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破7”的背后真相與未來趨勢

當時間進入2025年尾聲，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再沖破7的關口。歷時三年的美元強勢周期告終，全年人民幣相較美元升值了4%；如果把結售匯損失也考慮進來的話，這已經完全覆蓋了美元低風險理財產品的投資收益。

就在前幾天，黃奇帆公開聲稱：今后十年，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會從現在的1∶7以上走到1∶6左右。

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黃奇帆這番言論帶來的情緒渲染下，本就臨近年底的外貿企業又趕緊加快了結匯步伐，這進一步助推了“去美元化”敘事和人民幣將繼續強勢升值的市場預期。

那么，黃奇帆的“十年后1：6”論是否靠譜？破7后的人民幣匯率將何去何從？2026年的人民幣外匯市場怎么看？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聊個這個話題。

【一】

此前，野望谷在《》一文中，針對匯率問題提出過四個基本觀點：

第一，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名義匯率早已與雙方的實際匯率脫離，如果嚴格按照購買力平價定律來計算的話，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真實匯率應該是1：3到1：4左右，而不是現在的1：7。美國人生來就贏在了起跑線上并不只是因為美國富有，還是因為美元的幣值被人為有意高估了，所以美國人才會喜歡買“便宜”的中國貨。

第二，對于存在外匯管制的貨幣來說，非市場化干預的作用力要遠遠大于市場化因素的作用力，資本開放國家的本幣匯率由市場供需決定，資本未開放國家的本幣匯率由貨幣當局決定。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如何變化，并不取決于市場的自發選擇和供需調節，而是取決于管理者是希望它升值、還是希望它貶值。

第三，不要一談起人民幣升值就動輒拿80年代日本簽署《廣場協議》的“屈辱”經歷來說事，首先美國提出《廣場協議》是針對所有西方大國，而不只是日本；其次日本自身也是支持《廣場協議》的主要推手，因為這有利于它開拓海外市場；再次《廣場協議》是1985年簽署的，可在那之后的幾年才是日本經濟的高光時刻，日本90年代的衰落與《廣場協議》沒有直接關系。

第四，人民幣貶值的確有利于出口，但人民幣升值也有提高企業利潤、降低進口成本、培育消費文化、加快企業走出去布局海外市場、解決資本外流困境等好處，說人民幣升值了就一定會影響出口或許是個偽命題。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能順應形勢變化容許自己的貨幣合理升值，那其實就是在把自己躋身于發達國家行列的機會拱手相讓。

這四條觀點是下文展開討論的基礎，對此野望谷在《》一文中已有詳細剖析，這里不再展開。

【二】

首先要指出，此次人民幣走強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元走弱，人民幣只是被動走強而已。在過去一年里，美元指數下跌了9.9%。

而造成美元走弱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特朗普，讓美元弱勢是特朗普一直以來都心心念念的追求。特朗普常說，“一個簡單的步驟就能幫助美國經濟再次偉大”，而這個“簡單的步驟”指的就是美元相對于其他貨幣、尤其是人民幣要大幅貶值。

在特朗普看來，美國優先不等于美元優先；美元貶值可以降低美國制造業產成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從而立竿見影地改善美國出口，減少美國一直存在的巨額貿易逆差，因此有助于“讓美國再次偉大”。

特朗普的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他信任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此前提出的一個設想，也就是俗稱的“海湖莊園協議”。

米蘭認為，美國貿易失衡與出口、制造業競爭力受損的根源在于美元長期被高估，這種不平等貿易讓美國的貿易伙伴和安全盟友獲得了極大的出口競爭優勢，卻讓美國過度承擔了提供儲備資產以及安全支持的成本和代價。因此“海湖莊園協議”的第一條設想就是：美國貿易伙伴國要出售美元儲備，讓其本幣升值、美元貶值。

特朗普的很多政策舉措都是左右搖擺、朝令夕改的，可他在關稅壁壘、美元弱勢這兩件事情上卻是無比篤定、不遺余力的。因此，對2026年美元走勢的看空已經成為了國際主流金融機構的共識：

高盛預測，美元的大幅貶值將是2026年“值得關注的一個王牌”；

倫敦的一家資產管理公司押注，美元指數在特朗普本屆總統剩余任期內還將再跌13.5%，美元即將邁向八年來表現最糟糕的年份；

摩根士丹利預測，美元將在2026年上半年下跌5%；

彭博社匯總了高盛、摩根、德銀等華爾街大型投行的觀點后顯示的預測結果，是美元指數到2026年底將再下跌3%；

就連巴菲特老爺子在今年上半年也直言道：“顯然，我們不會投資任何一種我們認為正在“走向崩盤”（go to hell，意為“下地獄”）的貨幣，這就是我們對美元最大的擔憂”；

當時巴菲特還說：“美國政府的行為似乎正逐漸偏離保護美元的軌道，反而越來越傾向于削弱美元”，“美國發生的事情有可能讓我們想持有更多其他貨幣”，我對美國的經濟依然樂觀，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但“美國的好”與“美元的好”是兩碼事。

在特朗普政府制造貿易壁壘、發起關稅戰，美國國債流動性吃緊、違約風險上升，美聯儲降息預期不確定性抬頭、特朗普試圖通過插手美聯儲人事布局來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大背景下，美元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可能長達數年的長貶值周期，這一趨勢幾乎已不可逆轉，美元在2025年的貶值可能只是一道開胃菜。

今年以來，瑞典克朗、歐元、瑞士法郎、英鎊、日元、加拿大元分別對美元升值了15.1%、12.6%、12%、7.3%、3.4%、3%（該數據統計截止2025年10月，最近兩個月來的數值還有進一步拉大）。由此可見，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的走強并非獨立行情，而是非美貨幣幣值整體抬升所造成的被動結果。

而與這些貨幣相比，人民幣的升值步伐還算是慢的。

2025年，人民幣雖然較美元升值了4%，但是較歐元卻貶值了9%，較墨西哥比索甚至貶值了11%。央行前不久披露的2025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還較上年末貶值了4.63%。

盡管很多人質疑美元走弱能否真的讓美國走強，但特朗普顯然不會被這些雜音所打動。

根據海關數據顯示，2025年前11個月，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為2572億美元，同比下降27%；僅11月單月，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就從去年同期的349億美元陡然降至今年的237億美元，降幅高達32%。

另外，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和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11月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貨物貿易逆差同比收窄了24%，達到596億美元；這個值僅相當于去年70%的水平，相較于今年3月美國的貿易逆差峰值更是砍去了一大半。

同時，美國在2025年前8個月的關稅收入累計達到了1444億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8倍，占聯邦政府收入比重達4.0%，較去年同期上升了2.5個百分點，超越消費稅成為了僅次于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企業所得稅的聯邦政府財政收入第四大稅種。

顯然，特朗普都會把這些數據視為他采取關稅壁壘、美元弱勢兩大策略所取得的成績。

在眼下的特朗普看來，關稅策略已經初見成效，但美元策略尚是多方掣肘，因此2026年的特朗普非但不會扭轉他在美元弱勢戰略上的既定路線，而且一定會傾注更多的精力、采取更激進的手段來確保美元弱勢戰略的貫徹執行。

【三】

面對連連走弱的美元和因此被動升值的人民幣，很多人擔心這會對中國的貨物貿易出口造成不利影響，也與我們的制造業立國戰略不甚相符。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根據海關數據統計，2025年前11個月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了驚人的1.08萬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暴漲了22%，同時這也是我國歷史上首次貨物貿易順差突破年度萬億美元大關，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有一個國家的貨物貿易順差突破年度萬億美元大關。

若放在世界上來看，1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要比2024年全球前十大貿易順差國中第2名到第10名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

況且，這還是在美國今年對全球各國同時發動了關稅戰的情況下取得的。

而眾所周知，隨著美國貿易逆差縮窄、中美關系緩和，明年的關稅戰貿易戰即便是有所反復，其沖擊力和突然性也不會有今年這么猛烈，更何況中國對此還有了更多的心理準備和應對經驗，這些都足以表明中國在2026年“保出口”的壓力并不大。

相對于前11個月高達1.08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總量來說，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變化才是更值得我們來聊聊的：

第一，從出口地域構成來看，美國在中國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已經從2019年時的16.8%下降到了目前的大約12%，雙邊貿易依存度的脫鉤減弱之勢已然定型。

2025年前11個月，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出口同比又下降了18.9%；相反，同期中國對非洲的出口增長了26.3%，對東盟的出口增長了13.7%，對歐盟、印度和拉美的出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如果從貢獻貿易順差的角度來看，這個趨勢就更明顯了。

2025年前11個月，中國對北美的貿易順差同比縮水了20%、少賺656億美元；相反，同期中國對亞洲的貿易順差同比暴增了39%、多賺1255億美元，對歐洲的貿易順差同比暴增了28%、多賺625億美元，對非洲的貿易順差同比暴增了70%、多賺365億美元。

不可否認，這其中固然有美國采取關稅壁壘后一些中國出口商不得不借道其他國家中轉、搞“轉口貿易”所帶來的影響，但別忘了，這幾年來美國對于這種經由第三方國家轉手的“中轉貿易”核查越來越嚴厲了，過去經常作為中轉站的印度、拉美、東南亞、墨西哥等國現如今都承擔不了這個角色了，所以轉口貿易的影響是越來越式微的。

第二，或許有人說，當前國際貿易中有80%以上的商品都要采用美元定價和結算，所以即便是中國貨物的出口對象不是美國，也免不了受到對美元匯率的干擾。

這個說法固然沒有錯，但別忘了前面說過，當前的情況是美國主動追求美元貶值，全球非美貨幣普遍都在升值。相對于歐元、英鎊、瑞士法郎這些貨幣來說，人民幣在2025年的升值步伐還算慢的了，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在升值這是不假，但人民幣相對于歐元、英鎊、瑞士法郎等一籃子貨幣卻是在貶值的。

我們不光要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還要看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匯率變化，只要人民幣相當于其他貨幣在貶值，那么中國商品出口到這些國家和地區時的價格競爭力就是不降反升的。

更何況，由于人民幣的升值步伐還算是慢的，所以即便是中國商品仍出口到美國市場，可在美國廠家和消費者看來，盡管中國商品的絕對價格競爭力下降了，但中國商品的相對價格競爭力可能還提升了，因為來自其他國家的商品在這一年中變得更貴了。

第三，我們不光要看名義匯率，還要看實際有效匯率，也就是將貨幣真實購買力的因素一同納入進來考慮。簡而言之，就是在名義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國內呈現通縮的國家貨幣購買力會強于國內呈現通脹的國家貨幣購買力。

2025年前11個月里，我們有6個月都出現了單月CPI同比負增長的現象，前11個月平均CPI較上年同期持平。這個數據若放在國內來看，的確是我們未能達成年初預定的消費增長目標的體現；但放在國際上去看，卻恰好成為了夯實人民幣真實購買力的支撐。

說白了就是，中國生產的商品在出口之前就已經被砍過一道價格了，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后所帶來的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受損的影響。

第四，此前野望谷在《》和《》中都說過，“堅持內需主導”是2026年“八大堅持”中的開門見山頭一條，接下來的戰略重心一定會繼續朝著內需方向偏移，所以“保出口”在當局考量匯率政策時還能占有多大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從出口產品的結構來看，2025年前11個月在我國出口貨物的類型中，機電產品已經占到了出口總值的61%，其中集成電路出口同比增長了26%，汽車出口同比增長了18%；相反，傳統的服裝、紡織、塑料等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類工業品已經下降到了僅占出口總值的15%。

這種出口結構的變化與國家主張的制造業高端化和新質生產力方向也是不謀而合的。因此不論是從總量看、還是從趨勢看、抑或是從結構看，當下在出口方面都不存在太大的傾斜扶持或者調整優化的必要，那么自然也就不必為了“保出口”而控匯率了。

【四】

現在，人民幣匯率即將進入“6時代”已經成為了官方和民間的共識。

除了黃奇帆拋出的“十年后1：6論”之外，擁有官方背景的經濟學家盛松成認為：“未來人民幣匯率可能突破7，甚至向6.5區間靠近”；太盟投資集團（PAG）主席單偉建更是聲稱：“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條件已成熟，但需要逐步走強，以最大限度降低對出口部門的影響”，比如“五年內升值50%”。

至于國內外的券商投行等專業機構們，則普遍把6.8視為明年的一個關鍵點位。德意志銀行的預測則更為激進：“預計到2026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升值至6.7，并在2027年底進一步升至6.5”。

當然了，這些都只是市場人士的判斷。前面講過，對于未放開資本和外匯管制的國家來說，來自貨幣當局的干預是影響本國貨幣匯率的最重要因素，人民幣便是屬于這種情況。

回顧2025年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歷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上半年是為了應對特朗普突然大幅加征關稅可能帶來的人民幣貶值壓力沖擊，從而引導人民幣匯率向偏強側運行；下半年則是在美元走弱趨勢顯現、各種非美貨幣普遍升值的背景下，為了保持人民幣相對于一籃子貨幣的匯率穩定，從而繼續引導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

由此可見，人民幣在2025年相對于美元升值的趨勢與央行的外匯調控策略是基本吻合的；同時央行還有意控制了人民幣升值的節奏，這也正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速度不及其他貨幣那么猛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么，央行在2026年究竟會采取怎樣的外匯策略呢？

對此，剛剛于12月中旬召開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25年第四季度例會上是這么說的：“增強外匯市場韌性，穩定市場預期，防范匯率超調風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剛剛于12月底發布的央行《2025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是這么說的：“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保持匯率彈性，強化預期引導，防范匯率超調風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這兩句話中均提到的“防范匯率超調風險”的表述，很顯然，對抗人民幣相對美元的過快單邊升值趨勢及其預期，就是央行需要防范的匯率超調風險。

——這個解讀固然沒有錯，但野望谷想說的是，“防范匯率超調風險”并不是近來才剛剛提出的，比如在去年底央行發布的《2024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同樣有這段話，而當時的背景卻是人民幣對美元剛剛經歷了持續三年的貶值和低位盤整。

也就是說，“防范匯率超調風險”這句話只能說明央行對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追求，這句話既可以用來給對抗人民幣過快單邊升值做注腳、也可以用來給對抗人民幣過快單邊貶值做注腳。單純從“防范匯率超調風險”這句話中，并讀不出央行希望人民幣在中長周期里是要升值、還是要貶值的打算。

因此，相比“防范匯率超調風險”這句話，野望谷更想強調前述《2025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的另外兩句話——一句是“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一句是“保持匯率彈性”：

所謂“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其實就是說央行會更加尊重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選擇。放在當下的語境來看，什么才是市場的選擇呢？答案再明顯不過了，因為市場對美元走弱、人民幣走強基本已經形成了一致性的單邊預期，尊重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客觀規律就是央行要尊重的市場選擇。

所謂“保持匯率彈性”，則要把它同“穩定市場預期”聯系在一起來看，因為“彈性”就意味著振蕩波幅的加大，彈性變大了、預期就容易自我強化、當局管理預期的難度就會增加。可央行并不打算為了預期管理的便利而壓縮匯率彈性，相反卻是要“保持”匯率彈性、也就是對匯率的振蕩波幅保有了更大的容忍度，并為此甘愿更加動態、靈活地“穩定市場預期”。

——不論是“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還是“保持匯率彈性”，央行認為這最終都可以統一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的落腳點。

因此，2026年的人民幣匯率走勢就很明顯了：

第一，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的繼續走強將是大概率事件，對此央行尊重這一市場選擇；

第二，即便過程中發生匯率較大幅度震蕩的情況也不會超出預期，對此央行已經給市場打了預防針；

第三，極端性的人民幣單邊升值現象尚不至于出現，畢竟還是要防范匯率超調風險。

——簡而言之，就是“溫和升值、容許震蕩、防止過猛”。

【五】

看待匯市時，我們切忌用類似股市的思維去比照。

原因很簡單，離岸人民幣市場是一個只有1.6萬億多元的小池塘，其中僅香港一地就占到了六成的市場規模；而央行光是手中持有的外匯儲備就有3.3萬億多美元，二者完全不是一個量級。央行就是離岸人民幣市場上的唯一大莊家，央行有充足的工具、充足的彈藥引導人民幣匯率朝著自己預設的方向去走。

對于尚未放開資本和外匯管制的國家來說，匯率就是貨幣當局政策意志的體現，只要理解了貨幣當局的政策意圖，那么對匯率的走勢判斷也就基本八九不離十了。

那么央行這些年來的外匯政策意圖主要有哪些呢？野望谷認為核心就是兩條——

第一條是防止國內資本外流、并吸引海外資本流入，第二條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定價結算和國際金融市場投資交易中的存在感。

（相比之下，通過人民幣貶值來保出口的政策意圖已略顯過時；對人民幣幣值穩定、資金跨境流動風險可控的強調則都屬于基本要求，談不上什么政策意圖。）

而把這兩條外匯政策意圖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那就是——要讓人民幣成為“強大的貨幣”。

2024年高層首次提出“金融強國”戰略時，明確指出：

金融強國是與“強大的經濟基礎”、“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相適配的要求，金融強國應“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即：擁有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

——這其中，“擁有強大的貨幣”被擺在了建設金融強國六大核心要素中的第一條。

前不久，王江對此撰文寫道：

“六大關鍵核心金融要素是金融強國的主要特征……當前我國已經是金融大國，銀行體量、股市債市規模、外匯儲備名列世界前茅，但總體上大而不強，實現金融由大到強的轉變，還需要在不斷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對照各項關鍵核心金融要素的建設目標，付出長期艱苦努力”。

——顯然，“實現金融由大到強的轉變”首先就包括了對匯率政策意圖的重新考量。

最近，擁有官方背景的經濟學家劉世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道：

“強大的貨幣是金融強國的另一個具有重要性的標識。歷史上英國的英鎊、美國的美元等強勢貨幣，都是以強大的經濟、貿易、科技、軍事實力和完善的貨幣制度、發達的金融體系為基礎。其起始階段都擁有當時占全球較大份額的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但從經濟強國到貨幣強國有一個過渡期”；

“強勢貨幣具有大量進口以本國貨幣支付結算的特點……為此中國需要實施一種新的對外貿易戰略，即進出口基本平衡，在存在大量出口順差的情況下，相應增加進口，改由人民幣支付結算”；

“要積極有序地擴大包括債券、股票、基金、衍生品等在內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生態，增加人民幣的流動性和使用便利性，助推人民幣的合理升值，顯著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目標就是推動人民幣承擔的國際貨幣職能與中國實體經濟在全球所處地位相匹配”。

——這就等于是把人民幣升值意圖與建設金融強國之間的邏輯關聯關系給挑明了。

對了，就在12月中旬，《學習時報》上還刊登了一篇名為《經濟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的署名文章，其中有這么一段話尤為值得關注：

“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目前在2萬-4萬美元之間，2萬美元為最低門檻，到2035年門檻還會提高。2024年，我國人均GDP按年均匯率折算約13445美元。到2035年，假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變，年均經濟增長速度達到4.5%-5%，屆時我國人均GDP可達到2.2萬-2.3萬美元。

隨著我國出口結構由勞動、資源密集型為主向技術、知識、資本密集型為主轉變，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承受力增強，人民幣市場匯率向實際購買力升值是必然趨勢。設想203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1，屆時我國人均GDP可達2.6萬-2.8萬美元。

未來5年，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5%左右，可為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打下堅實基礎。”

野望谷曾在《》一文中演算過，如果要達到國家提出的“到二〇三五年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一目標，即使在不考慮匯率變化、不考慮中等發達國家入門標準變化（當前標準為人均GDP需達到2.5萬至3萬美元）的情況下，也需要未來十年我國GDP年均增速達到5.8%到7.5%的區間，這大大超出了目前年均5%左右的未來十年GDP增幅預期。

對于這個缺口要怎么補，《學習時報》這篇文章明白無誤給出了詮釋——

“到2035年，假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變……屆時我國人均GDP可達到2.2萬-2.3萬美元”；

但是，“人民幣市場匯率向實際購買力升值是必然趨勢”，“設想203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1，屆時我國人均GDP可達2.6萬-2.8萬美元”。

——答案已是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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