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率下滑的時代，為什么我還要做一本談“結婚”的書

猶記得大學畢業后的幾年內，我頻繁地參加同學、朋友的婚宴，“30歲前解決終身大事”是懸在80后頭上不言自明的魔咒。

而今，公司里的年輕人已婚的寥寥無幾，一路下滑的結婚率也在印證我的感覺：結婚，對這一代年輕人來說，非但不緊急，而且不必須了。

短短十幾年間，發生了什么？

其中原因之復雜，恐怕不是一本隨筆集能解答的。但當我第一次審讀《總之，試著結婚了》（原書名結婚とわたし）的稿件時，一個念頭清晰地出現在我腦海里：這是一份轉折時代的私人記錄，或許不夠先鋒，但足夠真實。

作者山內麻里子是日本著名作家，有《安曇春子下落不明》《東京貴族女子》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

本書收錄的是她2013—2017年在日本知名雜志an·an上的專欄文章，記錄了她與伴侶的同居和婚姻生活。出生于1980年的麻里子，當時三十出頭，雖然得了新人獎，出了一本書，但還是一個需要啃老的小作家，她的視角和體驗非常具有代表性。

請注意這個時間節點，恰好與2012年發端的，以社交媒體為主要陣地的第四波女性主義浪潮暗合。敏感的作家感受著時代浪潮的沖刷，在網絡空間的言論風起云涌之際，在舊雜志的一角，以家庭內部的男女平等為目標，記錄著自身的感受和行動，為時代留下了注腳。

誠然如麻里子在前言中所說：

雖然我有帶著女性主義的視角寫東西的自覺，但從性別意識大幅提高的

21世紀20年代的視角來看，仍然有很多內容感覺太落后了，會讓人產生疑惑。

但是，人是會變的，所以“為了能讓讀者感受到這種變化，我保留了這部分如今看來過時的內容”。

不過打動我的，恰恰是這些“過時的內容”，因為它們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以及身在其中的一個年輕女性的感受。比如突然到來的“29歲危機”：

我忽然意識到，自己二十多歲的日子，就這樣連一件比基尼都沒穿過結束了，我感到了近乎死亡的恐懼。感覺似乎永遠不會結束、無限的年輕的日子，竟然就快要結束了！

等我回過神來，發現已經是二十多歲的最后一年了。

麻里子在年齡焦慮的壓力下，積極投入各種約會中，終于在30歲生日前交到了男朋友，并在兩年后同居，三年后結婚。看到這里，讀者大概會覺得作者是個“戀愛腦”、典型的傳統女性，然而并不是，麻里子坦然地寫下了自己的矛盾之處：

我似乎想結婚，又似乎不想結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結婚，對是否想要孩子也一樣沒有想法。

畢竟我也到了這個年紀，終于到了要和現實對峙的時候。

“隨波逐流”，大概可以概括當時很多年輕人的狀態。直到十年后出版本書時，麻里子在這一篇后面加上了她如今的想法：

結婚生子不是個人的夢想，而是社會性的約定俗成

，如今我已經可以獨立地看待這個問題了。

除去描繪心情的糾結、茫然，這本書大部分的筆墨都用在了對共同生活的講述上。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家務。

同居之后，最讓我感到痛苦的就是

家務勞動之沉重

從一個人變成兩個人以后，麻煩事也翻倍了，家務量竟然暴漲到了之前的三倍左右。

做飯曾經是結婚生活中最讓我憂慮的事。從買食物到洗碗，感覺人生的三分之一都花在了做飯上。

事實上，本書中的文章連載到一半時在日本出版過單行本，書名就叫《誰來洗碗？目標：家庭內部男女平等》。

從前的浪漫愛情電影，演到步入婚姻就戛然而止，之后具體的生活少有涉及。只有親身進入婚姻這座堡壘，才能看到內部的構造，即便是此前對婚姻并無夢幻憧憬的麻里子，也不禁感慨：“與其甜蜜的外表相反，婚姻中充滿了對女性的歧視。”

為什么這么說？作者用無數日常構筑出了大多數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體會到的無形的社會壓力，一種經不起推敲卻被當作“共識”的歧視：

由于受

“家務應該由女人來做”這種邪惡觀念的影響，當洗碗池里的臟盤子堆積如山時，一股輕微的罪惡感就會涌上心頭，盡管很不情愿，還是拿起了洗碗海綿。

憑什么自古以來女人都要被強加這種

“做飯是女人該干的事兒”的壓力。做飯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是勞動。

并不是生為女人就一定擁有做菜的才能，能做出

“媽媽的味道”的老婆婆也不一定就特別喜歡做菜。

好在麻里子絕非“坐以待斃”的日式主婦，從同居的第一天起，就以“家務均攤”為目標而不懈斗爭。一方面，她清醒地認識到“在家庭這個密室內，男女要保持平等的關系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她絕不放棄與對方正面交鋒。

如果單從“分攤家務”的結果看，多年后麻里子成果斐然：

如今，洗衣服、做飯、刷碗、打掃衛生，他全都自覺完成，簡直像換了個人一樣。他確實在成長！沒錯，

男人也一樣，家務做得越多，就做得越好

然而婚姻生活并非爽文，一方激情輸出另一方醍醐灌頂從此煥然一新的劇情從未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反復的交流、討論、修正，麻里子將以上行為統稱為“吵架”。

可以吵架是自己與對方關系對等的證據。男女組合在不知不覺中容易變成上下級關系，所以吵架是保持雙方對等的必要的確認作業。

有趣的是，書中部分文章后還收入了麻里子丈夫所寫的《男方的說法》，提供了另一方的視角和感悟：

在家庭中，對我的私人憤怒和對男性的社會性憤怒常被混為一談，有時我會受到不講理的人身攻擊。

經過她不斷進行的女權談判（或斗爭），我心中的確漸漸萌生了當事人意識。

女人到底在憤怒什么，在追求什么，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日本男性，都不能說自己具備充分理解這些的能力。

但她無論如何都想通過對話來彌補男女之間的隔閡。

麻里子用跨度長達五年的同居-婚姻日記，用無數圍繞著家務分配的煩惱和爭吵，道出了一個真相：婚姻生活固然不是童話，但也不是洪水猛獸，它沒有固定規則，一切都要慢慢摸索。最重要的是，不放棄溝通。

在一個隔閡日深的世界里，我格外珍惜這本重視“溝通”的書。

其中那些圍繞著家庭中的隱形勞動和男女平等的曾經尖銳的觀點，在如今的讀者眼里或許已經顯得平淡，甚至過時，那也是正常的。這本書記錄了來時的路，提醒著每個人，每一點微小的進步、每一個今人眼里的“常識”都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