爭？又或是個人恩怨？多年來，這些始終是未解之謎。直到近年中央檔案館和軍委、總政、成都軍區檔案館等單位解密了大量資料，包括案件的偵破和審理記錄，揭示了真相。

由解密檔案可知，兇手名叫王自正，這一點確鑿無疑。王自正此人原名王志政，乃是河南內黃縣人，富農出身，時任昆明軍區政治部保衛部保衛科副科長。

1947年國民黨軍隊占領內黃縣解放區，王志正的一個堂兄是反革命地主武裝還鄉團的頭目，為了進行階級報復，他帶人槍殺了一個我黨農村基層干部，也就是當地的村武委會主任、中共黨員武不金。王志正參與了堂兄這次報復行動。

后來，國民黨反動派撤退，王志正也跟著逃跑了。1948年河南省大部分地區解放，王志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沒辦法，只好改名王自正，混入人民解放軍。

王自正此人編造歷史，偽裝積極，騙取領導信任，竟入了黨，還提了干……由戰士提升為干部，調到云南省軍區法院、昆明軍區法院工作，后來并入昆明軍區保衛部。他原來是保衛部的保密員，負責保管文件、印章及部里的日常雜務，主要工作是管理保密室。

文革時期，“清理階級隊伍”時，王自正家鄉的群眾揭露了他當年參與殺害武委會人員的罪行。1970年4月下旬，揭發信幾經周轉送到了譚甫仁手中。

經昆明軍區派人查實后，譚甫仁于5月23日簽批了同意對王自正進行隔離審查的報告。

由于王自正不久前已經從保衛部保密員提拔為保衛科副科長，他對軍區首長接觸機會較多，對其住處及周圍情況比較熟悉。當突然被隔離審查時，他自知難逃嚴厲懲罰，便產生了強烈的報復心理。

從王自正留下的3本筆記本中可以發現，他曾親筆寫道：“不是死刑，也要勞改終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到牽連。我一輩子完了！”“我不能這樣死！我要死，也要殺幾個人墊背。”

王自正在日記里列下要殺害的名單中，有時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的陳康、魯瑞林、田維揚等人。后來又寫道：“不如殺譚甫仁，影響更大，發泄心頭之恨。”“但沒有槍，要設法搞到槍。”“拿到槍半勝，見到人全勝。”

只是，想要殺人，他本人還得先脫身，當下他還正被隔離審查，關在停管所。

為了逃走，王自正詳細設計了逃出停管所的具體辦法。他把院子中站崗的哨兵值班順序、交接班時間全都記錄下來。他特別注意一名新戰士，給他起外號“小迷糊”，并特別寫明：“小迷糊一點鐘上崗。”

通過觀察，王自正發現崗哨交接班時至少空崗5分鐘，這給他潛出潛入創造了可乘之機。

1970年12月17日凌晨1時，王自正利用哨兵空崗間隙越出停管所，跑到軍區保衛部辦公樓。利用當過保密員、副科長的便利，他調試密碼打開保險柜，盜得兩支“五九”式手槍。

隨后，他潛入譚宅行兇，先到二樓臥室殺害了譚甫仁的夫人王里巖，又從臥室追至樓下殘忍地殺害了譚甫仁將軍。作案后迅速潛回了停管所。

調查人員很快發現王自正有重大作案嫌疑，于12月31日23時許突然對他提審。王自正迅速掏出藏在褥子下的一支手槍，開槍打傷提審人員，隨后倉皇脫逃。

后來，王自正一路奔跑至停管所高墻下的廁所內，自知逃命無望，王自正索性心一橫，開槍自斃。后來經技術部門鑒定，他自殺的這支槍正是保衛部被盜的兩支手槍中的一支，另一支手槍是從看守所墻外的糞土堆中找到的。

譚甫仁夫婦被害在軍內外引起震動。1971年1月23日下午，云南省革委會、昆明軍區在昆明聯合舉行追悼大會。

雖然王自正在案發后不久就被抓獲，但受過譚甫仁將軍厚待的一些下屬仍在追問，一個被隔離審查的人，如何能如此輕易地進出停管所？軍區保衛部的槍支管理是否存在漏洞？首長住所的安保措施為何形同虛設？

由于疑點頗多，中央甚至成立了專案組調查此事。可惜，因案件發生在“文革”期間，極左路線和派性給偵破帶來嚴重干擾，致使專案組先后兩次改組，偵破時間長達8年半。

1978年7月，專案組為昆明軍區黨委和云南省委起草了結案報告，認為殺害譚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巖的兇手是王自正;本案的性質屬階級報復，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個人作案。王自正的自殺，是他自感責任重大、“沒臉見人”而采取的極端行動，與本案無涉;由于兇手自殺以及事過境遷，某些與本案有關的細節已無法查清，沒有必要再查了;鑒于本案已破，偵破工作完成，從現在起，專案組的工作宣告全部結束，予以撤銷。可見，譚甫仁被害一案雖經反復調查，但仍然維持了1971年夏，案發當初的定性和結論。

結案報告經昆明軍區黨委和云南省委批準后，上報黨中央和國務院。華國鋒、葉劍英、紀登奎等中央領導圈閱了報告，圈閱件退還給昆明軍區。偵破工作這才宣告正式結束。

從井岡山上的“紅色苗子”到昆明城中的軍區政委，譚甫仁的一生見證了人民解放軍從弱到強的歷程。他在黃洋界用一發炮彈喝退敵軍，在和平年代培養“硬骨頭六連”，功勛卓著，卻最終倒在了自己人的黑槍下……

譚甫仁將軍的生命雖已定格在1970年12月17日，但他的革命精神和對軍隊建設的貢獻，依然值得我們銘記。歷史會記住這位從井岡山走出的共和國將軍，也會記住這起令人痛心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