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萬兆彩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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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載于2005年版《百年西園》,經九江市潯陽區政協文史委員會授權刊發,編者對原文作了必要修訂。
我經營的“萬銘記”百貨店系接自先父之手。他原是一名縫衣工人,因不堪顧主的剝削摧殘,便向我姑母家借貸制錢二十串,于1910年來九江,租用原九江縣教育局公產房屋半邊,經營自制新衣和原典當鋪期滿之舊衣,頗有起色,后改租一個門面。
不想經營新舊衣服業務日漸衰落,乃兼營日用百貨。當時范圍甚小,只在南昌批得毛巾、襪子、花帶等商品,兼營批發業務。待到范圍慢慢擴大后,改租原鄭姓的店面繼續經營,商品來源又增加了漢口貨,如草帽、扇子和手工業產品。
這時,市場上洋貨趁機而入(百貨業原稱京、蘇、廣貨業,于是改稱洋貨業;為了抵制外貨,后改為百貨業)。先父見我年事已定,乃逐漸將業務交于我手。其初,是專搞采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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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萬銘記”還被吸收為總商會的會員,如沒有一定的業務范圍和資金作用基礎,是不能參加會員的。早先九江街道還窄小,當時的舊政府將舊街拆寬數尺,原石板路改為水泥路面,街名改稱為大中路,“萬銘記”店鋪隨之遷至大中路369號西園巷口。
這時,先父將業務全部轉到我手。我將新舊衣服全部清理掉,專營日用百貨,兼營批發,此乃1928年之事也。
由于市場繁盛,業務不斷擴大,以經營省貨和漢口貨為主的“萬銘記”店已不能滿足市場需要,同時也經原往來客商的建議和要求,因而開始擴充花色品種。由于資金所限,尚不能經營上海直接商品,起先只收購和委購往來申、漢兩地的大輪船員所夾帶的貨物。這些貨物不經報關,有的是按值論價,有的見發票加一計算。
“萬銘記”的業務難能滿足客戶的要求,乃委托同鄉吳君所辦的“中莊”代為采購,其手續按發票加2%結算。如頭寸不足,亦請代為日折。那時上海的錢莊、銀行借款是以日為單位來計算利息的,利息不比九江高,而又免得受九江錢莊的種種剝削,如一塊銀元上面有一批點要扣幾分,由他們說了算,上海無此現象。
這個時候,有上海的客商在九江采購土特產,需要現金,我們便將九江收得的現金直接交于上海的客商,上午交款,下午就能夠收到,延遲一天,則照折息計算。這樣,雙方都免得中間的麻煩,“萬銘記”的業務從此不斷擴大,被同業認為是百貨業中之牛耳。
因我們的業務根據九江市場情況,商品分高、中、低檔,原來即有上海、漢口、南昌、山東、廣東等地方的貨。我們的宗旨是薄利多銷,顧客第一,信譽為本,因此顧客盈門。
外地來潯批購的客戶,一到九江,便將在家擬好的購貨清單交給我們,并說你們沒有的可請代為配齊。因而我們也利用了行商來貨,以補我店花色品種之不足。我們對代購商品并不加價,他們更加相信我們,還代為宣傳,因此更加使我店的業務不斷擴大,發展到整個縣城都來我店批購,如星子、瑞昌、都昌、黃梅等地。
而我們出售的零售商品按批價加10%,批發價為原產地價加20%。有的是單頭炮商品,如“同心牌”襪子,為了競爭,只按上海的批價略加運費,一箱四百打的貨出售后,只攢得一個木箱,不足十元錢。可見當時商戰之激烈。
短短不到十年時間,資金翻了八倍之多。到1937年盤點,已超過銀元十萬。這在當時的九江百貨業中處在領先地位。
抗戰初期,因受種種影響,“萬銘記”的業務也隨之動蕩不安。本人又參加了九江市紅十字會,當時曾委我為救濟難民運輸隊隊長,往來于九江、漢口之間,也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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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九江淪陷,這時各大商號迷信帝國主義的庇護,紛紛將店中存貨寄存于天主堂。本人則撤退到所謂的后方,以圖返回復業。九江日偽當局為了榨取民脂民膏,采取什么都登記的辦法,收取巨額費用,否則以“敵產”論處。
這樣,存貨差不多去了一半。加之我家無人留在九江,便托先父的老友代為幫忙登記,所需費用由他們代墊。將原存貨批賣后,除退還他們所墊付的登記費外,余款交另一友人匯往上海原設的代辦莊。不料這位“友人”將貨款放在身邊一年之后才匯往上海,差不多去了十之八七。
決定購買的棉紗存放期間,日偽當局又以統購統銷為名,將棉紗收購了去。如此反復,原來七、八萬元的存貨只落到十幾兩黃金。
待日本人無條件投降后,當時上海物價狂落。我把在黎川縣開設的“華豐棉布百貨店”存貨拋售一空,本想減輕回九江復業的擔子,還想到上海清理原來的存款。想不到人在中途,又聽說上海物價飛漲,因為后方余資和國民黨接收大員在上海搶購物資,以致上海物價不但恢復不了原價,且夜以繼日成倍上漲。
這樣,“萬銘記”的資金又打了一個倒八折。到“萬銘記”在1946年回九江恢復營業時,當時的資金只有法幣一千多萬元。別人的貨架豐滿,我“萬銘記”的高層貨架是空盒,下層的商品是橫擺,實力不如人甚多。
幸“萬銘記”信用特佳,在九江淪陷后,仍在南昌將欠人之款如數匯還,這是任何商店做不到的。因此,我店復業之后,原來外埠供貨單位不僅優先供應,如遇漲價,必先來電話通知留成若干;若遇商品緊張時,還送貨上門。頭寸不足時,可先售出,再行付款。
很快,“萬銘記”恢復了戰前的狀態。盡管如此,由于市場需要,花色品種不斷更新和擴大,我店資金仍感不足。經與上海往來戶協商,遂成為他們在九江的名牌商品代理商。
其方法為:先由廠方送貨來九江驗收后,由我店出售,使用廠方發票,應繳營業稅由我在貨款中扣除,所得稅則由廠方內部完成,我方只收4%的手續費。
我記得當時代理的商品有:上海化學工業社“三星牌”牙膏、“三星牌”藍瓶雪花精;上海家庭工業社“無敵牌”的蝶雙花露水;上海永和實業社“月里嫦娥”牌花露水、蚊香、清涼油;還有上海金輪手帕廠的各種手帕。這些都是九江同業中所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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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敵牌花露水”廣告宣傳畫
又如各種橡膠雨鞋,大中華橡膠廠的雙錢套鞋,無記名投票生產廠的“箭鼓牌”套鞋,正泰橡膠廠的雨鞋、布面膠鞋等,均為直接供應,“萬銘記”業務經營范圍逐日擴大,又被同業稱為百貨業“四大金鋼”之一。
“萬銘記”所取得的成就,是本人與全體職工同吃同住、工作盡心盡力,每日比別的商店早開門、晚關門分不開的。因為天亮后就有外埠的挑夫來提貨趕路,晚上也要等路遠的挑夫送單來提貨。
在這里,我還要談談我店的信用。原來有的同業想利用挑夫,每進一元錢貨,即付一分錢回扣,這樣挑夫便將開的進貨單交給同業提貨。可是貨挑回去后,原委托人見不是“萬銘記”的發票,不相信挑夫所言我店缺貨,還要挑夫再挑回九江退貨。
由此可見,“萬銘記”不僅取得供貨方的信任,也取得了購貨方的信用。我所經營的商業,顧客第一、信譽為本,是一貫的宗旨,更重要的還是本店十四名職工共同努力的結果。
在解放前不久,我曾到南昌原籍小住,日后返回九江,恢復“萬銘記”的營業。解放后,積極經營,1951年被稅務局批準為全市第一批百貨業、第一家查賬征稅戶。1954年,響應政府號召,商業轉工業,乃將“萬銘記”全部資金轉入九江瓷廠,并被委任為九江公私合營九江瓷廠第一副廠長。
從此,企業得到社會主義改造,在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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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兆彩與夫人羅端蘭晚年合影
【編后記】
萬兆彩(1913—2002年),江西南昌縣人,早年隨父在九江經商。其經營的“萬銘記”百貨店,在九江家喻戶曉。建國后,先后當選省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歷任省工商聯副主委、市工商聯主委、市民建副主委、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夫人羅端蘭,1956年4月曾作為九江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在北京懷仁堂花園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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