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醫療的黑色10年：醫療崩壞，存在巨大的醫患矛盾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第九章醫生還是好的職業選擇嗎
——回顧日本醫療的黑色10年：醫療崩壞史
醫療崩壞，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一個專有的社會名詞。
1992年至2002年，是日本醫療史上的黑色10年，由于醫療體系遭遇經濟衰退后的醫保緊縮，以及老齡化加速后的病患暴漲疊加，最終導致醫療事故與醫患矛盾案件層出不窮，醫生群體出現大規模離職潮。后來這段時期也被稱為醫療崩壞時期。
那么醫生們在這場醫療的黑色10年中，到底經歷了什么？
吉村仁在日本社會至今都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人物，作為日本醫保局長，他在1983年率先提出日本醫療必須進行玉碎式的改革，必須大幅度降低醫療支出，否則必然在老齡化到來后拖垮財政體系。
作為日本第一個進行醫保控費改革的操盤手，有人說他給日本醫療留下了黑色的10年，也有人說正是不斷通過控費日本醫療才得以平穩運行。但無論是他制定的醫療控費草案，還是他倡導的“醫療費亡國論”，都已經在日本被爭議了近40年。
2006年小松秀樹的《日本醫療崩壞》成為當年暢銷書。這場醫療的黑色10年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一、醫療崩壞第一階段：突如其來的老齡化與醫生不足
作為東亞第一個面臨老齡化危機的國家，自1970年日本老齡化率達到7%之后，全社會就在為20年后可能到達的深度老齡化社會做著準備。1980年開始，伴隨著經濟騰飛國民醫療水平大幅提高，日本人均壽命大幅增長，1982年全國人均壽命登頂世界第一，老齡化速度達到同期美國的4倍。
在此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內閣確定《長壽社會對策大綱》，正式將應對人口老齡化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在泡沫的黃金時期，日本每年的政府議題與財政預算中，總有相當一部分是留給老齡化社會的。以至于后來的議員指責，政府將太多精力放在了防范老齡化危機上，而忽視后來更劇烈的少子化危機。但即使做了如此充沛的準備，當老齡化狂潮真正來襲之時，全社會才發現種種應對措施竟然顯得如此無力。
1992年是日本醫療崩壞的第一年，隨著老齡化的加速，老年患者數量開始急速攀升。僅5年時間，全國65歲以上病患數就從不足200萬暴漲至360萬。各大醫院很快出現嚴重的醫生不足情況，醫生們即使滿負荷工作也無法滿足患者暴漲的需求。而伴隨著這輪醫生短缺，日本90年代醫療崩潰的序幕被緩緩拉開。
1994年數據披露，當年醫師缺口達到9.4萬，而此時日本全國也才23萬醫生。這意味著他們幾乎是頂著一倍的負荷在高強度工作。1995年厚生省統計，有四成醫生每周工作時間超過80個小時的過勞死危險線。要知道，此時日本剛剛處于老齡化加速的初期。
那么為何剛剛進入老齡社會，社會就出現如此嚴重的醫生資源短缺情況？
其實除了眾所周知的老年病人增加以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政府對于老齡化所需醫療儲備的重大誤判。事實上日本并非沒有提前應對，1970年老齡化率剛剛達到7%之時，政府就為應對老齡化社會，提出醫生數量翻倍增長的一縣一醫戰略。
1970年，政府計劃將醫學部的定員由當時的4 300人增加到6 000人，并且保證每個縣都有一所醫科大學。從1970年到1981年的12年中，日本增加了33所醫科大學，定員數達到8 360人，醫生總數也由10萬逐步增長至20萬。
得益于醫生擴容，80年代日本醫療資源一度十分充裕，政府樂觀地認為醫療儲備已充足無虞。1986年政府計劃報告指出，“日本已做好老齡化應對準備”。時任首相甚至提出所謂醫生過剩理論，要求對醫學生人數進行了計劃性削減，當時的目標是到1995年為止削減10%。
但當社會真正進入深度老齡化后，才發現所需的醫療資源遠超預期。這是因為70年代老人的醫療基本圍繞傳統的感染性疾病，這些疾病僅需短期治療即可出院。當時需要長期治療的慢性病還屬于少見的富貴病，因而未被政府充分考慮。
但經過20年的泡沫經濟騰飛，生活條件大大改善，困擾90年代早已富起來的日本老人的第一大疾病就是慢性病。由于慢性病需長期住院治療的特點，當時14%的老齡人口竟長期占據60%的病床資源，甚至有20%的老年患者住院超過1年，導致醫院實際承擔了養老機構的職責，后來社會將其稱為醫院養老現象。
在20世紀80年代，國際對醫生的社會需求量多數是以人口比來計算的，表現為每千人口需要幾名醫生這種形式。但此形式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隨著社會老齡化加重，老年人均就醫次數比一般人高幾倍，而且診療時間長，因此老齡化患者消耗的醫療資源并不是加法的概念，而是乘法概念。日本政府對所需的醫生資源出現嚴重誤判。
1995年，據厚生省統計，65歲以上老年患者消耗的醫療資源是青年人的四倍，遠超70年代的預測值。在政府預測與實際需求的巨大偏離下，醫生們的超負荷工作幾乎無法避免。
此外，這輪醫生不足還催生了另一個社會矛盾，由于公立醫療資源被老齡人口占用，青年患者反而無法得到及時救治。這給當時已經十分對立的代際矛盾，火上澆油。如今社會普遍認為，醫療資源的分配失衡，是催生日本恐怖的恨老文化的誘因之一。可以說這輪醫生不足，不僅是日本醫療崩潰的開始，更為后來30年激烈的代際沖突埋下了伏筆。作家本田宏在《醫療之死》一書中，描述這種醫療與社會發展嚴重脫節時說，當全日本向著老齡化社會俯沖之時，其最關鍵的醫療體系竟然還停留在20年前。
更糟糕的是，優質醫生培養周期至少需要10年，這意味著即使馬上投入資源，醫生缺口也需要等待10年才能緩解。但90年代作為日本財政最困難時期，一旦將資金投入短時間無法見效的醫療領域，則必然大量擠壓其他政府預算。
當時預計如需解決醫療短缺，則每年醫療投入需增加1倍以上，即醫療支出將占每年GDP的12%。要知道此時承擔數百萬人就業的經濟刺激計劃，也只占到GDP的3%。一邊是至少需要10年才能見效的醫療投入，一邊是保證每年數百萬人就業的財政預算。最終政府沒有選擇增加醫生數量，導致醫生缺口一路擴大，至2003年達到歷史峰值13萬人，進一步加劇了日本醫療體系的崩潰。
除了繁重的工作壓力，當年的醫生們還經歷了什么？
二、醫療崩壞第二階段：控費改革與“醫療費亡國危機”
1994年日本正式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口負擔進一步加重。如果說90年代前期醫療最大的矛盾還只是醫生緊缺，那么當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后，日益龐大的醫療費支出就代替醫生緊缺，成了亟待解決的新矛盾。
1995年，日本醫療財政支出突破27萬億大關，而1992年醫療財政支出才剛剛達到22萬億，這意味著3年多了近5萬億支出。而其中主要增長都來自老齡患者的住院與藥品。當時社會預計如果不節制費用，按照老齡化速度計算，日本財政將在十五年內破產。
這就是90年代著名的“醫療費亡國危機”。最終在嚴峻的壓力下，厚生省推出醫療削減法案，此后日本醫療體系全面轉向以控制成本為導向。
如今社會普遍認為，這場改革也是開啟日本醫患矛盾的潘多拉魔盒。關于醫患關系我們稍后再說，先說說日本如何進行控費改革的。從1995年開始，厚生省提出以控制成本為核心的新醫師評審制度，其中降低住院支出與藥品費用成為考核的重點方向。政府希望在不增加醫療預算的情況下，通過降低成本治療更多的患者；此后更是將患者支出與醫生收入晉升直接掛鉤，倒逼醫生主動減少患者費用。
從結果來看改革效果立竿見影，從1996年至2003年，醫療費年均增長被控制在2%以內，增長幅度僅有90年代前期的30%，日本成功躲過了醫療費破產困境。但一切決策皆有代價，日本在控制醫療費用的同時，卻也摧毀了曾經優質的醫療體系。
改革前醫生的考核標準是醫術與患者的滿意度，但改革后卻變成醫生能否以較低的成本治愈病人。此后公立醫院質量飛速下滑，當時甚至連頻繁使用高價藥物救治病人都成了錯誤。在這一制度下廉價藥物被濫用，但很多廉價藥物并沒有良好的治療效果。這是因為當時政府同樣在藥品行業進行了費控改革，對13 000款藥物實施全面集采降價，此后藥企為了生存只能大幅降低生產成本。
1997年日本發生著名的醫藥造假事件，千億營收巨頭津村順天堂被查出因造假致22人死亡而宣告破產。但當時醫生即使知道藥品質量很低卻無能為力。大量病人淪為低成本醫療的犧牲品，2000年全國620起醫療事故中，超過60%都與過度控制費用有關。
其實對于醫生群體來說，這何嘗不是一種良心的折磨。90年代以前，日本醫院長期倡導一切以病人優先的醫者仁心理念。但到了90年代面對殘酷的醫療費管控，很多醫院也只能要求醫生為患者選擇廉價的醫療方案。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醫生為了堅持合理診療，反而會受到考核處罰。據統計控費改革實施的前五年，有1.1萬名醫生從公立醫療體系辭職，不滿當時醫療制度是離職的主要原因。
2006年，電視劇《醫龍》爆紅日本，這部劇講述天才醫生龍太郎以一己之力對抗醫院系統，不顧個人利益幫助患者的故事。該劇揭示了廉價醫療對社會的傷害，其中多數醫療事故都取材于真實案例。而其中對醫生應當不畏強權的呼喚，更是體現當時社會對醫生的期望。
但醫生不是神，《醫龍》也只能是一部熱血電視劇。現實中的醫生如何能夠對抗整家醫院？在當時費用管控的背景下，如果醫生不顧一切地為患者治療，那么他大概率無法升職甚至會被醫院所排擠。后來媒體評價，控費改革的本質是將財政困難強行轉移給醫生和患者群體。而在這種制度下雙方其實都是犧牲品。
但這場醫療崩潰，對醫生與患者的傷害就此結束了嗎？在這里筆者要強調，在整個黑色十年中，真正刺痛醫生的，既不是超負荷工作，也不是醫院嚴酷的考核，而是當時巨大的醫患矛盾。
而這在日本社會也有一個專有名詞，那就是醫療不信任時期。
三、醫療崩壞第三階段：醫療不信任與巨大的醫患矛盾
1997年日本醫患糾紛數量開始暴漲，至2000年全國醫患糾紛超過3 000起，而5年前這一數字還不到300起，5年整整翻了10倍。媒體形容，日本用5年就摧毀了50年才建立的醫患信任關系。那么為何這場醫患矛盾來得如此劇烈？
首先在低成本醫療的背景下，患者能夠真實感受到醫療質量的下滑，但他們難以理解復雜的政策邏輯，因此患者往往將不滿情緒發泄到執行政策的醫生身上。但當時的政府和媒體不僅沒有緩和這些不滿，反而采用了錯誤的態度進一步刺激矛盾。當時政府認為醫患矛盾的核心，是因為醫生的不盡責而帶來的醫療服務質量下降。
最終日本政府在1998年修改條例，要求加大對醫生的刑事處罰力度，而這就是造成醫患矛盾進一步惡化的《過失醫療懲制條例》。雖然政府一開始的目的，只是在醫生不足與醫療費緊縮的背景下，督促醫生減少醫療過失，但在如此尖銳的醫患關系下，制度很快失控。當時患者稍有不滿就向警方提出控訴，而不良媒體更是將逮捕醫生的警察視為英雄，稱他們是實現醫療正義的代表。
當時處于失業潮期間，社會戾氣極重，媒體將醫生渲染成所謂的“人生勝利組”，認為他們依靠財政不需要擔心失業，這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醫生的仇恨。而這也是為何短短5年間，醫療糾紛數量就增長了10倍的原因。
但醫療事故的高度專業性決定了警察其實沒有深度調查醫療事故的能力，其判罰容易被社會輿論所左右，這使得所謂醫療過失標準被一再放寬。從二戰后到1999年，日本醫生接受刑事裁決的案例總共有139起；僅在1998年至2003年的醫療嚴懲化期間，被判刑的醫生就達到120名，幾乎等于前40年所有被判刑的醫生總和，由此可見這輪刑事處罰波及之大。
當2007年日本政府重組醫療事故委員會之后，委員會對醫療嚴懲時期進行回顧認為：刑事警察積極介入的結果反而導致事情的真相更加混亂，會加劇患者與醫生之間的不信任，醫療事故的判斷應該仰賴專業機構。同時，由于大眾傳媒等媒介，尤其是不受監管的互聯網的夸大傳播，使得社會對追究醫生醫療過失刑事責任的激進訴求更為激烈。2003年《白色巨塔》上映，其中著名的佐佐木庸平案是全劇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全劇最具爭議的部分，這正是以當時一起社會性醫療案件為原型創作。對于醫生誤診的判斷本應該是專業機構決定，但卻成了一場社會媒體對大學教授的審批。
但這樣嚴厲的處罰制度真的對患者有幫助嗎？事實恰恰相反：患者其實才是醫療嚴懲化的真正受害者。醫生們為避免被逮捕，不再選擇適合患者的方案，而是主動選擇被起訴風險最小的方案。
這就是倫理學中著名的剖宮產效應。該效應是指在美國醫療史上，一位醫生因為沒有使用剖宮產導致嬰兒窒息，最終被法院處以巨額罰款。但判決生效后全國剖宮產率飆升，其他醫生們為了規避訴訟風險紛紛濫用剖宮產，后來也被指代醫生由于擔心醫療訴訟而選擇保守方案的行為。
在當時的日本這一效應幾乎蔓延各個科室，醫生們紛紛選擇風險最小的方案，甚至連術前談話都如臨大敵。但我們都知道風險最小往往也是最保守的方案。而這種對待患者的消極態度，又進一步刺激了醫患矛盾的加深。
四、醫療崩壞第四階段：醫患傷害時期
2000年，日本進入超級就業冰河時期，社會失業率與自殺率達到歷史最高值。在此背景下，巨大的社會戾氣裹挾著長期對醫療體制的不滿，導致這場醫患矛盾達到了最恐怖的階段。當時民眾對醫生的仇恨從指責上升到肉體傷害，社會頻繁出現殺害醫生的案件，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表參道俱樂部爆炸案，這起專門針對醫生的恐怖襲擊最終造成了21名無辜醫生死傷。
最令人寒心的是，案件發生后民眾反而拍手稱快，認為這是醫療正義的審判，可見當時社會對醫生群體的仇恨之深。自此日本醫患關系降入冰點。2003年被日本醫生稱為最黑暗的一年，這一年日本法院總計受理1 080起醫療訴訟案件。在日本文化中，對醫生的道德要求極高，醫生一旦被法院控訴，無論是否有錯，其職業生涯與口碑都將蕩然無存。在這種環境下，醫生人人自危，寧愿辭職，也不愿意繼續再上手術臺。
最終，在長期的超負荷工作與巨大的醫患矛盾下，日本社會迎來了大面積的醫生辭職浪潮，2003年有近3 000名醫生從公立醫院離職，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手術一線的臨床醫生。
后來知名作家小松秀樹，在其著作《日本醫療崩壞》一書中，是這樣評價這段歷史的：“患者康復的笑容本應是醫師們的精神支柱，但在醫療崩潰后，患者們臉上的笑容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媒體患者與社會的一味指責，但醫生們真的做錯了什么嗎？”
回顧這一代醫生群體，曾經他們被稱為醫者仁心，是日本社會道德標準的象征。但在90年代的醫療崩潰后，卻成為社會不斷指責的對象，最終淪為社會戾氣的犧牲品。
那么這場醫患矛盾是如何結束的？這部分內容會在醫療篇中詳細講述。
拓展閱讀
日本曾經的規培醫生困局
規培作為如今醫學生進入醫療體系的主要培養制度之一，是醫學院畢業生向獨立行醫的主治醫師之間的重要過渡階段。

但規培生作為醫院的最底層，其與醫院的關系卻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困局。作為學生的他們需要承受等同醫生的工作壓力，但他們卻無法因此享受到合理的工資補貼。工資低與驚人的工作量，如今已經成為很多醫學生的困境。
在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這一問題也曾經長期困擾整個醫療體系。并最終因為一位規培生的過勞離世，引發了一場持續近5年的社會大討論。
1.關西醫院猝死案
“關西醫科大學研修醫過勞死案”在日本社會可謂家喻戶曉。
1998年6月，年僅26歲的實習醫生森大仁在連續工作4天后，猝死在公寓中。最開始警方并不認定這是一個醫療工傷案件，因為森醫生只是一名規培醫生。在當時醫學生必須在大學醫院完成5年幾乎無償的研修實習，因此規培醫生也被稱為研修醫。而規培期間研修醫與醫院不屬于勞動關系，而只是教育進修關系，醫院無需簽署勞動合同。
警方由此認定這是一起單純的猝死案件而非工傷。但是，森醫生的父親恰好是日本著名的勞動法專家，在他的呼吁下，社會掀起了一場關于規培制度是否合理的大討論，而誰也沒想到的是，這場大討論最終成為推動日本醫療改革的起點。其實在90年代實習醫生猝死已非個案，由于老齡化帶來的超負荷工作，僅1995年至1998年就發生17起規培醫生過勞死案件。
在20世紀90年代，醫學院學生在大學接受6年的醫學教育，畢業后通過國家醫師考試成為醫生。但在正式成為醫生之前需要進行數年的實習醫師培訓，但由于無法界定其勞動工作關系，這些實習醫師一般不被認為是醫生，與醫院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關系。由于模糊的身份界定，使他們往往被醫院當作廉價勞動力。
因此醫院往往都能逃脫責任。而免責判決又進一步助長了醫院肆無忌憚的程度，反正實習醫生不用花錢，死了還不用承擔責任。
更糟糕的是，規培制度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制度設計問題。
2.畸形的培養制度
由于規培制度自20世紀60年代確立以來40年間未曾修訂，僅有80家大學醫院具備規培資格，而每年畢業的醫學生卻高達8000人，這意味著大學醫院每年都有充裕的規培來源。
這種制度性缺陷在90年代日本醫生緊缺的背景下，催生了一種大醫院資源畸形過剩：一方面，大學醫院的規培醫生人滿為患，甚至需要通過嚴苛的考核才能獲得規培資格。而與此同時，各大綜合醫院卻面臨醫生嚴重短缺的困境。整個新醫生資源分配嚴重失衡。
在這種失衡的制度下，大多數實習醫生在規培期間實際上難以學到真正的專業知識。然而，規培制度的僵化設計使得醫學生無法自主選擇實習醫院，而醫院卻掌握著決定他們能否通過考核、順利畢業的權力。這種極不對等的權力關系，讓規培生陷入了深深的無奈之中。他們往往被當作重復簡單工作的廉價勞動力，而非被精心培養的未來醫療精英。
更令人感到無力的是，經歷了90年代的醫療體系崩潰后，公立醫院普遍陷入財政困境，規培生幾乎成了整個醫療體系中最容易被忽視和剝削的群體。他們既無法獲得應有的培養，又不得不承受高強度的工作壓力。
2000年厚生省統計，實習醫生實際接受醫療培訓的時間占比普遍低于6成，其余時間都是在處理各類行政工作。以森醫生為例，他在猝死前的基本工作是抽血與輔助性工作，是純粹的機械化勞動。當時多數實習醫生的技能培養水平反而不如80年代，在這樣的培養環境下一旦上崗非常容易造成醫療事故。
1999年日本橫濱醫院發生匪夷所思的切錯患者器官案，該案的始作俑者就是一名剛完成規培的新醫生。而這還產生了另一個可怕的后果，那就是作為最重要的醫生培養制度，一旦在源頭無法發揮正常作用，就不能保證未來醫生的質量。
3.無法被抑制的社會大討論
當時，不僅是實習醫生群體深陷困境，社會媒體也對泡沫崩潰以后嚴重的加班過勞死現象積怨已久。森醫生的猝死案更像是一根導火索，點燃了全社會對規培制度乃至過勞死現象的聲討。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這一制度早已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各大醫院與社會輿論迅速形成對立。雙方首先圍繞實習醫生與醫院是否存在雇傭關系展開激烈爭論，隨后迅速升級為對規培制度合理性的全面質疑，最終演變為全社會對90年代醫療體系崩潰的深刻反思。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討論中，森醫生的父親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他拒絕接受關西醫院多次提出的超過1億日元的庭下和解方案，堅定地表示：“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為了揭露真相，實現醫療正義。”
而從后來的發展情況來看，他的抗爭不僅僅是為給兒子的死討回公道，更是為改變整個醫療體系對規培生的剝削與漠視。他公開揭露了森醫生在規培期間遭受的超負荷工作、缺乏指導以及制度性壓迫，這些細節引發了社會的廣泛共鳴。
這起事件是日本“過勞文化”的一次爆發。長期以來，社會對高強度工作的容忍度極高，醫生、護士等職業更是過勞死的重災區。森醫生的猝死，讓公眾再次意識到，這種以犧牲健康為代價的工作模式，已經走到了極限。而此后發起的“森醫生救救我”運動，更成為推動日本社會改革的一股力量。
“研修醫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薪酬，嚴酷的工作環境，不僅是因為大學醫院陳舊的權利結構造成的，更是反映了醫院對醫生培養制度的漠視。”——《讀賣新聞》報道
最終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2001年6月，時任厚生勞動省勞動大臣的坂口勉，宣布需要對醫生培養制度進行深度改革，并同意成立醫療倫理委員會，對醫生在90年代高強度的工作情況進行調查。
而此時距離森醫生過勞死案的發生已經過去了整整4年。
4.遲到的改變
2002年10月，大阪高等法院在經過5年的漫長訴訟后，做出最終判決，裁定規培醫生與醫院屬于勞動關系，在司法體系第一次對醫生與過勞死的關系進行解釋。此后大學醫院必須要在勞動條件上慎而又慎。
關西醫科大學住院醫師（過度勞累死亡賠償）判詞這樣寫道：“眾所周知，如果疲勞和心理負擔過度積累，長時間工作會損害員工的身心健康。對實習醫生的培訓也是如此。因此，鑒于被告醫院與實習醫生之間的上述關系，作為負責實習醫生督導的醫院，對實習醫生工作條件負有監督責任，二者具有勞動關系。”
但比這場判決更可貴的是，得益于這場訴訟帶來的社會大討論，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當時的政府官員，對醫生辛苦的工作環境有了更加具體的認識，不僅給當時極為尖銳的醫患矛盾帶來了一絲曙光，更是讓政府看到了醫療體系的深層弊病。此案也開啟了日本醫療再生之路，而這也是關西醫院猝死案被稱為日本醫療轉折點的原因。2003年，厚生勞動省首先推出醫師實習補貼細則，從制度上根除了規培醫生免費勞動力的錯誤定位，但提高收入只是這場規培改革的前奏。2004年，厚生勞動省重新修訂已經運行了40年的研修醫條例，從制度上打破了大學醫院對規培生源的壟斷，放寬了實習醫生選擇醫院的權利。此前日本只有80家大學醫院可供實習，改革后政府允許綜合醫院也納入規培制度，這使得實習醫生選擇面大大拓寬。通過制度保護所形成的大學醫院供求失衡局面被打破。
2005年是日本新研修醫制度實施的第一年，有400家醫院參與招募，這是規培制度建立以來，實習生們第一次有如此廣泛的選擇，醫學生擁有了自由選擇研修地點與實習醫院的權利，而這進一步倒逼各大學醫院必須認真輔導實習醫生，否則將無人去他們醫院進行培訓。
自此，日本曾經殘酷的培訓體制逐漸走向了歷史發展的盡頭。后來，隨著日本關西醫院規培生猝死案對社會輿論的沖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到醫生們殘酷的工作環境，這也為2000年后以后日本醫患關系大和解埋下了種子。
關于日本醫療與醫療改革的具體內容，本章只是一個引子，具體內容我們將在醫療篇詳細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