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麥青｜上海圖書館藏隋《常丑奴墓志》善本兩種讀后

《明拓常丑奴墓志兩種》，江吟主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144頁，358.00元

現存上海圖書館的隋《常丑奴墓志》端方舊藏本及陸恭松下清齋舊藏本，皆屬國家一級文物，堪稱難得雙璧。今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原色精印，原樣分冊，合裝成套，并附仲威先生所撰題解文字，以饗同好，實屬學林藝苑之福音。筆者于此二本，亦久有興趣，因藉此佳緣，試就其相關者，略述所知，期作同道方家進一步研究鑒賞的引玉之磚。

上圖陸恭本《常丑奴墓志》

隋代墓志名品中最為世稱道者，無疑當屬《董美人》《常丑奴》《元公》《姬夫人》及《尉富娘》《蘇孝慈》諸志。而倘論傳本珍稀，則似應首推《常丑奴》，蓋因《董美人》志石雖亦早已下落不明，然其存世拓本，仍稍有數量；殘骸僅存之《元公》《姬夫人》兩志，其原石完整時所拓，亦不乏傳本。至《尉富娘》與《蘇孝慈》兩志，雖前者向有龐（芝閣）、李（山農）兩家各自所藏究竟何為原石之謎，后者至今石存而拓本又有所謂無跋、刻跋及鏟跋的先后之別，但皆非稀見。而出土于明代末年的《常丑奴墓志》，其石至乾隆中即已佚失，傳世拓本，迄今所知者，僅五件半或六件半，即上海圖書館的端方舊藏本（以下簡稱上圖端方本）和陸恭松下清齋舊藏本（以下簡稱上圖陸恭本），上海博物館的吳湖帆曾取與《董美人墓志》配成“既丑且美”之金氏冬心齋舊藏本（以下簡稱上博金冬心本），蘇州博物館的沈樹鏞舊藏毛意香題跋本（以下簡稱蘇博沈樹鏞本），現存國內私家的徐乃昌舊藏整紙拓本（以下簡稱整紙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當年張伯英覓求三十年僅獲的殘存過半之本（以下簡稱北大張伯英本），以及曾見于二十多年前沈浩所撰《從〈常丑奴墓志〉再述古代的志墓和墓志》（刊于《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九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12月）一文中注記為在上海博物館的費念慈舊藏本。故其雖未能躋身如《張黑女墓志》之類的存世孤本之列，但仍可比肩《崔敬邕墓志》等，堪稱珍稀。正如上圖端方本內光緒甲辰（三十年，1904）三月間端方題跋中所言：

此本出江南故家，輾轉流入京師。余懸重直收之，取與《崔敬邕志》相配，亦自謂合之兩美矣。或猶謂不如以配《張黑女》，夫《黑女》世無二本，豈易遽致者哉？即此，已聊足自娛耳。

上圖端方本《常丑奴墓志》

而吳湖帆當年在跋其所藏上博金冬心本時，亦謂：“常府君志為隋刻中第一僅見之本，與魏刻《崔敬邕》皆天地間有數文字。”并于其所題《丑奴兒慢·次蔡友古韻》一詞中，贊為“《崔邕》身價，《張玄》品第，《蕭敷》流亞”，直接將其與《崔敬邕墓志》《張黑女墓志》《蕭敷墓志》等一流名品，相提并論。

上述各本中，上圖端方本曾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碑帖名品”（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3月）系列中，影印出版，除略有放大之外，又可能欲使其原來比較模糊的字口筆畫顯得清晰而處理過度，致墨色與原本偏差稍大；上圖陸恭本二十多年前曾編入當時上海圖書館仲威、沈啟治等編集的《隋墓志選萃》（湖北美術出版社，2001年2月）一書中，單色影印。上博金冬心本先收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中國碑刻全集》（4），后又作為“上海博物館藏碑帖珍本叢刊”第三輯（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年12月）的其中之一，單本成冊，皆原色影印。今存私人藏家的整紙本，據桑椹先生《近代影印善本碑帖錄》（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年12月）著錄，則早在民國五年（1916）即已與另一劉聚卿（世珩）舊藏剪裱本以珂羅版黑白影印，合裝一冊；后又由趙萬里先生輯入其《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1月）中，縮小石印。北大張伯英本的彩色縮印圖版，亦曾收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金石拓本菁華》（文物出版社，1998年4月）一書。而蘇博沈樹鏞本，則好像一向未見印行。

上博金冬心本《常丑奴墓志》之一

王壯弘先生在其《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7月）及《崇善樓筆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10月）二書中著錄《常丑奴墓志》時，皆曾有評述：

拓本流傳至罕，清張塤已有為訪此志踏破芒鞋而終不可得之語，故王蘭泉、嚴可均、陸紹聞、陸星農諸家，均未收錄。以羅叔言搜求之博，所見也僅三本：一為費念慈（藏）本，一為劉聚卿藏本，一為南陵徐積余藏整紙本。以近世所見者，除此三本之外，尚有端陶齋藏本（曾歸皖江劉氏，現在上海圖書館），潘祖蔭藏趙?叔跋本（曾藏吳縣吳氏），陸謹庭舊藏本（有翁方綱跋，歸上海文管會，現轉藏上海圖書館），以及最近在蘇州博物館所見沈均初舊藏毛意香跋本，其余未所聞見。七本中以陸謹庭本及沈均初舊藏本為最精細。此志字跡較他志差小，書法妍麗。原石久佚，拓本流傳又僅此數本，故極為名貴。

其列舉的羅振玉所見之費念慈藏本，可能就是《鄭孝胥日記》（勞祖德整理，中華書局1993年10月）中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廿七日（1901年3月17日）所記及者：

夜，應費屺懷之約于公陽里，觀所攜《詒晉齋帖》一本，有吳荷屋跋；《絳帖》一本，最佳；《閣帖》一本，費云非祖本，乃泉州刻，神采極佳；《常丑奴志》，后有翁覃溪響拓一本并跋語；《崔敬邕志》，乃初拓本；皆佳。坐間晤顧緝庭、楊彝卿、祝少英、趙竹君、王旭莊、孫述庭等，竹君約廿八晚。至十二點乃散。

而此日鄭氏等所見者，又是否與前揭沈氏《從〈常丑奴墓志〉再述古代的志墓和墓志》中注記的在上海博物館者，同屬一本，則暫莫能明。至劉聚卿藏本及南陵徐積余藏整紙本，似當為民國五年（1916）有正書局一并以珂羅版影印之底本，其中劉聚卿藏本前有沈樹鏞題簽：“隋滎澤令常丑奴墓志，校經廬珍藏”，又有趙懷玉（味辛）、汪谷題跋。而上博金冬心本內吳湖帆題跋中，則記：“陳淮生所得一本，亦吾家舊藏，有趙味辛題字，拓墨較此淡而粗，且有泐損，壬寅以后流佚者。延鴻閣主人，為清貝子溥倫也。丁卯年淮生攜示，余得寓目，上有校經廬印，知曾藏外家沈氏。”該本內陳淮生丁卯（1927）歲暮所題跋語中，亦謂：“往在京師，得常志于延鴻閣主人。持示湖帆，竟是君家故物。”則其當年所得者，或即有正書局取以影印之劉聚卿藏本。另據前揭《近代影印善本碑帖錄》記述，有正書局所印該本中，除毛用吉、沈樹鏞、劉世珩（聚卿）各家諸印之外，尚有費氏“屺懷”一印，但未及鄭孝胥所記費氏藏本“后有翁覃溪響拓一本并跋語”等。而鄭氏記其于費念慈處觀《常丑奴墓志》時所見的翁氏“響拓一本”，至民國戊午（1918年）曹元忠題跋徐乃昌藏整紙本時，亦有憶及：“二十年前在費西蠡齋頭，見覃溪響拓陸謹庭本。”

至王氏所評“七本中以陸謹庭及沈均初舊藏本為最精細”一事，張彥生先生《善本碑帖錄》（中華書局，1984年2月）中，亦有記曰：“見最舊拓是上海舊書店歸上海圖書館本，沈樹鏞舊藏，翁方綱跋，左下角不缺。其次又吳湖帆本、毛意香本。又上海博物館藏端方舊藏、與配本《崔敬邕》合裝本。北京大學藏大半本，為張伯英舊藏。”其所記由“上海舊書店歸上海圖書館”，且有翁方綱題跋的“最舊拓”本，正是上圖陸恭本，故宮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的《劉九庵日記》1958年12月21日日記中，劉先生記其由京抵滬，“在古籍書店看了幾本帖，如宋拓《圣教序》，《隋常府君墓志》（丑奴），是陸謹庭藏本，有翁方綱、張塤題跋”。知該本當時確實尚在上海古籍書店，故自1956年起即在該店從事碑帖書畫征集工作的王壯弘先生，于前揭《崇善樓筆記》中，亦有專條著錄：“此冊剪裱本，下角尚未缺，字畫較它本清晰。惟未（末）殘字被剪去，至可惜耳。此冊為陸謹庭舊藏，翁方綱題簽，并有翁氏及張石公跋尾，今錄如下……”現以其所錄兩家跋文，與上圖陸恭本后翁、張所題互校，除個別細小誤差之外，基本相同。至張彥生先生稱該本為沈樹鏞舊藏，則似有誤差，恐與其謂端方本藏上海博物館等一樣，皆屬一時誤記。

上圖陸恭本內翁方綱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閏三月為陸氏所作題跋，亦見收于其《復初齋文集》卷三十一，題作“跋隋滎澤令常府君墓志”，惟無署年日月。考史之外，并及拓本筆畫及書體等：“此本尚不甚泐蝕，惟字畫極淺細爾。然結體遒整，絕去齊梁魏周之習氣，而開虞、歐、褚、薛之先路。評唐人正書者，以斯為大輅椎輪矣。”而六年之后的乾隆庚戌（五十五年，1790），其為江秋史（德量）藏本題跋時，則曰：“昔見吳門陸謹庭所藏舊拓本，字字完好，嘗手摹一通。”也許面對江氏藏本，翁氏原先感覺的陸謹庭本“尚不甚泐蝕，惟字畫極細淺”，相比之下，已幾可謂“字字完好”；而當年江氏所藏者，即上博金冬心本也。今取兩者精印之本，同幾并觀，遂知翁氏所言，頗近實情。復取兩本細校，則更得其詳。茲擇其要，列舉如下：

上圖陸恭本志文開首第二句“黃運肇興，既冠冕於東國”，上博金冬心本“肇興”及“既”三字皆已不可見，“運”字亦僅右上角殘存少許。

此外，上圖陸恭本志文中，“為鄯善之強族”之“族”字，“人雄汧隴”之“雄”字左半，“經綸王業(yè)”中“經綸”二字之“糸”旁，“去六郡之桑麻”之“郡”字，“承三輔之風俗”之“承”字，“三年，轉鄯善下士”之“年”字，“遷天官府治中士”之“府”字，“又授鄭州滎澤縣令”之“鄭”字，“昔趙嘉逸士”之“趙嘉”二字，“猶題圓石”之“石”字，以及頌詞內“節(jié)全奉使”之“節(jié)”字，“巖巖光祿”之“祿”字，“扇席承顏”之“扇”字等，上博金冬心本中，皆已幾不可辨，甚至全不可見。

另有“魏明帝去河洛之王里”之“帝”字，“君養(yǎng)志家園”之“家園”二字，“縱情丘壑”之“縱”字，“春秋八十有六”之“六”字，“君孝以承親，誠惟事主”之“親”字，“烈烈太常”之“常”字等，上博金冬心本中相應各字，亦較上圖陸恭本明顯模糊難辨。

當然，也有上博金冬心本稍勝者，但數量較少，僅約六、七處，多為上圖陸恭本中已經剪失之字，如“筆動云奔”之“筆”字，上博金冬心本雖已泐損大半，但仍殘存“竹（艸）”頭及右邊筆畫少許，而上圖陸恭本中已整字剪去。“○推英果”，上博金冬心本中“推”上一字，其左邊似依稀可見“言”旁上半，吳湖帆據此釋為“讓”字，而上圖陸恭本中亦已剪失。“而漏盡鳴鐘”之“鳴”字，上博金冬心本尚可見其“鳥”部下面四點，上圖陸恭本則全部剪失。此外，上博金冬心本中尚存而上圖陸恭本中已經剪去者，還有“乃為頌曰”之“為”字，“大夜遄深”之“深”字，以及碑文最后“第五子”之“子”字。

由此可知，王壯弘、張彥生兩先生皆以上圖陸恭本為傳世諸本之最，其說確實可信。而稍居其次的上圖端方本和上博金冬心本，再經互校之后，亦知其各有千秋，前者所存可辨之字雖略少于上圖陸恭本，但仍稍多于后者；若就拓本字口筆畫的整體狀貌而言，可能因前者墨色稍重，故應該還是后者較前者清晰可觀。至蘇博沈樹鏞本，雖王壯弘先生亦稱其與上圖陸恭本同為所見各本中最精細者，然未得獲見，無從判斷。惟沈氏《漢石經室金石跋尾》中，有題“隋滎澤令常丑奴墓志”者，由其文中“此為吾吳毛氏舊藏本”一語推測，或當與蘇博沈樹鏞本相關，因附錄于此：

石在陜西興平縣崇寧寺壁間，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之說如此。至張瘦銅舍人（塤）修《興平縣志》時，則已遍訪不得矣。此為吾吳毛氏舊藏本，咸豐辛酉冬友人攜示，寇警，仍歸之。同治丙寅五月從都門回，于滬上購得。墨緣有定，夙愿竟償，故附志焉。

上圖陸恭本《常丑奴墓志》張塤校記

上圖陸恭本后，除翁方綱題跋中略涉校字之外，另有張塤專門校記，謂：“予撰《興平志》，求此碑不可得，乃借舊家所藏鈔本，錄入志內。乾隆甲辰閏三月，謹庭新得此碑，其中殘泐之字為裝手割去，不能成句。今依鈔本錄于后，于金石信有夙緣矣。”其所列校補十五條，今以上圖端方本、上博金冬心本及北大張伯英本等合校，除少數如“金行失馭”之“金”字、“乃為頌曰”之“為”字、“大夜遄深”之“深”字等間得偶存之外，其他亦多剪去，或僅有極個別者稍見點畫殘存。而上圖端方本后諸家題跋中的羅振玉長跋，雖亦以考校志文為主，然其不同于張塤者，則是以拓本文字，校補張廷濟（叔未）《清儀閣金石跋尾》中所錄志文。惟其學術含量，當不遜前賢。羅氏此跋署年為宣統二年（1910），而五年之前的光緒乙巳（三十一年，1905），其題跋今北大張伯英本時，即已對張氏《清儀閣金石跋尾》中所錄志文，有過校訂。因當時所據者為殘存大半之本，故僅得校記六條。及獲見端方藏本，遂再校昔日張氏釋錄之文，并先述其緣起曰：

隋《常丑奴墓志》石佚已久，傳世舊拓至罕，且多漫漶，故張尗未先生作釋文，謂就日影照，乃能釋錄。此本氈拓至精，字跡朗朗可辨。今以校張釋，正訛者十有三，補釋者三。

北大張伯英本《常丑奴墓志》羅振玉題跋之一

隨即逐條列舉，依次校釋；一一考說，精細入微。并對張祖翼以泥金小字所書釋文及校記，附作勘訂，最后有感而曰：“玉嘗謂金石文字之校錄，倍難于考證，非眼明心細、博見洽聞者，不克盡善。然非得善本亦不辦，因不得漫詆前賢也。”

上圖端方本《常丑奴墓志》羅振玉題跋

至民國丙辰（1916年），徐乃昌以所藏整紙本付有正書局影印，又請時居海東的羅振玉題跋。前揭《近代影印善本碑帖錄》著錄的有正書局所印徐氏舊藏整紙本中，即有羅氏題跋記其事曰：

隋《常丑奴墓志》傳拓頗罕，平生所見三本：一為劉聚卿京卿藏本，一為費屺懷太史藏本，一為陶心云觀察藏本。劉、費二本皆剪裝，惟陶本乃整紙，光緒戊戌在滬上，予曾一見之。歲丙辰，陶君藏本歸吾友徐積余觀察。觀察既付影印，郵印本至，屬為跋尾。前三本中，屺懷藏本以壬子秋寄海外乞書（筆者案：此句似尚未結束，故與下文接讀，稍覺不太通順。或當作“……寄海外乞售”，然未見影印原本，姑且存疑），留寓齋者兼旬。曾據彼本校勘吾鄉(xiāng)張叔未解元所錄文一過，補釋三字，正張釋之訛者十一字……

于是，羅氏即以昔日考釋所得，再校徐氏所寄印本，“則同者十五六，余則印本漫漶，不可辨矣”。另有疑義數處，亦因“印本漫漶不可別”，只能“異日過滬上，再就觀察乞原本觀之，或可定為何字乎？”故其跋文內所列舉者雖頗可觀，實皆多舊得。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第十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所刊《羅振玉手札》（丁小明整理）中，有羅氏致徐乃昌手札十七通，其中恰有述及為徐氏題跋《常丑奴墓志》者，其第十一通內，羅氏即向徐氏坦言：“承委跋《常丑奴墓志》，玉及錄舊日考正張叔未先生誤釋之字諸紙，敬希雅教。”信末所署日期為九月廿一日，與前揭《近代影印善本碑帖錄》中所錄有正書局印本內羅氏題跋署年“丙辰九月廿一日”，正相吻合。惟羅氏跋語中述其平生所見《常丑奴墓志》三本，卻未及曾經其長篇校跋之端方藏本，似頗令人費解。

又據羅氏記述，其丙辰年（1916）題徐氏整紙印本時所錄舊日校記，似當為壬子（1912年）秋以費屺懷（念慈）藏本校張叔未（廷濟）錄文所得者，計“補釋三字，正張釋之訛者十一字”，較前述其宣統二年（1910）跋端方藏本時的“正訛釋者十有三，補釋者三”，稍有出入。今兩相核對，知羅氏于端方藏本題跋中所列“（第四葉）四行‘寧唯王阜’，‘唯’訛作‘惟’”，“第五葉一行‘神璽鄉(xiāng)’，‘璽’字訛作‘皇’（此據別本釋之，是本‘神’下一字為褾工截去）”，以及“第八葉‘第二子石州司戶參軍事榮’，‘石州’訛作‘原州’”三條，皆為其題徐氏整紙印本跋文中所無；而羅氏跋徐氏整紙印本中所舉“‘扇席承歡’，‘歡’訛作‘顏’”一條，亦不見于其為端方藏本所作題跋之中。今檢上圖陸恭舊藏、上圖端方舊藏及上博金冬心舊藏諸本，則“顏”字皆尚可辨，上博金冬心本內且有吳氏小字旁注，曰：“‘扇席承顏’之‘顏’字，張尗未不誤，羅叔言誤‘顏’為‘歡’。湖帆校記。”

因此，就目前所知所見而言，曾經羅振玉題跋考校的《常丑奴墓志》諸本中，上圖端方本或當為其中白眉。而北大張伯英本、上圖端方本以及徐乃昌舊藏整紙本三本內的羅氏跋文，皆未見于羅繼祖、王同策所編十二卷本《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0月）中，似又可供關注羅氏金石碑版題跋者，參考采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