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搶票太難？來“平替”看大內密檔百年歷險

故宮百年，一票難求，不少未能“進宮”的觀眾悄悄發掘了另一個低調的寶藏“平替”——坐落于祈年大街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史館”）。館內，一史館與故宮博物院聯袂推出的“瑞意十全：清宮檔案文物聯展”人氣正旺，珍貴文物與原始檔案相互映照，娓娓道來古人對“十全十美”的祈愿。

其實，一史館與故宮本就同根同源，2025年亦是一史館建館百年。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之際，便下設文獻部，專責管理宮藏的明清檔案——這就是一史館的前身，也是我國第一個現代意義的檔案館。

說到曾經深藏大內的明清檔案，許多人都會想起那段著名的“八千麻袋”往事。

清宣統元年（1909年），紫禁城中貯存檔案的內閣大庫因年久失修，一角坍塌，修繕迫在眉睫。動工之前，須先清理庫中檔案。恰好溥儀登基，醇親王載灃欲查清初攝政典禮的舊例，好風光一下。可霉味彌漫的大庫，汗牛充棟的檔案，一時間哪能尋見？醇親王大為不悅，當即下令：“花了許多時間，要找的檔案沒有，礙眼的竟是些沒用的東西，留著這么多沒用的檔案干什么，還不如銷毀了吧。”一聲令下，大量所謂“無用”的檔案被揀選出來，露天堆在庭院中，只待付之一炬。

轉機出現在一次飯局上。主管學部的大學士張之洞問學部參事羅振玉：大庫里為何會有古籍？羅振玉答：“內閣大庫即明代的文淵閣舊址，藏書很多，雖然殘破，仍應保存。”彼時張之洞正有意籌辦京師圖書館，聽說內閣大庫中古籍竟占三成，立即上奏，請將庫中書籍劃給學部。

誰知，當羅振玉到內閣大庫收書時，卻見大庭中“紅本”堆積如山。他隨手拿起兩本一看，一本是乾隆時漕運總督上奏的本子，一本是阿桂征金川時的奏章。如此珍貴的文獻，竟然都是待焚之物，不由讓他又驚又痛。

羅振玉再向張之洞求助，經張之洞上下奔走，終使200多萬件從大庫移除的檔案都劃撥學部，逃過火劫。當時學部經費緊張，這批檔案只能被裝入八千個有破洞、無法盛米的舊麻袋，運到國子監敬一亭暫存。“八千麻袋”之名由此而來，而這只是它們顛沛流離命運的開始。

辛亥革命后，“八千麻袋”被移交北洋政府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看管，隨即陷入無人問津的境地。更令人扼腕的是，1921年，北洋政府因財政困窘，竟以區區四千銀元，將這批檔案賣給了西單路口的同懋增紙店。幸好，在檔案即將被化為紙漿時，羅振玉聞訊，以高價贖回，國寶方免于徹底湮滅。

“八千麻袋”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但明清檔案尋得穩妥歸宿，還要等到1925年。這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其下設的文獻部開始系統收集那些沒有隨“八千麻袋”出宮而散落在內閣大庫、軍機處、宗人府、內務府等處的檔案。

20世紀初，內務府造辦處內景。造辦處為清宮制造皇家御用品的專門機構，所存檔案是清宮日常活動的重要原始記錄，現今完整地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0世紀初，內務府造辦處外景。

至1929年，文獻館已匯集明清檔案超過二百萬件，并開始了艱難的點查工作。據當時在文獻館供職的王梅莊回憶：“庫中檔案，都是經過很多時間的紙片，霉氣彌漫，令人作嘔，同人實在不能終日埋頭做這件事情……直到最近，一堆一堆的亂檔，已經清理完竣，但是架頂柜后，尚在遺留灰塵中可以發現紅本，地板上可以鏟起檔冊，隨時隨地仍有發現檔案的可能……”

20世紀30年代初，故宮文獻館單士元（右二）、單士魁（右五）、王梅莊（右四）、律振聲（右六）等先生在內閣大堂整理明清檔案。

文獻館時期，檔案堆積如山。

文獻館職員正在整理檔案。

20世紀初，文獻館庫房內文獻、檔案堆積情形。

盡管困難重重，王梅莊和同事們還是逐漸理出了眉目，然而，更大的危機又來了。九一八事變后，華北告急，深藏宮禁的大內密檔也岌岌可危。1933年，在遷與不遷的爭論聲中，故宮文物啟動南遷。文獻館的檔案被緊急裝滿3773箱，分四批秘密運抵上海，后又轉至南京。

工人將內閣大庫未經整理的檔案搬出，準備裝箱。

第三批南遷文物檔案裝車情況。

到了南京未滿一年，七七事變爆發，歷經劫難的深宮密檔，不得不再次踏上西遷之路。它們被分為南、中、北三路，向大后方轉移：南路的檔案經長沙、貴陽、安順，最終安放于重慶巴縣；中路溯長江而上，過漢口、宜昌、重慶、宜賓，終抵四川樂山安谷祠堂；北路則經徐州、鄭州、寶雞、成都，翻越險峻秦嶺，最終落腳于峨眉山下。

十余年間，行程數萬里，這些檔案奇跡般地躲過了戰火與轟炸。新中國成立后，西遷檔案陸續重返北京。而當年被羅振玉搶救的“八千麻袋”，幾經輾轉后，除運到臺灣的部分，最終也安身于一史館。如今，一史館所藏的明清檔案總量達1000萬件（冊）之巨。

從紫禁城深鎖的重門之內，到面向公眾的國家級檔案館，百年風雨守護，昔日大內密檔重重歷劫的往事，已化作一座巍然屹立的文明寶庫，靜待每一位訪客前來。

文/楊麗娟

圖/李松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