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的喜劇片為什么不好笑了？

講個好故事，純粹的喜劇，鳳毛麟角。

不教育人不求意義也不是喜頭悲尾，別像中國的傳統節日那樣，只追求成圣，不需要快樂。

就連端午節說一聲快樂都被口誅筆伐，必須要說安康，可端午節的起源從來沒有確鑿說法，更非屈原專屬。

但無一例外，是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歡慶娛樂和飲食為一體的民俗大節，既然為歡慶，為何不能說快樂。

別說端午節了，春節也淪為雞肋了，歡樂程度遠不如圣誕節、萬圣節熱鬧。

其實國內的圣誕節與國外過的純屬兩回事，有些人甚至連圣誕節紀念誰都不知道。

但無所謂，圣誕節能讓年輕人真切的感受到快樂，不必被催婚，不必被逼生娃，不必強行說安康，不必被指手畫腳。

現在的喜劇電影就是中國傳統節日，必須要有教育意義。

你先讓人笑出來再考慮寓教于樂的事情，一上來就上課，就爹味滿滿，就好為人師。

好像中國人天生就得苦難敘事，不能有純粹的快樂，誰樂意看這玩意。

別擔心被批崇洋媚外。

如果說媚，電影本就是人家西方發明的西洋影戲，那每看一部電影就會變成將來射向自己的子彈嗎？這樣未免太二極管，太上綱上線了吧。

西洋影戲怎么變成中國電影的？加入了社會價值和精神價值，有了中國敘事的電影語言，內地的圣誕節不就是如此，西方的皮，中國的核。

就像平安夜送蘋果一樣，徹頭徹尾的中國諧音梗，是一場商家帶動，民眾跟隨的自發性造梗，跟國外半毛錢關系都沒有。

可當下的喜劇電影只有上邊帶動，沒有民眾自發，盡是被環境或目的裹挾。

難道快樂就不是意義嗎？非得宏大敘事，哭雞鳥嚎，讓人思考，喜劇的內核是悲劇才算真喜劇嗎？

生活每時每刻已經很累了，網絡處處烏煙瘴氣，工作又沒那么如意，大學都高中化管理了，有兩個小時給自己，暫時遠離是是非非，娛樂放松，讓自己開心。

這不是大事嗎？多年的集體主義熏陶+中式教育的不平等似乎讓我們忘了愛你老己也是可以的。

以趙本山的《不差錢》為例，當年看笑哈哈，現在看樂呵呵。

但彼時有專家非要跳出來批評小品中給服務員100讓他幫助撒謊不道德。

趙本山直接在節目中回懟，“他那么大學問，評小品瞎他材料，就別往這里摻和了。”

包括此前的《賣拐》被清華某教授說是拿殘疾人取樂，很低俗，趙本山承認自己沒文化，但不認可教授的批評。

他也在媒體面前說：“那還上監獄關人干啥，那趕緊看小品，幾天就好了，你那個作品教育不了人，我們365天都在教育當中度過，這一晚上還教育沒有用，小品最大的主題是快樂。”

反觀當下的喜劇作品，只剩教育，沒有快樂。

拍生活，最后要回到別怕吃苦，奮斗可改變命運上；拍性別，肯定是對立，然后莫名其妙的化解矛盾；

拍戰爭，一定要是嚴肅正經，不能有合理化的黑色幽默；拍家庭，總是原生家庭又咋咋咋，結尾大家一起包餃子；

拍家國，三突出、三陪襯的余波仍在，落腳點回到口號式吶喊，導致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概念化、情節公式化、藝術表現單一化。

這么說并非抵制教育，教育無可厚非，但得潛移默化，不能揠苗助長。

人這一生不是每件事都有意義，好像看個電影必須要學到點什么，要讓人哭一樣，玩就好好玩，干就好好干，這才是勞逸結合。

如《炊事班的故事2》里蓋大棚那一集，很明顯批評形式主義，面子工程，流程僵化臃腫，領導一句話，下邊跑斷腿，非專業人卻干專業事和勞民傷財。

小胡設計的大棚，主框架是從高到底代表炊事班工作一步一個臺階，塑料布采取紅黃藍三原色增加美感，老高給予高度評價，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象征意義都有了，小毛、小姜也附和。

但大周不同意，這樣一點都不實用，蓋大棚是為了讓戰士們吃上新鮮蔬菜，不是為了敗家子，老高嚴厲批評，怎么只算經濟賬，不算政治帳，班長做總結，讓小胡重新設計一下方案再報到連里。

結果連里同意了小胡的二次豪華大棚方案，大周將數據一一羅列遞上去，上邊看到了實用價值才同意按照大周的方案執行。

整個過程交代背景，矛盾沖突，解決事端，一氣呵成。

沒有刻意說教，也沒有專門煽情，更沒有假大空的口號，觀眾隨著大周的視角審視蓋大棚這個問題，最后從中讀懂做人做事不能太虛太飄的道理。

這樣的喜劇作品，一開始不能奔著教育人去的，而是先釋出大家誤會大周和二丫以工作為幌子談戀愛，并可能拿回扣，再放出連長過來可能說大周不聽上級命令的批評，目的是把觀眾逗樂再預期違背，迎來說教，人在心情愉悅時有些話反倒能聽進去。

可如今的喜劇盡擺出一副愛聽不聽，不聽我也要說的姿態。

失去了平民視角，都是頤指氣使，不讓觀眾笑，只想觀眾被教育。

別忘了，純粹的快樂不簡單也有意義，我們需要更多的《落葉歸根》，不是《熱辣滾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