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天子劍卻拒稱帝：劉太后為何不做宋朝“武則天”？｜大象贈書

宋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劉娥，常被后世史家視為“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的一代女主。她出身寒微，曾是開封街頭的賣藝婦人，卻最終一步步走向權力巔峰，身著龍袍，在宋仁宗身后垂簾聽政 。然而，歷史最引人深思之處在于：當滿朝文武都在擔憂她會效法武則天稱帝自立時，她卻在權力的懸崖邊勒馬，最終選擇將江山完整交還給趙氏子孫 。

是因為制度的制約？還是大臣的防范？本篇節選自劉廣豐新著《月照崇徽》的文章，并未止步于這些傳統的外在因素分析，而是獨辟蹊徑，深入探究了劉太后的內心世界與情感邏輯。

文中指出，劉太后之所以不同于武則天，根本原因在于她與真宗之間深厚的恩情 。真宗不顧世俗眼光將她從底層提拔至后位，并手把手培養了她的政治才干，這種知遇之恩使得劉太后的“野心”始終伴隨著一種“報恩”的心態——保護真宗的獨子與帝國，即是最好的回報。

此外，文中還提出了一個極具洞察力的視角：相比于唐朝的武則天，同時期遼國的蕭太后（蕭綽）或許才是劉太后心中真正的效仿對象。同樣是輔佐幼主、掌控實權，蕭綽既享受了權力，又保全了身后名，這種務實而明智的政治模式，深深影響了劉太后晚年的抉擇。

“吾不作此負祖宗事”，這不僅是一句政治承諾，更是一個女人在權力、恩情與歷史評價之間做出的艱難而溫情的平衡。讀懂了劉太后的這份心態，便讀懂了宋代政治中那份獨特的人性溫度。

* 以下內容節選自 劉廣豐 《 月照崇徽 ： 章獻劉后與宋真仁之際政治 》

事實上，臣僚的擔心是多余的，歷史已經證明，劉太后并未效法武氏稱帝，故現代一些論者認為劉太后并非武則天第二。

前人的觀點，多逐點批駁歷來認為劉太后有武氏之心的依據，或從制度、大臣防范、外戚勢力薄弱等角度出發，論述劉太后不敢效法武氏自立的原因。 這些觀點都很有道理。然而筆者認為，劉氏本人的心態，對解釋她何以不效仿武氏故事的原因至關重要。

不僅如此，劉太后何以在天圣九年（1031）以后對要求其還政者大力鎮壓，她在李宸妃葬禮的問題上為何與呂夷簡發生齟齬，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對她心態的分析而得以解答。

劉太后之所以在掌控朝廷大權的同時，能一心保護仁宗以及保存趙氏家族，跟她與真宗的感情不無關系，她參與政治的能力，以及行使皇權的野心，都是來自真宗。

劉氏與武則天的出身在當時來說都相對較低，但兩者卻大不一樣。武氏家族只是未能躋身甲族，但畢竟是官宦之家。武則天十四歲入宮，她與母親道別時曾有“見天子庸知非福”之語，可見其入宮乃欲改變命運，其野心亦可窺見。但劉氏則本貧家女子，若非年輕的真宗認為“蜀婦人多材慧”，把她招入王府，則其可能以開封街頭一賣藝婦人而終老一生，根本不能涉足政治。

故她在入王府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野心；即便她被真宗招入王府，但當時真宗尚未成為太子，其上有兩位兄長，而劉氏本人后來又被太宗下令逐出王府，兩人前途禍福尚未可知，何談政治遠見。

不過，真宗坎坷的皇帝之路，讓他們共同面對了太宗朝的各種風風雨雨，兩人的感情也不斷加深，這一點，她與武則天是很不一樣的。

真宗即位后，立即把劉氏接入皇宮，郭皇后死后，他更不顧朝中大臣反對，立她為后。劉氏被立為皇后時已經四十四歲，容貌不復當年，可見她與真宗之間是一種長期而真摯的愛情，而非流于庸俗的情色關系。

正是在愛情的基礎上，真宗逐步培養出劉氏參與政治的能力與野心。宋代從太祖開始，即向集權獨裁政權發展，太祖、太宗已創立的各種制度，迫使真宗本人必須實行獨裁統治。

如前文所述，真宗的能力實在有限，他需要讓渡出一部分皇權，以減輕他自身的壓力。他選擇了他深愛的女人——劉氏。于是，“帝每巡幸，必以從。……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之”，當真是形影不離。

這種選擇于歷史而言是偶然的，但于真宗而言卻是必然的，因為他需要有人幫他解開心中的郁結，并分擔他的苦悶，而多年來陪伴他經歷風雨的劉氏，正合適不過。真宗對劉氏有知遇之恩，劉氏的知識、才能，以及政治能力、政治地位，無一不是來自真宗。她與真宗的相遇是偶然的，但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

劉太后與真宗的感情基礎十分深厚，正如前文所述及，在她垂簾聽政期間，一些官員的任免以及一些政策的出臺施行，均閃現出真宗的影子，這也反映了劉太后對真宗的思念之情。既然真宗對劉氏有恩，劉氏對真宗獨子的保護，對其家族的關懷，對其帝國的妥善經營，何嘗不是一種報恩的心態呢?

當然，劉氏并非不貪圖權力，盡管她最初并沒有政治野心，但當了皇后之后，她在真宗的縱容下，不斷品嘗最高權力的快感，而且對之也越來越迷戀。

因此，當朝中有大臣試圖剝奪她的權力時，她會毫不猶豫地予以反擊，寇準在政治爭斗中慘敗就是最好的例證，而仁宗繼位后，宰相丁謂一度欲架空太后獨自掌權，也被她遠貶于海上。

既然如此，她如何在報答真宗之恩與繼續掌控皇權之間做出平衡呢?

無論古人先哲學者，抑或現今學界同仁，均多把劉太后與武則天作比較，卻少有較之以同時期的遼景宗皇后蕭綽（小字燕燕）。其實，劉太后并沒有效仿唐之武則天，她的行事舉措，反與遼之蕭綽多有相似。

事實上，三位皇后均有一個相似的經歷，即她們都因夫皇在世時體弱多病而參與政治。就權力方面而言，蕭綽與武則天其實更為相似:武則天在高宗時已與他并稱“天皇”“天后”，共決朝廷大政；蕭綽“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于其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眾共議，皇后裁決，報之知帝而已”。

遼景宗亦于保寧八年（宋開寶九年，976）二月“諭史館學士，書皇后言亦稱‘朕’暨‘予’，著為定式”，可見在景宗生前，蕭綽已獲得與武則天一樣的權力，能以代理皇帝的身份在外朝聽政。

然而，武、蕭二后在夫皇死后的表現卻大不相同:武則天為獲得最高權力，多番迫害李氏族人甚至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并最終自立為帝；蕭綽乃受景宗遺詔參決朝政，據?契丹國志?記載:

先是，后未歸政前，帝已長立，每事拱手。 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與。帝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右狎邪與帝為笑謔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責，帝亦不免詬問。 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或宮嬪讒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 每承順，略無怨辭。

從這則材料可以看出，蕭綽在景宗崩后，一直掌握朝中大權，但她并沒有代立之心，反而是一心一意培養兒子圣宗，使其成為遼國的優秀君主。史書上沒有明載劉太后垂簾聽政的心態乃效仿蕭綽，且劉太后作為中原大國之女主，從主觀心態上也不可能主動效仿戎敵女主的做法。

但蕭氏這種培養教育方式與劉太后教育仁宗的方法大致相仿，也就是說，兩位皇后均以維護夫家利益為己任。

劉太后的政治作為與蕭綽相仿，保扶并培養仁宗，其實也容易理解。 宋、遼自簽訂澶淵之盟以來，雙方停止戰爭，處于和平狀態，每年雙方君主壽辰與正旦節日，均互派使節通好，故此，蕭綽的事跡得以傳播中原。劉太后長期陪伴真宗身邊，并幫他處理政事，必然對契丹之事有所接觸，故她對這位“叔母”也是了解甚深。蕭太后輔助圣宗，實際上也是掌控圣宗，以操掌契丹朝中大事。但其保護培育天子之舉，使她死后令名長留青史，契丹臣民及圣宗本人對她也是感恩戴德。 同樣是要操掌國家最高權力，在劉太后看來，蕭綽的做法顯然比武則天高明，雖然蕭氏沒有邁出稱帝自立的一步，但也沒有像武則天那樣在史書上留下罵名。

劉太后明白宋朝的實際政治環境令她不能像武則天那樣稱帝自立，而她自己也不愿意辜負真宗對她的恩遇，在這一大前提下，她對自己的期許并不止步于對生前權力的掌握，同時也注重身后名聲的保全，即要成為名留青史的一代女主。劉太后雖非主動效仿蕭綽，但多年來蕭氏的政治形象與政治行為在她心目中潛移默化，她對蕭氏的做法產生了認同與共鳴，從而在政治作為上與之相仿。

理解此點，才能解釋劉太后問魯宗道“唐武后何如主”，魯宗道回答說“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時的心態。據史書記載，當時劉太后聽到此話后，態度“默然”。

顯然，她想獲得武則天的輝煌成就，卻不想像武則天那樣，成為“宋之罪人”。再如程琳獻以?武后臨朝圖?試探，太后即擲圖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因為她深知，若作此負祖宗事，不但對不起真宗，自己也必會受后人詬病，這也是她極不愿意的。既想在聽政期間有所作為，又想留下身后美好名聲，劉太后有了這種心態，在政治行為上，自然更靠近與她處于同一時代的蕭綽，而非唐之武則天了。

此外，劉太后與蕭太后能免去武則天朝激烈的政治斗爭而順利掌握朝廷大權，乃因當時情況與武則天時不同。唐高宗逝世時，太子已經成年，故武則天根本沒有垂簾聽政的借口，即便是高宗遺詔，也只要求“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換言之，日常事務，可由嗣皇自己處理，武則天要攫取最高權力，一番斗爭在所難免。但遼圣宗即位之時，只有十二歲，尚未成年，蕭太后已奉遺詔參決朝政，大權在手，不必再作爭斗。劉太后的境況與蕭太后相仿，仁宗十三歲即位，劉太后已經穩操大權，也不必選擇武則天的道路而自毀名聲。 因此，當時無論從哪方面的條件與角度考慮，保扶幼主、從而掌控朝政的執政模式，對劉太后來說都是最為有利的，而這也正是當年蕭綽在契丹的執政模式。

然而，相似的模式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產生的效果也肯定不會一樣。中原宋朝的實際情況與契丹大不相同，雙方文化背景差異較大。契丹向來是皇族耶律氏與后族蕭氏同治天下，無論哪一任皇帝在位，均可見其皇后預政的影子。

但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大宋皇朝，女主專政一直不能得到士大夫的認同，他們認為這是“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故在仁宗成年后，士大夫們紛紛要求劉太后還政。太后對此是早有心理準備的，在執政的大部分時間里，她都能以平常心態對待這些反對的聲音，但隨著她逐漸步入晚年，老年人的一些心理在她身上也開始發揮作用，再加上鄰國發生的一些事情，讓她晚年的統治心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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