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和《日本論》比較

文︱關品方

筆者近日到過中山小欖參觀一年一度的菊花展，又關注到蔣介石的結拜兄弟戴季陶，加上近日有關日本的事情甚囂塵上，于是想到以前看過的《菊與刀》和《日本論》這兩本書。

《菊與刀》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首次出版于 1946 年，79年來歷久不衰，相當罕見。

二戰末期，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取得優勢，但面臨日本可能寧死不降的局面，考慮到戰后如何處理日本，美國政府遂于1944 年委托本尼迪克特從文化角度研究日本，《菊與刀》就是其研究成果，旨在為美國制定戰后對日政策提供參考。

該書認為“菊”作為日本皇室家徽，代表精致美學；“刀” 象征武士道文化，代表鋒利決絕。二者隱喻日本人性格的二重性。該書談到以下幾點。

首先是等級制，認為日本是一個等級社會，等級觀念深入社會各層面，上級下級、先輩后輩有嚴格尊卑區分。其次是恥感文化，認為日本人對名譽極度珍惜，看重事情給自己帶來的榮辱，而非事情本身的是非。若被羞辱，日本人可能會采取激烈的方式報復以挽回面子。該書作者認為日本的國民性格具有雙重性，既愛美又黷武，既尚禮又好斗，既忠誠又叛逆。報恩文化濃厚，為了報恩可以毫無原則，在報答“天皇恩典”方面更是盲目盲從。

明治天皇恢復乾綱獨斷的大權后，1868年開始維新，目標是全面西化，脫亞入歐，獨霸亞洲；那是大幅度歷史性變革，對日本文化和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涉及日本人的情感偏向、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準則和倫理道德。對天皇的尊崇，對權力的服從，成為唯一的最大公約數。

《菊與刀》被譽為 “現代日本學開山之作”，對研究日本國民性及文化有重要價值，是跨文化研究的巨著，也是充滿現實主義的力作，為美國戰后對日的政策合理化護航，包含了政治實用主義的味道。其要害是維持日本的天皇制度，無視裕仁是主要戰犯的歷史事實，因而一直引發爭議。

《菊與刀》作為當年一部經典著作，在揭示日本文化矛盾性方面具有重要價值應予肯定。書中的主要觀點筆者都贊同，但也存在缺失。例如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該書基于二手資料和間接觀察，缺乏對日本社會的直接體驗和“田野調查”（field investigation）。這種寫作方法過于主觀粗疏，只是合理推論，導致對日本文化歷史背景的理解不夠全面、不夠準確、不夠深刻。

明顯的缺失是對日本文化只作單一解釋。例如將日本文化歸結為 “恥感文化”，過度強調等級制和服從性等因素，簡化了日本文化的復雜性。日本文化是多元、動態、變化的，單一的解釋框架無法涵蓋其多樣性。例如，指出“恥感文化”沒錯，但日本人的官能主義有其無恥和獸性的一面。

《菊與刀》出版于 1946 年，受到二戰后美國對日本占領和改造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它的研究其實無法完全客觀地反映日本文化的本質。書中較少涉及地理環境和經濟發展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地理上日本孤懸海外、資源匱乏、災害頻仍（地震海嘯和火山噴發）塑造了日本民族獨特的自私自利、放縱驕橫和我行我素的性格（認為上天對日本不公，對外侵略掠奪是理所當然）。這方面的嚴重缺失，導致該書對日本文化的解釋不夠全面，有美化之嫌。

隨著時間推移，日本社會戰后以來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沖擊下，年輕一代價值觀的轉變，《菊與刀》不可能考慮到這些變化，因此已無法準確解釋當代日本社會的文化現象。當前要研究的關鍵問題是為什么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揮之不去。這才是對日本文化的靈魂拷問。

《菊與刀》的缺失比比皆是。筆者自詡是知日派，略有發言權，認為應結合其他研究視角，才能夠全面地理解日本文化。例如，日本人因為名譽受損而使用不正當的暴力來肆意報復所遭遇到的侮辱，并不被視為是愚蠢行為。因為重視自尊（面子）的緣故，日本人對有損“名譽”的事情常懷戒備之心，有些事情甚至會采用極端方法來避免受辱或報復受辱。

筆者個人觀察，日本人心底有不自信的基因，因此往往堅持要求他人對自己有回報的義務，又有嚴格要求自我約束的所謂集體主義的倫理準則（喝醉酒之后另論）。日本人不把私欲看成是罪惡，這方面的道德要求極低，導致他們對感官享樂非常寬容。日本人不以亂倫為非法（法律上只是不允許近親結婚），在性方面的社會活動和個人行為是方便的宣泄。戰時慰安婦的系統性安排令人發指，暴露其深植的民族劣根性。這方面筆者有深層感悟，因為太骯臟，本文不欲多談。

《菊與刀》揭露日本人頑固保守與狹隘扭曲的心理，但不夠深刻。從洗澡睡覺、吃飯喝酒等日常，都能夠看出日本人沒有把肉體的官能需求當做罪惡，肉欲享受與道德操守可以互不沾邊。日本的色情產業世界第一，但不以為恥。日本人認為現世今生沒有善與惡、對與錯、罪與罰的清晰對立，只有成與敗、存與亡、勝與負的斗爭。他們不認真看待前世與來生，只重視今世今生。

日本人未真正吸收到中國“仁”的理念。日本人不認同“仁”的約束性，認為只是德行的標準之一，不必與自己的性惡進行斗爭。當集體放縱時，是“惡魔的飽食”。這是一種以自大和夸大來掩飾自己缺乏自信和自律的思維。這方面的分析屬于民族文化心理學的范疇，筆者日后如有機會，另文再論。

總而言之，筆者同意“菊”與“刀”代表日本人的雙重性格。這種矛盾性格，貫穿日本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世界，可以是天使，同時是魔鬼。菊的比喻源自杉本夫人對其參加花藝展（插花藝術，“生花”、ikebana）的描述，她以去掉菊花上固定姿態的細線圈而感到無盡的喜悅。這種喜悅來自擺脫束縛。日本人對于釋放自己做盡壞事往往能感受到他人感受不到的幸福和激動。日本人心中的刀，既象征“義理”，也代表“亂暴“。《忍者》可以揮刀保皇，《大佐》可以揮刀亂斬。成功就放浪縱恣，失敗就自行切腹、“無理心中”（先殺人后自殺，同歸于盡“攬住死”，因此有“神風突擊隊”）。被束縛的菊花，解下了細線圈是美感；舉起軍刀殺人，大東亞共榮圈是煉獄。

另一部名為《日本論》，作者戴季陶，是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1928年首次出版，岳麓書社4年前（2021 ）再版。該書從多個角度分析了日本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社會，為理解日本和中日關系提供了重要的視角。

戴季陶指出，日本從中國哲學中汲取了 “仁愛觀念” 和 “天下觀念” 等重要思想，但有扭曲。該書探討了日本從幕府時代到明治維新的轉變，分析了日本民族特性的形成及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表現，揭示了日本存在的神權迷信及其對天皇國體的影響。戴季陶指出明治維新有兩面性，既肯定其變革精神，也指出其中存在的軍政商互相勾結的封建本質。戴季陶認為日本自古就有侵略中國的企圖。中國對日本缺乏足夠的關注，導致中國在近現代與日本交鋒的過程中，因為長期輕視日本、不夠知己知彼而處于下風。

《日本論》強調中國人對日本的研究匱乏，呼吁加強對日本的了解，中國有深入研究日本的必要性。筆者對此深表贊成，認為日本文化中既有吸收了中國優良文化的一面，也有其獨特的民族性、殘留的部落搶奪的陰暗一面有待教化。戴季陶定義中日關系的本質是 “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這觀點反映了他對中日關系的深刻洞察，到今天仍發聾振聵，筆者基本認同。再版的《日本論》應被視為研究日本的重要參考著作之一，其深刻的獨特視角值得高度重視，對新時代如何正確看待日本有啟示作用，提醒我們要警惕其侵略野心、以硬實力壓服、消防其復辟軍國主義的圖謀，但也應學習日本在科學技術、經營管理和文化藝術領域的正面的長處。

筆者認為，研究日本應該通過現象看本質，揭開隱藏在表象下的深層原因，從而提升應對日本挑戰的長期有效的綜合能力。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包括臺灣復歸中國、琉球脫離日本、日本領土限制在北海道、本州、四國和九州；中國有權在日本駐軍。至于釣魚島列島，近年中國海上警巡艦隊持續駛入該海域巡航并依法維權驅趕日本漁船，日本抗議無效；等同中國通告全世界已實質控制釣魚島列島海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戴季陶在日本生活多年，作為孫中山秘書親歷了中日關系最錯綜復雜的歷史階段。他對日本的了解，一般人無法比擬。戴季陶認為日本自古就有侵略中國的企圖，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更是從未停止。反之，中國卻鮮有認真地深入關注這個一衣帶水搬不走的鄰邦。在兩國近現代的激烈交鋒中，中國之所以長期處于下風，正是因為對日本缺乏深入透徹的認識。如今《日本論》成書已近百年，對于中國了解日本國情、民族性格、風俗習慣，以及中日關系的發展與變遷仍有裨益。

我們現在還需引用百年前《日本論》為參考價值，證明當代對日本的研究或嫌不足。戴季陶又名戴傳賢，浙江湖州人，早年留學日本（和蔣介石是同宿舍的室友）；后加入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五四運動期間在上海主辦《星期評論》，介紹馬克思主義，1920年參與籌建中國共產黨上海支部。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一大；當選宣傳部部長和毛主席結識；在黃埔軍校期間和周總理共事。他1949年2月離奇逝世。蔣緯國的長相和他極其相似。戴季陶的傳奇一生，還有百年前大批留日中國革命家的行止，值得筆者另文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