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被扣上的“四頂帽子”

文/毛尚卿

毛澤東修改的《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

毛澤東說：“那時，給我戴的帽子就多了”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除受到各種處分外，還被扣上了很多帽子。毛澤東曾回憶說：“那時，給我戴的帽子就多了。”比如“槍桿子主義”、“山上不出馬列主義”（“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狹隘經驗主義”（“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一貫右傾機會主義”、“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游擊主義”等。其中“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與“狹隘經驗論”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上山主義”“東北路線”和“游擊主義”都包含在“右傾機會主義”內，所以，本文主要梳理毛澤東“槍桿子主義”“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4頂帽子。

“槍桿子主義”

1927 年，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5月17日武漢國民革命軍獨立14 師師長夏斗寅在宜昌叛變然后進攻武漢事件，5 月21 日駐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35軍獨立第33團團長許克祥殺害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的馬日事變，毛澤東開始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他說，“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要再徘徊觀望”。

7 月4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毛澤東說，“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發言時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黨要非常注意軍事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8月18日，湖南省委在討論秋收暴動計劃時，毛澤東提出：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要發動暴動和奪取政權，沒有軍事武裝單靠農民力量是不行的。“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這是毛澤東從血的事實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但是這種主張不符合十月革命模式。十月革命的暴動模式是在革命高漲的形勢下工人、農民、士兵以突發方式一舉奪取政權、迅速取得成功，而不是主要依靠軍隊。歷史證明中國革命沒有十月革命那種“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發展形勢”，而是要通過長期的武裝斗爭才得以成功。但這在當時還未形成黨內共識，大家相信的依然是十月革命的暴動模式。

因此，8 月23 日，中共中央復函指責湖南省委“偏重于軍力”，“不相信群眾的革命力量”，“其結果亦只是一種軍事冒險”。秋收起義失敗后，中央指責湖南農民暴動是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湖南省委也批評毛澤東的“槍桿子主義”。

毛澤東回憶說：“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桿子里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里是槍桿子里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么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么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并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里頭就跑出一個政權來。”

“狹隘經驗論”

1930 年5 月，為了反對紅軍內部存在的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政策、盲目執行寫在“本本”上的決議和上級指示的“形式主義”態度，毛澤東寫成了《調查工作》（1961 年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文中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反對本本主義”等口號。1931 年4 月2日，毛澤東以總政治部主任名義發出的通知又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口號。

1931 年4 月上旬，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派出的以任弼時為負責人的中央代表團抵達江西根據地。任弼時回憶：到中央蘇區后，感覺“毛澤東講反對本本主義，講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輕視理論’”。任弼時認為“只憑調查的情況，而不是根據一定原則去解決問題是會走入偏向，離開原則”的。

1931年11 月1 日至5 日召開的贛南會議將上述認識寫入決議案，把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觀點定性為“狹隘經驗論”。決議案指出：“黨內流行一種狹隘的經驗論調，實際上是反理論的傾向而形成一種事務主義的現象。”“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產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隘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

從此，“狹隘經驗論”如同一個標簽一樣貼在了毛澤東身上。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復出指揮紅軍發起土城之戰，結果出師不利，有人當時就曾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所謂狹隘經驗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早在1931 年4 月中旬召開的青塘會議上，中央代表團成員就提到“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狹隘經驗論”同“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如出一轍，其意為在農村環境里產生的一些“土”辦法、“土”政策，只是一些反映著“農民落后思想”的狹隘經驗，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后來說：“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在山上的經驗。”就因為“我們早到山上兩三年，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他們剛剛來，因為是在城市里待的時間長，就有那么多馬克思主義”。

“狹隘經驗論”深深刺激了毛澤東。毛澤東回憶說：中央蘇區時期“整我狹隘經驗主義，山上不出馬列主義”，以至于“睡不著覺”。1936年12月，毛澤東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既是為了總結十年內戰產生的軍事斗爭經驗，也是為了從理論上回答“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的詰難。文中寫道：“虛心接受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需，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就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1956 年9月，毛澤東說：“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本書中就學魯迅的辦法，‘報復’了一筆，批評那些罵‘狹隘經驗論’的人是錯誤的。”所謂學魯迅的辦法，就是把別人射向自己的箭接過來，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1939年10月，毛澤東還提到“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并不是什么‘狹隘經驗論’”。1941 年春，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澤東又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作‘狹隘經驗論’的”。在毛澤東筆下、口中多次出現的對“狹隘經驗論”的辯白，足以說明這個稱號對他刺激之深。

為了甩掉“狹隘經驗論”的帽子，毛澤東開始發憤讀馬列主義著作。毛澤東后來說，“整狹隘經驗主義，給我很大刺激，因而讀了幾本書”。“刺激我切實研究一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1932 年開始，毛澤東從“漳州以及從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統統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

然后“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而且在長征路上坐在擔架上都抽空讀書。到陜北后環境相對穩定，花在讀書上的功夫更多了。

斯諾曾經提到，他采訪毛澤東時“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時間，專心讀了這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1937年8月間，郭化若去看望毛澤東，發現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馬列主義書籍，贊嘆毛澤東下功夫讀書時，毛澤東說，“不讀書不行啊，人家不是說我狹隘經驗論嘛”。

毛澤東曾說：“對我最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我的‘狹隘經驗主義’稱號是任弼時加的，對我有很大幫助，很感謝他。”應當說，“狹隘經驗論”的帽子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澤東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和《實踐論》等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澤東由軍事領袖向軍事、政治領袖，再向軍事、政治、思想領袖的轉變。

1960年4月，毛澤東在廣州和有關同志研究《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編輯工作。右起：姚溱、毛澤東、逄先知、許立群、康生、田家英、胡喬木、熊復

“富農路線”

毛澤東在開創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總結土地革命的經驗，在《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的基礎上，吸收閩西和贛西南地區土地革命中產生的創造性做法，到1931 年春基本形成了一條完備的土地革命總路線，即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有耕地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

但在“左”傾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的中央看來，這條路線存在著嚴重錯誤。

1931 年8 月26 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關于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中最先提出了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的原則。8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信中指出：“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還犯有富農路線的某些錯誤”，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對于富農只是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而不實行變換富農肥田給他壞田種的辦法”。11 月，中央代表團按照中央指示在贛南會議上從“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的觀念出發批評毛澤東的主張，認為：“‘二七會議’（毛澤東主持召開的）雖然反對了露骨的富農路線，雖然在土地問題上進了一步，但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斗爭，也是同樣地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要堅決地反對固執和拘泥于過去‘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機會主義。”此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逐漸代替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并在實踐中造成嚴重后果。

1941年9月，毛澤東說：“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

毛澤東批評當年“左”的土地政策時還指出，“硬把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路線強迫推行于蘇區，自封為‘明確的階級路線’”，而把“農民群眾所贊成所擁護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農路線’、‘十足機會主義’，強迫取消，是何道理呢？”“地主不分田者，肉體上消滅地主之謂也。”其結果，便是迫著他們去手執武器向蘇維埃拼命，這有什么好處呢？富農分壞田，把富農降到赤貧，讓這一部分農民也反對我們。這種極左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政策直到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后才得以改變。

“右傾機會主義”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先后犯了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左”傾路線錯誤是以正確的面目出現的，因此在他們眼里，凡是與這種路線不合拍的政策措施，很容易被認定為右傾表現。標志著第三次“左”傾路線開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案，更是強調“右傾是目前黨內主要的危險”。處在一線的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對來自上級的方針政策往往采取“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態度。這在“左”傾中央看來，自然是右傾的表現。所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后被派往中央蘇區的任弼時就曾回憶說：“在去中央蘇區前對毛澤東已有右傾的印象。”

1931 年9 月20 日，中共中央發出《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以下稱《緊急任務》）。毛澤東后來曾說，此文是“從文件到實際，在全國大打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緊急任務》提出，“目前主要危險還是右傾機會主義”。按照中央指示，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于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通過決議，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其矛頭所向，直指毛澤東。

《緊急任務》一文指出“富農路線”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之一，而毛澤東等人提出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田辦法，被認為是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緊急任務》還認為，“對進攻蘇聯與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估計不足”也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以此標準看，毛澤東的確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在一次蘇區中央局會議上，毛澤東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生變化”。對此，有人指責說：“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遭到批判的毛澤東一言不發，以沉默應對，以致會議記錄員無法再往下記。

《緊急任務》還要求蘇區的黨和紅軍“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之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擴大蘇區到中心城市”。但毛澤東沒有機械執行中央指示，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將紅一方面軍的工作重點轉向消滅和拔除分布在蘇區內部的土豪劣紳的土圍子和炮樓。1931年10月22日，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要求紅軍“向外發展”，并將向外發展的成績告訴中央。10月24日，毛澤東復電指出，紅一方面軍難以立即向外發展，“紅軍目前急切須休息，須訓練，須補充，須籌款，須布置新戰場，創造根據地”。后來，毛澤東在蘇區內部打土圍子、鞏固根據地、布置新戰場的做法，也被扣上右傾帽子。1932 年4 月，中央領導人在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蘇區中央局在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去念，把消滅“土圍子”當作鞏固根據地的中心工作，是“黨內機會主義動搖”。“黨內機會主義動搖”會“走到悲觀失望與消極怠工的道路上去”，這自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對此，毛澤東在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上針對當年對自己的批評提出反駁：“使處在兩個大戰斗間的紅軍得著暫時的休息，使蘇區得著擴大，并把擴大蘇區的任務同創造戰場迎接新的戰斗的任務聯系起來。把兩個以上的蘇區打成一片和消滅蘇區中間及其附近的白色據點（打土圍子），不是所謂‘機會主義的動搖’，而是執行了正確的方針。”

第三次反“圍剿”結束之際，日本侵略者挑起九一八事變。在內外交困下，蔣介石于1931 年12 月15 日宣布下野。基于形勢的變化，在1931年底的蘇區中央局會議上，毛澤東認為應該向外擴大蘇區，但不是按中央12月6 日指示電中所說“首取贛州，迫吉安，與贛西南打成一片”，而是應該“沿福建、廣東、江西和湖南邊界上的三山建立蘇區”。這就是后來所謂的“上山主義”。結果毛澤東的主張遭到反對，蘇區中央局有成員認為“在目前的形勢下，這是規避占領大城市”，“我們應該同過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

1932 年1 月9 日，臨時中央在《中共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中，再次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決議指出“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而且決議還指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而右傾的表現之一就是“對于紅軍行動的消極、悲觀”。蘇區中央局據此開會討論打贛州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紅軍不具備攻堅能力，反對打贛州，但與會的大多數人主張打贛州。會后有人說：“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算什么賬呢？這個“賬”就是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的“賬”。

結果攻打贛州耗時30 多天，未能攻克。在3 月中旬召開的總結攻打贛州經驗教訓的江口會議上，毛澤東批評攻打贛州的錯誤，“認為攻打該城是李立三路線的繼續”。會后不久，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的《關于攻取贛州的意義及教訓的訓令》指出：“如果認為這次攻贛是立三路線”，“那便是反立三路線為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我們應給這種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蘇區中央局5月11 日決議還指出：“在革命戰爭的進行上，對積極向敵人進攻，迅速地奪取中心城市與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發生很大的遲疑和等待，這是最嚴重的右傾主義的錯誤。”

在江口會議上，毛澤東在批評打贛州的錯誤的同時，認為紅軍主力應該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這在后來被稱為“東北路線”。毛澤東的這一戰略設想，是基于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而產生的。會后蘇區中央局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中說，毛澤東的“這條政治路線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勢，完全背離了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

江口會議后，項英赴上海向臨時中央匯報工作。4 月11 日，當項英向臨時中央常委會匯報贛南會議情況說到“狹隘經驗論障礙新路線的執行”時，中央常委插話說，與其說是“狹隘的經驗論，毋寧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顯然，他們認為贛南會議僅僅批判狹隘經驗論是不夠的，必須提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度。

4 月14 日，臨時中央發出《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該信重申1 月9 日決議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判斷：第一，“日本占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反蘇戰爭的危險性是箭在弦上”；第二，“帝國主義直接的武力進攻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危險是異常地緊張起來了”，“屈服在帝國主義面前的國民黨賣國政府，正在積極地向著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

由此政治形勢決定的黨的任務是“進行堅決的革命的進攻，來擴大蘇維埃區域，來爭取聯系一片的蘇區”。“擴大蘇區，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是真正的擁護蘇聯的革命斗爭”，“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指示信最后指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

蘇區中央局收到這封信后，將該信的要點轉發給率領東路軍在漳州前線的毛澤東。5月3日，毛澤東復電蘇區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敢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央依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作出的決定是錯誤的，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

雖然毛澤東指出中央犯了錯，但他回避了中央文件中所說的反蘇戰爭問題，因為誰反對這一點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僅指出信中所說的國民黨“正在積極地向著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是錯誤的。

毛澤東認為，“三次戰爭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別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像去年三次進攻給中央蘇區以大摧殘的可能”暫時沒有了。此分析不無道理。三次“圍剿”失敗過后，國民黨軍自然需要總結和調整。

另外，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以及此后日本侵占東三省的行動，還有1932 年日本在上海挑起的“一·二八”事變，注定會牽扯國民黨不少的精力，讓它很難在短時間內發動對紅軍的“圍剿”。

當然，毛澤東的判斷很快被現實所否定。因為國民黨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對日本采取讓步措施，將東三省問題上報給國際聯盟處理，1932 年5 月5 日又同日本人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作為“一·二八”事變的善后。

在這一番操作之后，又開始“圍剿”蘇區了。但是毛澤東給蘇區中央局的復電是在5月3日，此時國民黨尚未同日本人達成《淞滬停戰協定》。因此，毛澤東正是基于上述形勢的分析得出了中央的政治估量是錯誤的，進而認為中央依據不正確的政治估量產生的軍事戰略也是錯的。中央指示信所說的“進行堅決的革命的進攻，來擴大蘇維埃區域，來爭取聯系一片的蘇區”，在毛澤東看來反而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內線作戰戰略。

毛澤東認為，在敵人無力進攻蘇區的情況下，“我們的軍事戰略”“決不應再采取防御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我們的任務是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勝利，似要以消滅敵人作前提。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包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去年的戰略（指內線作戰戰略），要用到現在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了。”毛澤東在這里一再提及的外線作戰戰略，實際是所謂的“上山主義”和“東北路線”的繼續和發展。

毛澤東在復電中提出的政治估量和外線作戰戰略，很快又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5 月11 日，蘇區中央局召開會議（毛澤東缺席），討論4 月14 日中央指示信。會議否定和批評毛澤東的意見，并作出決議指出：“右傾機會主義是蘇區黨內的主要危險，特別表現在對于目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忽視反蘇聯戰爭的主要根本危險”，“不了解紅軍積極的行動的必要而對于迅速奪取大城市遲疑，主張向著偏僻區域發展，這簡直是蘇維埃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路線”。

毛澤東的復電中沒有一句提到反蘇戰爭的問題，在蘇區中央局眼里這自然符合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忽視反蘇聯戰爭”危險的右傾表現。而“對于迅速奪取大城市遲疑”“主張向著偏僻區域發展”的右傾表現，顯然針對的是毛澤東的外線作戰戰略以及此前的“上山主義”及“東北路線”。“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是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被“正式”命名的，蘇區中央局將其視為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消極怠工”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具體體現。對此，毛澤東在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上作出反駁：“打城市及敵人鞏固了的陣地是有條件的，過去反‘上山主義’及‘東北路線’是錯了的。”

1932 年5 月11 日，蘇區中央局決議還指出：蘇區“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于目前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探諸史冊可以發現，除毛澤東外，蘇區中央局委員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在政治形勢估量方面同臨時中央有任何不同意見，所以，這個“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就是針對毛澤東而言的。

除在對政治形勢的估量以及由此而來的黨和紅軍的任務上，毛澤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典型外，“左”傾教條主義者又把毛澤東從三次反“圍剿”戰爭中總結出來的以弱勝強的戰略戰術，諸如誘敵深入、無固定陣線的運動戰等原則，斥為“退卻逃跑主義”“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游擊主義”。

“退卻逃跑主義”“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屬于右傾機會主義自不待言，而“游擊主義”作為“國家已成立、軍隊已正規化”條件下的“正規戰爭”的對立面，自然亦是歸入右傾機會主義行列的。后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從1932 年1 月開始”，“‘左’傾機會主義者就向著正確的原則作斗爭，最后是撤銷了一套正確原則，成立了另一整套和這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前的東西不能叫作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反對所謂“游擊主義”，主張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三次“左”傾路線時期所受的處分、打擊、排擠和被扣上各種帽子的次數，的確如毛澤東所言有“二十次”左右。如果再細致一點，將毛澤東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的次數也算入其中，則將遠遠超過二十次。

（未完待續）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等。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