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平臺、生產網絡與地方空間治理——廣州服裝村更新的比較研究

匡愛平

華東師范大學

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

博士后/助理研究員

汪明峰

華東師范大學

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

教授

數字平臺、生產網絡與地方空間治理

——廣州服裝村更新的比較研究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 | 匡愛平、汪明峰

責任編輯 |劉齊

本研究提出“資本積累—權力嵌入—空間治理”的分析框架，揭示在城鎮化、工業化與數字化交織背景下，中國典型大都市區生產型城中村改造的治理邏輯。研究聚焦空間治理的參與主體、演變過程與實踐結果，對廣州兩類典型服裝村展開比較分析。研究發現，服裝村改造長期受制于土地資本化和多元主體博弈,涉及低附加值產業轉型、非正規經濟正規化、公共環境改善等多元治理目標。數字平臺作為新型治理中介，依托數字解決方案重構地方生產網絡，對服裝村產生了分層化與非均衡的空間影響。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由來

中國城市長期依賴大規模開發或更新項目推動經濟發展，如產業園區、開發區、新城建設與舊城改造等項目是促進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Shen & Wu，2017）。隨著城市功能向消費導向轉型，大都市生產性空間及其治理問題易被忽視，當前城鎮化進入“后半程”，城市發展面臨從快速擴張到穩定提升、從增量擴張到存量提質的雙重轉型。城市經濟系統亟需從依賴空間擴張紅利轉向突破空間鎖定并實現結構調整，推進高質量城市更新已成為當前城市發展的重點任務。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憑借廉價勞動力與開放政策，珠三角地區的民營和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形成了以紡織、服裝、貿易加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相互疊加，在城鄉二元土地使用制度的支撐下，推動了生產型城中村的形成（馬學廣，2010；夏麗麗等，2012）。例如，廣州集聚了全國規模最大的紡織服裝批發市場群，吸引大量內地流動人口，形成分工精細的完整產業鏈。服裝村作為廣州服裝生產的重要空間載體，憑借低廉勞動力和靈活作坊模式支撐廣州服裝產業的國內外貿易增長。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如何實現此類低附加值生產型空間的轉型與治理，已成為廣州各級政府的重點任務。

然而，服裝村緊密的生產關系、復雜產權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問題加劇了更新治理難度，傳統依賴土地與房地產開發的治理模式在生產型城中村較難推行，服裝村的治理內容由追求土地開發與增值拓展為促進低附加值產業轉型、非正規經濟正規化與公共環境改善等。以海珠區康鷺片區康樂村和鷺江村為例，這兩個服裝村因毗鄰中大紡織商圈，自20世紀末吸引了大量家庭服裝作坊集聚，成為典型的服裝村，其改造自2009年起一直是市政府的重點治理項目。近年來，跨境電商平臺希音（Shein）與番禺區南村鎮多個服裝村建立了密切聯系，這些服裝村隨之嵌入全球生產與貿易網絡，因此被稱為“希音村”。傳統綜合型電商平臺（如淘寶、亞馬遜等）多為第三方交易或服務中介，不直接參與物質資料生產（謝富勝等，2019）。希音采用直面消費者（Direct-to-Consumer，簡稱DTC）模式，兼具平臺與快時尚品牌商雙重屬性，通過數字化高度整合設計、采購、生產和分銷等多個環節，形成一體化的新型零售景觀，因此更直接地介入地方生產網絡（Kuang et al.,2024）。南村鎮的服裝村作為希音“超快”資本積累的重要空間載體，為后者在全球快時尚行業建立競爭優勢提供了支撐，同時希音的介入也對南村鎮服裝村的空間治理產生了非均衡性影響。

平臺如何嵌入地方生產網絡？這種嵌入又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服裝村的空間治理？這些問題既是理解當前廣州城中村更新的重要切入點，也為反思既有空間治理理論提供了新的經驗視角。哈維（David Harvey）、洛根（John Logan）和莫洛奇（Harvey Molotch）等政治經濟學學者早期建立了資本與空間互動的經典框架，揭示了資本積累、擴張與增值過程在空間生產中的核心機制。基于這一理論傳統，本文結合廣州服裝村更新的多樣化地方實踐，提出“資本積累—權力嵌入—空間治理”的分析框架，并通過案例比較揭示在城鎮化、工業化和數字化交織背景下，不同類型服裝村更新治理的邏輯與機制，重點關注數字平臺作為新型治理中介的角色與作用。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一）資本積累與城市增長

在政治經濟學視角下，城市增長的動力機制通常被概括為特定政治或經濟主體圍繞資本積累、擴張和增值展開的空間競爭動態。“城市創業主義”（Harvey，1989）以及“城市增長機器”（Logan & Molotch，1987）長期以來一直是探討地方發展、資本積累和空間治理的核心概念。前者強調城市空間治理逐漸從“管理型”向“創業型”轉變，后者則揭示了地方精英圍繞“土地”和“金融”等生產要素結成的“增長聯盟”在驅動地方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在這一框架下，“地方”被視作市場商品加以經營和推銷，因資本投資或環境改善得以實現空間價值的增值。這些理論主要基于西方城市的社會經濟轉型背景，其對非西方國家的適用性存在爭議。

在中國語境中，國家通過建立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制度安排，協調了早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Shen & Wu，2017；管兵、羅俊，2023）。在分稅制財政體系的激勵下，地方政府依托土地所有權和開發權吸引投資，并通過房地產開發、工業園區建設、新城擴張等手段提升財政收入，由此成為具有創業精神的主體（Wu，2018）。這一政府主導的治理邏輯被曹正漢、史晉川（2009）概括為“城市—企業雙層經營”模式，即地方政府在國家宏觀制度框架下，通過整合土地、財政與招商引資等方式，推動轄區資本積累與空間治理。與此同時，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使跨國公司、資本流動與生產網絡等外部力量深度嵌入中國城市，催生了新的治理邏輯（Yang，2020）。因此，中國的城市空間治理機制既受到國家制度與地方政府行動的深刻影響，也越來越受到企業行為、資本流動、跨區域產業網絡等多重力量的制約。

在數字變革的影響下，新型生產資料不斷涌現并成為重構地方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在傳統工業生產體系中，技術通過“破壞式創新”促進剩余資本的產生并成為價值鏈治理的有效工具。哈維因此將技術視為資本積累的“杠桿”（lever），指出技術創新不僅有助于提高物理生產效率和勞動力價值生產率，還可以促進剩余價值向新的市場擴張，加速資本循環（Harvey，2006）。在當前數字時代，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催生了“數實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超出了既有的多層級治理理論的解釋邊界（向靜林、艾云，2023）。例如，早有研究指出，互聯網的發展進一步拓展了城市增長的邊界，“數字鴻溝”及互聯網使用的差異塑造了多尺度的非均衡增長（汪明峰，2005），虛擬空間成為資本積累的新場域（魏偉，2007；Kenney & Zysman，2020）。然而，隨著數字平臺的廣泛應用，“數字”相關要素不僅拓展了資本積累的空間邊界，還深刻嵌入空間治理的過程中來（向靜林、艾云，2023）。

總體而言，理解當前城鎮化、工業化與數字化交織發展背景下的中國城市更新，需要在土地財政與政府主導模式之外，納入跨地域資本流動、生產網絡以及數字變革等多重力量。這一視角有助于揭示多元主體在城市空間中的共存、博弈與重組邏輯，從而拓展城市增長理論在當代中國情境下的解釋力。

（二）數字平臺與空間治理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技術—經濟體系的特征內涵和運行機制逐漸被“數字資本主義”（Schiller，1999）和“平臺資本主義”（Langley & Leyshon，2017；Srnicek，2017）等概念重新定義，學界由此不斷審視數字技術變革如何深刻影響生產方式、生產資料所有制及資本生產關系（Fuchs，2013；Pfeiffer，2021）。數據與算法日益成為資本積累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二者加強了資本對生產力與社會關系的控制，從而加速資本積累；另一方面，二者本身都具備貨幣價值，在生產與流通過程中被不斷創造、捕獲和再積累（van Doorn，2020）。

平臺所有者通過采用專有的算法提取數據，推動數據的再生產，成為協調多邊行動主體的服務中介。特別是在電子商務領域，平臺的出現推動了產品和服務在虛擬空間與物理空間之間的流動，催生了新型市場組織（謝富勝等，2019），并引發了地理空間“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爭論（熊萬勝、嚴子泳，2024）。一方面，數字平臺的虛擬性似乎突破了傳統市場的地理邊界和等級制度，有助于縮小區域差距與空間不平等（龔維進、徐春華，2025）。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數字連通性僅是地方發展與創新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邱澤奇、黃詩曼，2021），平臺市場仍然嵌入于知識生產、制度環境和創業文化等地方情境之中（熊萬勝、嚴子泳，2024）。

上述爭論大多圍繞商品貿易層面的流通市場變革展開，強調平臺作為交易撮合者對要素流動的影響，忽視了平臺對生產關系與組織形態的深層次影響。平臺不僅改變了消費與分配，也通過數據壟斷、算法治理和供應鏈整合等方式，更直接地嵌入生產活動并影響既有的組織模式。在傳統生產體系中，組織社會學通常將“科層制”與“市場制”視為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與協調機制（Weber，1997；Williamson，2011）。前者依靠規章制度和職權關系維持相對穩定的協作，后者則通過價格機制實現分散主體的自由交換。當前，平臺既憑借市場邏輯協調資源配置，又通過算法規則對生產主體進行科層式規訓，平臺制成為一種新的混合組織模式（邱澤奇，2021）。更為重要的是，平臺的治理干預及其影響正在從平臺內部的勞動控制（Altenried，2020；梁萌，2024）外溢至更廣泛的區域生產網絡（Kuang et al.,2024）。

因此，平臺的角色作用已超越單純的“市場中介”，還可能通過重構交易規則與產業關系嵌入地方生產，進而介入城鄉空間治理。可以說，當前全球經濟體的城市化正逐步演變為由數據與算法驅動的新型城市化（Leszczynski，2019）。作為新型“城市—數字調節者”（urban-digital mediation），平臺重塑了“技術—資本—空間”的復雜關系（Kuttler，2023），并對地方治理模式與制度權威構成挑戰（閔學勤、陳丹引，2019）。將研究重心從流通市場轉向生產關系與組織模式，不僅有助于揭示平臺在資本積累和產業組織中的新作用機制，還為理解其如何通過重構生產網絡來影響城鄉空間治理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三）理論框架構建

在“城市增長機器”的概念框架中（Molotch，1976；Logan & Molotch，1987），為實現地方空間的增值與價值積累，多元主體調用和協調各方的空間治理工具，其中的結構性或制度化邏輯體現了“機器”（machine）的隱喻內涵。這為解釋地方空間的擴張、轉型與重構的內在機制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框架。然而，伴隨著全球化與技術變革，該框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局限性逐漸顯現。一是過度強調地方尺度上的政治—經濟聯盟及其對資本活動的影響，這可能強化了地方主義傾向，忽視了區域外部產業分工、社會—技術變革等因素對城市化過程的深刻影響（Jonas & Ward，2007; Brenner,2019）。二是將空間理解為預先給定的、具有明確邊界的地域單元，忽視了空間的社會生產過程及其流動性特征。在當代城市化與全球化背景下，跨尺度的資本、人口、信息與技術流動可能模糊了地方空間的邊界性（吳瑩，2025）。三是以土地、金融等生產要素為核心的資本化增長邏輯遭遇挑戰，環境保護、社會運動等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發展訴求拓展了增長議程的內涵，空間治理的目標從單一的經濟效益拓展至產業轉型、環境治理與社會秩序優化等多個方面（葉林、周寒，2021）。

上述批判性的思考為理解中國城市更新語境下的空間治理提供了啟示。傳統依賴土地財政與房地產投資的更新治理模式，正面臨全球生產網絡分工重組、工業化與城鎮化同步推進，以及社會—技術變革等多重挑戰。特別是在生產型城中村的更新實踐中，勞動密集型生產與貿易活動的集聚使治理過程嵌入地方性與流動性交互影響的跨尺度空間中，而平臺的進一步介入不僅改變了地方產業組織和利益協調的方式，還推動了新的資本積累邏輯與空間治理機制的生成。

空間是社會關系與實踐的產物（Lefebvre，1991），其生成過程交織在多元主體的利益博弈與權力互動中。為實現特定發展目標，不同行動主體借助空間規劃、資源調配、制度供給等工具介入空間治理（吳瑩，2025）。城市更新語境下的空間治理則可以理解為城市政府、村集體、開發商、其他企業以及村民等主體，利用空間、市場、制度等各種途徑來推動地方空間的價值增值與資本積累的過程。借鑒城市增長機器的理論視角，本研究提出“資本積累—權力嵌入—空間治理”的分析框架（圖1）。將生產網絡納入地方空間治理的討論，旨在揭示生產型城中村更新過程中，多元行動主體圍繞資本積累展開的復雜權力互動及其對空間治理的影響。

生產網絡由生產要素與生產主體構成，通過資本積累與權力嵌入兩條路徑介入地方空間治理。一方面，勞動力、設備等生產要素集聚加速了資本積累，特定的積累路徑推動規模—柔性化的生產組織形成；另一方面，正規企業與家庭作坊等生產主體嵌入既有的權力關系網絡，重塑原有的科層—市場制度框架。區別于規模化的工廠體系，生產型城中村承載了以靈活分工與社會關聯為特征的柔性生產網絡。在此類城中村的更新治理中，資本積累是空間治理的核心動力，行動主體圍繞利益分配與空間利用展開博弈；權力嵌入表征資本運作的關系機制，多元主體在科層與市場的互動中重塑治理結構與資源配置機制；空間治理是資本與權力互動的實踐結果，表現在產業和就業的組織結構層面以及生產和生活的建成環境層面。從三者的互動關系來看，資本積累與權力嵌入相互強化，共同作用于空間治理，同時又受到地方空間的重塑與制約。

當前，數字平臺正日益介入生產型城中村的更新治理。作為一種新型治理中介，平臺依托基于供應鏈管理系統的數字解決方案來組織協調社會經濟活動，憑借規模優勢和網絡效應塑造了實現超快資本積累的生產方式，由此形成平臺介入空間治理的權力基礎。一方面，數據、算法和軟件等新型基礎設施成為數字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平臺企業借助數字化工具整合、監督和規訓既有的生產要素，推動生產方式革新與生產網絡重構，加速“生產—流通—消費”全價值鏈的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平臺企業作為新的權力主體嵌入既有的社會—經濟關系網絡與地方情境，建立特定的制度框架以協調多元主體的互動。進而，平臺制定的“生存法則”和標準化規范與原有的市場邏輯、制度約束、地理區位等機制相互交織，共同形塑地方的建成環境與組織結構。

本文的分析框架強調經典城市增長機器理論中資本化邏輯與權力動態對揭示空間治理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將數字平臺具體化為平臺企業與相關數字基礎設施，分別從平臺資本的制度邏輯與社會技術的組織邏輯兩條路徑展開分析，以深刻揭示數字平臺介入下的地方空間治理機制。借助這一框架，本研究旨在將數字平臺視為一種新型治理中介，而不僅僅是貿易市場的撮合者，在此基礎上拓展城市增長機器理論在當代中國城市更新與空間治理中的解釋力。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

本研究選取廣州市海珠區康鷺片區的康樂村與鷺江村，以及番禺區南村鎮的員崗、陳邊、南草堂和塘埗東這兩類服裝村展開比較分析，主要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案例選取的典型性。海珠區康鷺片區的服裝村依賴鄰近中大紡織商圈形成“趕單制”生產模式，表現出高度市場化和非正規化的特征，是廣州最早集聚形成的服裝村；番禺區南村鎮的相關服裝村緊鄰希音的供應鏈中心，與希音形成了緊密生產關系，是數字平臺深度介入下的典型案例。二是案例比較的共性基礎。推動勞動密集型的服裝制造業轉型以及村域空間治理是廣州市各級政府的重點任務，兩類服裝村均面臨產業升級、社會與環境治理等方面的挑戰，這為比較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三是兩類服裝村在治理主體構成、生產組織模式及治理實踐結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個案間的差異性有助于提高分析框架的適用性與解釋力。綜上，對典型性、共性與差異性的綜合考量確保了比較研究的有效性（Yin，1994）。

本文第一作者先后于2022年7至8月、2023年3月與11至12月、2024年11月以及2025年8月，前往廣州開展多輪田野調查。前期調查以參與式觀察為主，重點考察各服裝村的居住生活空間、道路交通條件、生產制造環境（如工業園區、服裝作坊等場所）。后期回訪調研則采用半結構化訪談方式，共訪談70名相關行動主體，包括服裝工廠負責人39名（涵蓋設計師、采購員、工廠主等）、鎮政府工作人員2名、村委會干部6名、園區管理人員8名、服裝工人13名，以及參與過相關城中村更新項目的規劃師和學者2名。訪談圍繞服裝村的發展歷程、服裝生產組織形態、空間治理矛盾等議題展開，每次訪談時長從30分鐘到90分鐘不等，另有若干非正式訪談也被納入記錄。此外，筆者結合網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持續追蹤希音官方的招商直播，并通過微信群組、小紅書、抖音等社交媒體平臺追蹤訪談對象，不斷解決研究推進中的信息缺口問題。為保證原始資料的有效性與穩定性，筆者搜集并整理了行業報告、統計年鑒、政府文件、規劃文本等二手數據，并與一手調研資料進行三角互證和交叉檢驗。

四、傳統服裝村的發展與空間治理

自2009年以來，廣州市陸續出臺相關政策推動城中村改造工作。《關于推進“三舊”改造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若干意見》率先提出以“三舊”改造為核心的低效建設用地再開發，設定了10年內完成138條“城中村”整治改造工作的目標。至2024年1月，《廣州市城市更新專項規劃（2021—2035年）》和《廣州市城中村改造專項規劃（2021—2035年）》公布，擬推進272個城中村改造、涉及289個項目，其中生產型城中村占比超過一半。生產型城中村的改造升級具有高度復雜性，其進程與廣州市城市整體發展目標及打造新空間增長極的戰略緊密相連。

（一）非正規經濟的資本積累

鳳和康鷺片區位于廣州海珠區，由康樂村與鷺江村組成，二者因鄰近廣州中大紡織商圈而發展成為典型的服裝村，并與上游面輔料市場和下游成衣批發市場建立了緊密的生產合作關系。中大紡織商圈建筑面積達300萬平方米、商戶達1.6萬戶，是全球最大的紡織服裝輔料市場。康鷺片區承擔了周邊批發市場約90%的面輔料采購業務，以及廣州成衣批發市場約80%的服裝生產訂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市場不穩定性加劇、淡季延長，康鷺片區逐漸形成“趕單制”的靈活生產模式。服裝作坊通過零散接單和臨時雇工來適應市場波動：工廠主或招工負責人每日于早上7點到10點之間，手持樣衣或招工展示板在“招工街”尋找零工，按照計件方式結算零工工資，通常在24小時內即可完成一批訂單。這種“短工—計件”制度不僅為制衣工人提供了靈活性和即時收益，也使工廠與檔口顯著提高生產效率并降低生產成本，從而鞏固了非正規但高度靈活的“趕單制”生產方式。“招工街”因此成為服裝村獨特的經濟景觀。

然而，極度依賴熟人關系與地方空間資產的資本積累導致了服裝村的空間異化。隨著非正規服裝生產集聚效應的產生，服裝作坊的擴張不斷侵占生活空間，導致居住和生產空間邊界模糊；由于早期監管的缺位，大量房屋被加蓋和擴建，康鷺片區非正規建筑物數量占建筑物總量的67.5%，使消防、治安、環境風險顯著上升；每日高峰期的集中招工活動與貨物運輸加劇了道路擁擠、人車混行，公共空間被嚴重擠占。據統計，康鷺片區納統貢獻企業僅占全部企業總數的0.2%，產業經濟的非正規性不斷滲透至生產與生活空間，這種非正規經濟的資本積累方式及其空間異化結果與地方政府的長期發展目標相違背。

（二）多元主體的權力博弈

康鷺片區非正規經濟的資本積累嵌入在地方市場環境與特定制度情境中。在20世紀90年代“簡政放權”的制度背景下，片區內的村集體出讓部分土地使用權，不斷增建用以支持工業生產的“小產權房”，推動村域農用地轉型為建設用地，服裝工廠不斷集聚。在這一過程中，村集體扮演“代理人”的身份，將集體用地出租給外來創業者，以獲取穩定可觀的集體收益，康樂村因此成為當時廣州市集體經濟效益最大的城中村。村民通過村集體分紅和自建房出租獲得雙重收益，土地增值直接轉化為家庭財富。以湖北籍為主的外來人口依托鄉緣關系，不斷加入到服裝生產與貿易中來，因產業集聚獲得低成本投入和高生產效率的經濟效益。在多元權力主體的關系作用下，康鷺片區成為融入更大尺度經濟循環的場域，實現了土地價值、生產效率與租賃收益等多個層面的資本積累。

然而，土地使用價值的低成本實現與快速積累持續抬高了土地再開發的交換價值，緊密的生產關系、復雜的產權關系以及巨額的增值收益分配等問題加深了康鷺片區更新治理的復雜性。在早期城鄉二元治理格局下，地方政府難以深度介入村域內部空間治理，村集體自治是服裝村治理的主要途徑。但村委會既從土地資本化中受益，又承擔公共事務治理的責任，其“雙重身份”模糊了治理者角色。隨著村域社會結構的轉變，原有村民逐漸被以湖北籍為主的外來創業者置換，人口構成的異質性與服裝生產的高度集聚導致村務治理逐漸超出傳統自治的范疇。經濟糾紛、勞動仲裁、產業擴張帶來的社會事務頻繁出現，村集體自治在面對非正規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矛盾累積時難以充分發揮作用。

在地方政府層面，盡管康樂村和鷺江村最早于2009年被納入廣州首批城中村全面改造名錄，但其重建和再開發項目進展緩慢。政府更多依賴統籌性的規劃來介入，但規劃的制定效率較低且實施難度較大。一方面，康鷺片區約一半建筑物為“小產權房”，體量大且權屬關系復雜；另一方面，統籌性規劃嚴格控制容積率等指標，更新后建筑面積遠不足以滿足相關主體的房屋置換需求，而現金補償標準又遠低于周邊商品房價格。巨額的價值再分配牽涉村民、外來業主、村集體、開發商與政府等多方利益主體，談判協調難度極高。基于此，政府的改造進程一再擱置。2018年，村民以97%的同意率通過了整村改造方案，但由于基礎數據龐雜和新冠疫情暴發，項目再次被延緩。直至2022年底，康鷺片區因人口密度過高暴發了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改造議程再次被提出。2024年1月，《海珠區鳳和（康樂村、鷺江村）片區城市更新單元詳細規劃》正式公布實施，規劃總建設面積為377.98萬平方米，其中融資面積為127.23萬平方米，投資金額超過300億元，成為廣州規模最大的舊城改造項目。但據筆者2024年11月的實地調研觀察，除緊鄰城市主干道的幾棟樓宇被清空或拆除外，村內服裝生產活動依然較為活躍。

（三）空間治理的制度性挑戰

全面改造的治理模式在生產型服裝村難以有效展開，整頓經濟秩序、改變粗放式資本積累現狀，成為推進康鷺片區轉型的首要難題。為此，廣東省各級政府不斷提出產業轉型升級和“騰籠換鳥”等策略，旨在通過產業結構優化釋放城市存量空間。自2019年以來，廣東省與廣州市愈加重視服裝產業的轉移升級。例如，2023年印發的《廣州都市圈發展規劃》明確將“廣清一體化”作為區域協同的重要抓手，提出加快建設“廣清紡織服裝產業有序轉移園等制造業基地”，該項目提出多條優惠政策，例如給予轉移企業一次性3萬元至5萬元的搬遷補貼、減免半年租金、提供半年免費員工宿舍等。據統計，截至2023年9月，已有400多家企業簽約入園，主要為品牌型企業；其中，海珠區政府2023年累計推動38家服裝制造企業完成轉移。相較于省市層面的強政策力度，海珠區政府則更加強調“疏解與升級并重”。

盡管上級政府持續動員、地方政府不斷出臺鼓勵措施，康鷺片區的服裝生產主體依然表現出顯著的空間鎖定效應。康鷺片區服裝產業依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租金成本，以及與超大規模面輔料批發市場和成衣批發市場的緊密聯系。這些區位優勢使康鷺片區成為中大紡織商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加大了低附加值產業外遷的難度。首先，康鷺片區服裝工廠多為規模較小的家庭作坊，通常被形容為“蝌蚪企業”，不僅規模較小、缺乏創新能力，而且高度依賴批發市場的訂單分配。其次，搬離康鷺片區，這些服裝作坊可能難以維持24小時快速出貨的即時生產優勢。家庭作坊的價值鏈分工高度細化，靈活生產模式依賴于各個作坊間的即時配合，這種協作關系凸顯了產業集群中地理鄰近與關系鄰近的重要性。當被問及康樂村制衣廠向清遠轉移的具體舉措和成效時，一位經濟聯合社負責人這樣解釋道：

清遠太遠了、產業鏈也不成熟，他們（制衣廠）不愿意去的，相比之下搬到周邊附近的多一點……具體疏解方案也不是我們這個層面能解決的，需要政府或者街道辦那邊牽頭。（村委會訪談資料，20240326）

服裝產業的空間鎖定加劇了康樂村改造的復雜性。為加快產業轉移，海珠區政府將村域土地劃分為59宗單元地塊，自2023年12月起通過分批次清退租戶和拆遷等方式推進舊城改造。大多數制衣廠主的態度趨于觀望，“合同到期了，我們只能走了，但能多做一天就做一天吧，等拆到我們這里來了再說”（工廠主訪談資料，20241206）。此外，海珠區政府采取了近期綜合治理與中遠期全面改造的分階段治理模式。在近期治理層面，2023年6月海珠區政府成立康鷺片區綜合改造提升指揮部，將片區劃分為13個網格，由區領導直接掛任網格長，并聯合各村經濟聯合社推進整改工作。空間治理重點主要集中在建成環境、消防安全等方面，主要方式為拆除違建、整飾建筑物外立面、清理無牌土制吊機等。這一系列措施促使部分制衣廠外遷。例如，一些工廠為方便搬運布匹而違規加裝的簡易吊機被拆除后，位于較高樓層的制衣廠難以繼續維持生產，不得不搬離。然而，由于無牌吊機數量龐大，相關部門難以長期駐守逐棟監管，往往是拆除一處、整治完畢后不久，設備又被重新安裝，治理效果有限。

此外，鳳和經濟聯合社引入一家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將一處足球場改造成“招工廣場”，并將原本自發形成的“招工街”改造為步行街。從建成環境來看，招工場所的景觀秩序得到了改善，但勞動密集型產業集聚所引發的結構性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由于招工活動高度集中在早晨7點至10點，招工人員、檔口老板、制衣工人高度集聚。調研數據顯示，招工廣場單日最高人流量超過4萬人次。在人流高峰期，場地通行受阻，尤其是夏季高溫與人群密度疊加，進一步加劇了招工廣場的環境壓力（制衣工人訪談資料，20231207）。

五、平臺介入下的服裝村空間治理

相較于康鷺片區，番禺區南村鎮的服裝村土地壓力相對較小，仍具備一定的產業承接空間。因此，2015年希音將供應鏈中心由南京遷至廣州南村鎮南草堂村，推動了當地服裝產業集群的進一步擴張與集聚。隨著希音全球影響力的持續提升，社會各界對其環境、社會與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問題的關注日益增強，促使希音對規模化和標準化工廠的需求不斷增加。希音與供應商建立的緊密生產關系鞏固了其參與空間治理的權力基礎，但平臺邏輯與既有市場邏輯和制度邏輯相互交織，塑造了混合的組織模式，對地方空間產生了非均衡的影響。

（一）平臺驅動的超快資本積累

自2020年以來，全球貿易受到新冠疫情沖擊、國際貿易摩擦增加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加之東南亞紡織服裝業的迅速發展，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傳統服裝外貿訂單量急劇減少。然而，在整體經濟形勢下行的大背景下，希音的跨境電商業務呈現增長的趨勢，截至2022年，其營收額已連續8年實現超過100%的增長，其中2020年增幅超過250%，顯著高于同期ZARA 27.9%的增幅。這一快速擴張并非單純依賴全球市場需求，而是植根于南村鎮服裝村所形成的供應鏈網絡。筆者的田野調查印證了這種依賴關系，例如陳邊村的村委會干部指出“陳邊村80%的服裝工廠依賴希音分配的外貿訂單”（村委會訪談資料，20231205）。

希音作為新興跨境電商平臺，通過在全價值鏈上部署數字基礎設施，推動形成了集研發與設計、生產與制造、營銷與服務于一體的生產貿易閉環，加速了資本積累，挑戰了傳統領先企業長期以來建立的產品標準。一方面，希音通過數據驅動的高頻產品發布和敏捷測試，在全球虛擬消費市場中明確其精細定位，形成了“新產品發布→數據積累→爆品識別→返單/再發布”的迭代循環，提升了趨勢識別與市場響應速度。另一方面，前端的敏捷市場分析通過內部的數字供應鏈管理系統與后端生產網絡銜接，對訂單拆解、質檢、物流等環節實時追蹤，顯著提升了整體供應鏈的運行效率。

希音與供應商之間的緊密生產關系依賴多重機制來維系。首先，算法篩選、爆款驅動以及快速返單是平臺資本積累的核心競爭力，也是維持希音與供應商長期合作的主要驅動力。正如一名供應商所解釋的，“如果我們開發的產品里有兩成能夠獲得批量返單，我們就能夠盈利”（工廠主訪談資料，20231030）。其次，較短的賬期管理是維系合作的重要機制。在電商驅動的柔性供應鏈中，數字技術加速了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傳統外貿公司或品牌公司通常按季度下單，賬期通常長達三個月。而希音將賬期縮短至一個月，核心供應商的賬期可進一步縮短至一兩周。短賬期緩解了供應商的現金流壓力，提升了其抗風險能力，進而增強了其對希音的依賴。最后，希音龐大且穩定的訂單量（即使在疫情期間也持續增長）鞏固了雙方合作，甚至促使部分服裝工廠擴大生產規模。例如，當被問及工廠生產是否受到疫情影響時，一位門店位于南草堂村的工廠主回答道：“沒什么（負面）影響啊，我們還在增加設備”（工廠主訪談資料，20220729）。

（二）平臺規則下的生產組織調整

希音作為新權力主體嵌入既有的社會—經濟關系網絡與地方情境，在加速自身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憑借在全球生產與貿易體系中的影響力，依托數據與算法等數字基礎設施強化了對供應商的監控、協調和規制。供應商分包鏈條的延伸，推動形成了“半科層—半市場”的混合制度框架。與此同時，服裝生產網絡的組織與區位調整不僅是對平臺規則的被動響應，還是企業主體基于市場邏輯和地理優勢的主動調節。

希音采用數字供應鏈管理系統整合大量供應商，并以評級機制強化“逐底競爭”，不斷整合面輔料供應商與制造商，形成網絡效應與規模效應。平臺依據交貨率、次品率、返單率等指標將供應商劃分為五個等級：末位30%可能面臨淘汰風險，而頂級供應商則可優先獲得訂單及技術、資金支持。為保持競爭力，眾多供應商向希音供應鏈中心周邊的服裝村集聚。塘埗東村的一位工廠主提到，“如果不是希音供應鏈中心在附近，我們（制衣廠）不可能搬到這里”（工廠主訪談資料，20231129）。該工廠于2020年從海珠區搬遷至塘埗東村，盡管當地租金是先前的兩倍。

高強度的市場競爭推動供應商在希音供應鏈中心集聚，但也促使生產體系的分化與擴張。核心供應商層層外包使得家庭式作坊依然存在，平臺介入下的生產組織呈現分層化特征。當無法及時完成“爆款”訂單時，核心供應商往往將部分訂單或工序（如剪線頭）外包，由此形成正規工廠與家庭作坊并存的產業生態。調研顯示，員崗村家庭作坊約占工廠總數的60%，對比之下家庭作坊在康鷺片區的占比高達97.8%。這些家庭作坊作為非正規經濟體，依賴原有制度與市場邏輯的運作。

在平臺主導的生產組織調整中，地理空間仍然具有一定的戰略價值。鑒于服裝村園區工業用地有限且租金較高，供應商將部分制造環節向廣州外圍或周邊地區轉移，但為維持與希音的緊密聯系并接受線下管理，他們仍在村內保留設計、打板、展示等前端功能。數字供應鏈管理系統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空間與關系鄰近的約束，但仍無法完全替代線下互動。希音通過線上線下培訓指導供應商進行數據分析和產品線調整，供應商也需要設置專門的跟單員，以保持與希音的緊密交流和業務拓展；而驗貨、跟單、質檢等環節依然需要采購員線下操作。服裝生產網絡的區位動態不僅是供應商對平臺需求的單向響應，也是供應商實現創新氛圍和產業配套等網絡協同效應的重要驅動力。在一次招商活動中，招商經理答復湖北工廠主時就強調：“最好在廣州設辦事處，因為打板、看樣衣等都需要在這里進行”（招商直播資料，20230908）。

（三）空間治理的非均衡效應

在希音的介入下，新興電商平臺的治理邏輯與原有的市場邏輯和地理邏輯交織在一起，塑造了混合、分層的生產體系，進一步影響了服裝村空間治理的非均衡效應。

在生產空間層面，平臺介入下的空間治理邏輯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希音與供應商的相互依存促進了工廠管理標準化與建筑環境規范化。希音要求入駐供應商符合標準化廠房要求，并安排人員線下審核，同時引入第三方機構評估硬件設施和建筑環境，建立從A級到“零容忍”的分級體系。零容忍標準涵蓋居住與工作空間是否分離、消防設施是否完善以及緊急通道是否設置等指標。評估結果直接影響采購決策，未達標工廠將無法獲得訂單。這種標準化壓力推動部分工廠進園區經營。正如員崗村的一名村委會負責人所言，“我們村希音的供應商都在園區里了”（訪談資料，20250813）。平臺介入下的空間治理成效還可從一位工業園區負責人的評價中得到體現，“希音給工廠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和規范，以前難以監管的消防、環境衛生和‘三合一（空間）’等問題得到了一定緩解”（工業園區負責人訪談資料，20231206）。

二是平臺驅動的局部產業升級推動了園區生產空間的治理與優化。一方面，部分舊有工廠向創意產業園區轉型。部分受訪者指出，過去希音村的工廠多以生產低價白牌產品（沒有品牌和商標的產品）為主，希音進駐后，具有服裝設計能力的工廠正逐漸增多，獨立品牌商也開始出現（村委會訪談資料，20231206）。基于這一生產需要，一些老舊廠房被改造為創意產業園區，吸引了希音的原始設計制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簡稱ODM）及其他服裝設計公司陸續入駐（村委會訪談資料，20231130）。另一方面，部分生產制造活動的效率提升與區位外移推動了工業園區用地的集約化，其空間利用日益靈活化和精細化。一位園區負責人在訪談中提到，“以前入駐我們園區的幾家大型服裝工廠，現在很多變成‘公司’了”（工業園區負責人訪談資料，20231204）。在這種情況下，園區的最小出租面積從原先幾百平方米降低至幾十平方米。

然而，上述空間優化僅反映了平臺邏輯對產業空間治理的局部滲透，規模化生產制造環節的空間外移意味著，治理優化主要集中在園區以內的有限區域，難以對更大范圍的非正規生產空間產生監管作用。與此同時，平臺驅動下的分層生產體系導致小型作坊依然存在，他們難以滿足平臺所要求的數字化及標準化規范，而且其生產活動帶來的消防、衛生等問題仍然需要依賴村委會及相關部門的日常巡視、監督與勸阻來解決。

在生活空間層面，平臺介入的影響也呈現一定的非均衡性。一方面，供應商的正規化促使部分勞動力關系從非正規零工向長期雇傭轉變，工人在園區上班、在村民自建房居住，“與希音合作”“環境優美”等宣傳語頻繁出現在招聘廣告中，顯示出生活空間與建成環境的規范化趨勢。同時，希音的發展吸引了部分“新移民”（如互聯網和快時尚行業青年）流入，帶動優質住房及新型消費空間增長。另一方面，希音村的非正規化正在以其他形式顯現。在希音介入早期，居住需求激增促使村民將民房改為工廠以獲取租金，本地村民逐漸被外來人口置換。隨著競爭加劇，部分小型作坊被淘汰或搬離，騰退建筑被分割并改造為多個套間，重新進入住房租賃市場。空間用途的隨意轉換增加了治理復雜性：廠房被改回低成本套間，可能導致人口密度上升，而通風、消防、排污等方面則難以符合相關的居住環境標準。然而，由于房屋產權的歸屬問題，自建房用途的頻繁轉換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有效治理。村委會的日常治理事務主要集中在公共環境衛生等層面，例如小型作坊加工帶來的街道衛生、消防安全等問題，而很少涉及生產空間再度被轉換為非正規居住空間等問題。

六、兩類服裝村的治理邏輯比較與討論

前文通過康鷺片區與南村鎮兩類典型服裝村的案例比較，探究其治理邏輯的共性與差異，為理解平臺的角色作用提供了啟示。兩類服裝村的更新均涉及低附加值產業轉型、非正規經濟正規化、公共環境改善等多方面的治理目標，但在生產要素積累、權力關系互動以及空間實踐結果三個方面存在一定差異（見表1）。

（一）生產要素與資本積累

在傳統服裝村，非正規產業的形成主要依托廉價的集體土地租賃、寬松的監管環境以及鄰近批發市場等優勢，這些優勢吸引了大量廉價勞動力流入，推動產業集聚與原始資本積累。但作為低附加值制造業，服裝生產對地方財政與可持續發展的貢獻有限。尤其是普遍存在的非正規家庭作坊，不僅削弱了稅收基礎，也加劇了空間治理的復雜性。隨著廣州新型城鎮化的加快推進，這種低效資本積累模式與城市高質量發展目標逐漸發生沖突，服裝村改造因此被納入政府核心議程，針對服裝村的治理邏輯通常在于，以土地增值為核心，通過將低附加值的生產空間轉化為現代化居住或商業區，以獲取更高的空間交換價值（Shen & Wu，2017）。然而，非正規經濟快速積累帶來的高額收益持續提高了土地交換價值，降低了全面改造與土地再開發的可行性。同時，熟人網絡與柔性生產的松散組織模式疊加，使地方政府或村委會主導的空間治理在促進低附加值產業轉型、環境整治以及零工治理等方面面臨多重挑戰。

基于此，推動低附加值的生產空間集約化利用是服裝村治理的核心目標。在希音村情境下，希音作為快時尚領域的新興跨境電商平臺，通過全價值鏈部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推動形成集研發與設計、生產與制造、營銷與服務于一體的生產貿易閉環，加速自身資本積累，并將服裝村納入全球生產與貿易網絡的資本循環，為調用現有生產資料并促進地方發展提供了路徑。相較于傳統價值鏈的鏈主企業，平臺依托數字技術形成了新的資本積累邏輯，其核心優勢體現在算法篩選、爆款驅動和快速返單等機制上；同時，較短的賬期管理周期與穩定的訂單需求進一步鞏固了希音與供應商之間的緊密生產關系。進而，以數據和算法為核心的數字基礎設施成為加速資本積累的高效生產工具，也為平臺介入服裝村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權力基礎。

（二）權力嵌入與組織模式

靈活柔性的服裝生產關系嵌入服裝村，并與熟人關系網絡和城鄉二元體制交織，使生產型城中村的更新治理較以居住為主要職能的城中村更為復雜。以康鷺片區為例，其服裝生產形成了“趕單制”的高度市場化組織模式，一方面具有低成本與高靈活性等特點，另一方面加劇了治理的不確定性。村域熟人關系與家庭作坊間的生產關系相互疊加，形成了較為穩固的利益聯盟，削弱了外部治理效力。城鄉二元體制下的監管缺位為非正規經濟早期的迅速增長提供了基礎，隨著空間異化矛盾擴大并超出村集體自治的控制范圍，上級政府重新介入并推動統籌規劃，但在實施過程中，其治理行動受到非正規生產集聚與土地增值的制約。同時，由于政府層面的產業整頓與地方層面相關主體的資本積累之間存在張力，生產型城中村的空間治理長期處于復雜博弈之中。

希音嵌入既有的社會—經濟關系網絡與地方情境，推動形成了“半科層—半市場”的組織模式。一方面，平臺借助數字系統實現了對生產網絡的高度垂直整合，提高了供應鏈治理的透明度與效率，供應商在訂單、質檢、物流等環節幾乎完全受控。這種類似科層化的治理既強化了平臺對單個工廠的約束力，也削弱了工廠間原有的橫向合作，如服裝工廠需接受系統中指定的面輔料供應商并終止部分原有合作。另一方面，鑒于全球在線市場存在較大波動，尤其是“爆單”時，平臺為保持生產靈活性仍依賴市場化分包機制，供應商將部分訂單外包至周邊工廠或家庭作坊，使希音村呈現正規工廠與家庭作坊并存的產業生態。這種組織模式既是生產者對平臺規則的響應，也是其依據市場邏輯與區位比較優勢自主調節的結果。

近年來，“制造業立市”、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等目標是廣州各級政府發展戰略的重點，政府開始重新審視傳統“一刀切”的全面改造模式，傳統產業發展不僅關系地方經濟增長，還涉及更廣泛的社會民生（相關規劃人員訪談資料，20250815）。在此背景下，平臺介入為推動服裝村轉型治理提供了新選擇，盡管其影響具有分層化特征。基于此，最新的城市更新規劃逐漸將“跨境電商+產業帶”模式納入整體發展框架，“抓大放小”的政策取向成為當前相對務實的治理策略（相關規劃人員訪談資料，20250815）。

（三）實踐結果與非均衡效應

鑒于康鷺片區全面改造的復雜性，海珠區政府重新介入原本依賴村集體自治的治理體系，采取“近期綜合整治—中遠期全面改造”的分階段方案。2021年，有開發商以347億元總投資額與政府簽訂改造協議，康鷺片區的全面改造成為廣州迄今為止投資規模最大的舊改項目。至2023年12月，部分村集體物業所屬地塊已啟動拆遷，計劃在十年內完成整體改造。2024年1月康鷺片區城市更新規劃提出“保留部分關鍵生產環節、分類施策重組企業結構、打造數字供應鏈平臺、品牌集聚設計孵化”的指引，為產業發展留出空間。然而，這一策略在實施過程中面臨現實挑戰，不符合產業發展指引的非正規家庭作坊數量占生產主體總數的97.8%。

非正規生產的集聚與空間粘滯加劇了服裝村治理的難度，希音村治理也呈現顯著的非均衡性。平臺嵌入形成了“半科層—半市場”組織模式，使產業轉型與空間優化僅在有限范圍內展開。在生產空間層面，平臺憑借市場權力實現對供應商的標準化管理并強化獎懲力度，推動了局部空間的功能重組，主要表現為供應商工廠環境得以正規化、創意園區開始出現、工業園區利用趨于集約化。但外包家庭作坊仍游離于平臺規制外，安全與環境治理問題依舊存在。在生活空間層面，局部產業升級促進了就業結構調整與日常生活空間改善，但衍生出住房用途隨意轉換等新問題。這種非均衡空間治理秩序是平臺與地方行動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市場競爭規律、地方制度約束與區位條件仍發揮重要作用。

七、結論

城中村更新治理長期以來是中國城市推動地方空間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然而，由于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高度集聚，以服裝村為代表的生產型城中村的更新治理面臨更為復雜的挑戰。新興跨境電商平臺希音的介入，將服裝村的生產實踐與全球消費市場緊密聯結，同時平臺逐步介入地方空間治理與優化的進程。本文借鑒“城市增長機器”的經典概念，提出“資本積累—權力嵌入—空間治理”的分析框架，通過案例比較分析揭示不同情境下服裝村更新治理的邏輯機制，并探討數字平臺的角色作用。

在非正規經濟高度集聚的生產型城中村中，以房地產或商業中心開發為導向的全面改造模式難以為繼，生產關系與既有的社會—經濟關系相互交織，不僅強化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空間粘性，還加劇了各行動主體在資本積累目標上的張力。因此，兩類服裝村的更新任務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業轉型、非正規經濟正規化和公共環境改善等方面。在康鷺片區，依賴批發市場的柔性生產網絡嵌入熟人關系網絡之中，高度市場化的松散組織模式導致地方政府或村委會主導的空間治理面臨多重挑戰。在希音村，平臺作為一種新型治理中介，憑借其規模優勢和網絡效應塑造了超快資本積累的生產方式，這為平臺參與生產組織協調與空間治理提供了權力基礎。然而，平臺的介入推動形成了正規工廠與家庭作坊共存且相互依賴的生產體系，塑造了“半科層—半市場”的混合制度框架，最終對服裝村的空間治理產生非均衡影響。

回溯經典政治經濟學對城市增長機器的理論界定及其在空間增長、轉型與擴張中的廣泛應用，既有研究多圍繞土地和金融等生產要素的資本積累展開，強調“地方中心”政治經濟精英的權力博弈及其對地方空間治理的推動作用。在當前中國城市更新的語境中，新型城鎮化、工業化與數字化等多重力量交疊，空間治理的核心目標、權力主體與邏輯機制均呈現新的變化。本文將研究焦點從傳統城中村轉向具有生產職能的城中村，強調生產關系及其產業組織形態在空間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拓展了傳統以土地開發與價值增值為核心的增長議程，轉向對產業、社會與環境等多重治理目標的關注。同時，本文引入數字平臺這一新型治理中介，探討其在服裝村空間治理中的角色，不僅豐富了對平臺在社會經濟過程中的作用的認識，還為當代中國城市更新與空間治理的理論建構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此基礎上，本文聚焦資本積累、權力嵌入、空間治理之間的內在聯系，突破了對特定地域空間內政治—經濟過程的有限關注，將生產網絡納入地方空間治理的解釋框架，從而揭示了不同情境下的生產組織變動及其推動空間治理的過程與機制。地方發展正日益受到數字平臺的運行邏輯及其資本積累路徑的影響，平臺企業運用多樣化的數字解決方案加速了資本積累，推動城中村更新呈現新的治理邏輯。更為重要的是，平臺治理邏輯仍然根植于既有的制度情境與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盡管平臺推動下的產業結構轉型與空間秩序規范僅在有限范圍內發生，尚未從根本上解決非正規經濟所帶來的治理難題，但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平臺作為一股新興力量正逐步介入城鄉治理并推動地方轉型。

本文揭示了跨境電商平臺介入下高度整合的生產組織變革及其對空間治理的非均衡影響，但這僅是多樣化數字生態中的一種表現。數字化與平臺化驅動的新興力量參與空間治理的方式必然呈現多樣化特征，并因嵌入的地方情境、產業部門與應用場景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跨案例比較的質性分析在方法論上可能存在局限性，如難以嚴格控制環境變量以準確剝離平臺的作用強度等。未來研究可從多尺度空間視角進一步檢驗本文分析框架的適用性與解釋力。例如，希音在廣州服裝村的介入推動了局部治理優化與產業秩序重組，但在更廣泛的區域尺度上，非正規經濟的擴散與影響如何？數字平臺將生產型城中村接入全球貿易網絡，推動地方空間治理交織于虛擬與現實、全球與地方的多尺度互動之中。如何結合現代化城市進程、數字技術變革與產業結構演進等多重現實基礎，拓展城鄉空間治理的理論邊界？這些問題均值得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