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樂府之后，我做了一個老年出版品牌“在川上”

我今年50歲，早已進入人生的下半場，最近參與創辦了一個關于老年的新書品牌，叫“在川上”。公司里的同事比我年輕一點，但似乎也已經飽經滄桑，老去和死亡，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成為日常談話中的重要主題。我跟TA們講去年見到的一位阿姨，60歲的時候，決定重啟人生，去特拉維夫讀大學，學習老年營養學，既為了對自己的人生后半程負責，也為了換一個方式，再次加入社會。我們都敬佩這位阿姨的決心和力氣，也希望我們以后做出來的書，能有同樣的力氣，能夠陪伴每一位面朝老年的讀者，認真老去。

認真老去，是需要學習的。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陪媽媽做了一個很大的手術：心臟二尖瓣置換。手術的決定是我做的，我鼓勵媽媽，一次性解決問題，換一個好的瓣膜，再好好活20年。話說得很輕松，但我們心里都知道，這么大的手術當然有危險，醫生的術前談話也再三強調，手術技術很成熟，但5%的失敗率，是客觀存在，手術臺上、ICU病房，甚至普通病房，每一個都是關口。事實上，媽媽手術前兩天，就目睹了一個手術失敗的病例，家屬哭天搶地，手術團隊也很沮喪——那恰好就是要給媽媽主刀的那個團隊。醫生問我們要不要改時間，或者要不要換主刀醫生，我們最終決定不換：拖的時間越長，恐懼就會越多，而且，我們相信媽媽的生命力。

“雄赳赳，氣昂昂……”，進手術室的時候，媽媽唱著歌給自己打氣，我也在心里暗暗祈禱。所幸手術很成功，媽媽在ICU病房住了兩夜，醫院就通知我們，可以轉到普通病房去恢復了。沒想到就是這次轉病房，差點出了一個大岔子。

“趕快帶我回家，他們想殺掉我，他們要抽光我身上的血！”這是在ICU病房的出口，媽媽看見我時說出的第一句話，她一邊說，一邊要拔掉插在身上的腹腔積液導管。那個瞬間，我嚇死了，也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我只知道，那根導管千萬不能拔。我是按著媽媽的手進電梯的，出電梯的時候她死死抓住電梯門不放，護士嚇壞了，媽媽一遍又一遍講述著發生在ICU病房的謀殺，讓我幫她拔掉管子，讓我救她回家。我哭著求媽媽放手，我們先回到病房再說。我想最后應該是對兒子的愛發生了作用，媽媽無奈地說，“傻崽，你被他們騙了。”她放開手，任由我把她推進了病房。

我上網查了一下，媽媽這種情況，叫“術后譫妄”，她在全身麻醉和大手術之后，出現了幻覺。在幻覺之中，ICU病房變成了殺戮場，身邊的病友一旦睡著就被安排死去，媽媽在恐懼之中配合著輸液、吃藥、喝粥，努力睜著眼睛不要睡過去，真不知道，這樣的兩個夜晚，她一個人是怎么扛過去的。我把這一切解釋給媽媽聽，她根本不信，甚至一直到出院的時候，她也不相信那一切只是幻覺。

而對我來說，最大的困惑則是，為什么術前談話里，沒有告知“術后譫妄”的可能性？是不可以說嗎，還是說這不重要？如果媽媽在那一刻真的把腹腔導管拔出來了該怎么辦！事后我又去了一次ICU病房，這次我看清了貼在門口的一張告知書，大意是病人術后如果有激烈反應，院方可能會采取拘束措施，請家屬理解。

這個困惑在編輯我們第一本書的過程里，意外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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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by Yangzi

這本書叫《照亮黃昏：一名老年病醫生的建議》，作者露西·波洛克是一位從業30多年的老年病醫生和老年社會活動家。書里面記錄了一個心臟手術的病例，作者作為老年病醫生，協同心臟外科醫生為一位老年動脈瘤患者提供服務，前面都一樣，外科醫生解釋了手術的風險和不手術的風險，讓患者自己做決定，不同的是，這里出現了一份宣教單，專門解釋“術后譫妄”。

“它引用了一些家屬的親身經歷，來幫助理解這種常見疾病的發展過程：

髖關節手術后，我母親變得非常困惑、易怒。她不停地扯輸液管，對護士大喊大叫。我們都很震驚，因為她平常很有禮貌。

父親變得非常糊涂。他有時昏昏欲睡，有時又焦躁不安。

那份傳單解釋了術后譫妄通常會自行消退，但也不總能恢復正常。它還寫明患者可以采取什么辦法來降低發作的風險。冊子里還有空白頁，供患者記錄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日常習慣，以及當意識混亂、把病床簾當成牢房、把熟人當成邪惡壞蛋時，可能帶來安慰的行動。這是一份既坦誠又令人心驚的宣傳冊。”

原來這一切，是可以預先告知的。別人已經這么做了，我們也應該這么做。不僅僅是寫在書里，也應該張貼在醫院里。哪怕就只為了這一點，做這樣一本書也是有意義的，這就是我讀到這個段落時，最直接的一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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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想法是羨慕，羨慕那位即將做心臟手術的老人，羨慕那位決定放棄腎臟透析的老人，羨慕那位堅決不愿意去醫院的敗血癥老人。羨慕他們有一位如此專業的老年病醫生陪在身邊，給出專業支持，也給出精神安慰，她不會干預病人的決策，但她的存在，為病人的任何一個決策，都提供了某種力量。

事實上，根據英國國家衛生與服務優化研究院（NICE）的指南，符合高風險標準的敗血癥患者，是應該“轉送至醫院接受急救治療”的，但“這是指南，又不是鐵軌”，波洛克醫生最終選擇了尊重患者，給予“醫院在家”服務。她說，“醫生們對冒險感到不安，但我們往往很難看清真正的風險所在。兩千年前維吉爾就發現，我們的治療可能比疾病更糟糕。”她還特別強調了NICE指南的卷首聲明，認為它特別重要，“在考慮執行指南時，充分結合患者的個人需求、偏好和價值觀。這些建議不是強制性的。患者及其家人、照護者或監護人有責任協商并做出適合個人情況的決定。指南并不凌駕于這種決策責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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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黃昏》是“在川上”這個品牌的第一本書，但其實是我第二次參與編輯制作露西·波洛克醫生的作品。她的第一本書叫THE BOOK ABOUT GETTING OLDER，樂府在五年前就簽下了，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名字叫《變老之前要知道》，里面有一些硬核的經驗和方法。相比之下，《照亮黃昏》更溫柔，它的硬核在更深的地方，在波洛克醫生30年老年醫學實踐中悟出的一條黃金法則里：用你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去對待老人。換句話說，就是，“理解老，看見人”。嗯，這本書的英文原名，其實就叫THE GOLDEN RULE（《黃金法則》）。需要注意的是，在波洛克醫生那里，這條法則不是要求，而是對自己作為一名醫生的自律，也是對醫學作為公共服務的一種期待。這條法則是一句老話，說出來很容易，但只有懷著真正的溫柔和真正的堅定，才真的有可能去做到它吧。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我們的一位老作者，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長者，全科醫生胡冰霜老師。我們出過胡老師的作品《與病對話》，也正在編輯這本書的續編，《與病同存》，寫的是她今年已經91歲的母親。

胡老師曾經是精神科醫生，后來轉了全科，加入和平隊去蒙古行醫，再在四川大學教書，現在致力于老年康復醫療，在一家康復醫院當院長。而在此之前十多年，她付出了幾乎所有的精力和心力，花在母親的老年身心健康上面。從白血球低到心房纖顫，從皮膚瘙癢到心源性休克，從凍瘡到失眠，胡老師小心翼翼處理母親的任何狀況，既保守又大膽，保守用藥，大膽按摩，她理解母親必然也必須與病同存，但在不需要戰勝病魔的前提下，依然可以獲得高質量的生活。她敦促母親畫畫、練習書法、學太極拳、寫文章回憶童年與故鄉，再幫助母親，把她的畫作贈送或者捐贈給老年康復機構，甚至在疫情期間擺地攤幫母親賣畫，為的是讓這些作品對母親有更多意義。她真的賣掉了很多畫，甚至在給留學生院講座的時候把畫賣去了遙遠的加拿大。每次去胡老師家，我都會感慨于她母親滿滿的生命活力，那是一位女兒、一位醫生，用自己的生命托舉起來的。

胡冰霜老師是我心目中的醫者典范，溫柔、專業、也理解自己的尺度，而在《照亮黃昏》里，我讀到的是又一位醫生的典范，她沉浸在一個又一個老人的生命之中，有時候有作為，有時候很無奈，但所有時候，她都給出支持——這恰好是胡冰霜醫生現在在老年康復醫院的工作。我把這本書給胡老師讀，她寫了一段話，抄錄在這里：

這是一本懺悔之書。讓我們知曉了醫者的無奈與內疚：診斷不夠堅持、診斷太過堅持；治療過早、治療太晚；告知了謊言、告知了真相；實施了心肺復蘇、放棄了心肺復蘇......。

這又是一本智慧之書。“日落綜合征”讓我們理解了老年的譫妄。“歷史性的處方殘余”“銀盤子上的藥物”展示了過度治療的現狀。“搖擺的敘事”甚至提示了家庭的歷史災難可能使孩子性格更平穩，韌性更好。作者還以最大的真誠和熱情給出了“醫院處方”以外的“社會處方”。

這是一位醫生對另一位醫生的惺惺相惜。這本書，我們邀請了生死學者、心理咨詢師彭小華老師翻譯，她又邀請了一位同伴，從事緩和醫療和安寧醫療的夏燕飛醫生，這之后，兩位譯者又邀請了浙江醫院副院長、第11屆中華醫學會老年醫學分會副會長陳新宇老師為中文版作序，這是另一個惺惺相惜的故事，陳新宇老師說，“波洛克博士超越了技術層面，觸及了衰老這一人類共同境遇的靈魂核心。她提醒我們，在算法與效率的至上的時代，比精準診斷更重要的，是傾聽生命故事的耐心；比完美干預更珍貴的，是接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智慧；比延長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護人之為人的聯結、選擇與意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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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一位醫生寫的，另一位醫生參與了翻譯，但它當然并不僅僅面向醫學界。波洛克博士有非常強的公共意識，她寫了疫情期間的養老院狀況；她寫了面對一位性少數群體老人時，自己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她寫了同行長輩對當下醫院和醫生情況的擔憂：在壓力和疲憊，以及繁瑣的行政手續之間，年輕醫生正在失去同情心——這不是一個行業的問題，是整個社會都在面對的現實，面對這種現實，我們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從我開始，提供一點點驅動。在這本書的最后，波洛克醫生說，“我們總是在說老齡化人口，仿佛那是一個與我們不相干的隔離在外的群體。事實并非如此，我們都是正在變老的人——我是，你也是。我們都在其中，一起前行。”

“在川上”

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再說說“在川上”這個品牌。做書差不多十年了，冥冥中好像有某種牽引，我們做的很多書，都和老年人有關：楊本芬奶奶寫母親和家人的命運，阿包阿姨寫自己痛切的人生，胡冰霜醫生寫父母和家人的疾病，畫家亦鄰在《我還記得》里記錄慢慢失去記憶的母親，攝影師吳為在《我是外公外婆帶大的孩子》里寫下對祖輩的思念，還有《該熄燈了》，那是一位藝術家對死亡的凝視和微笑。我珍視這些書，里面有最赤忱的，對父母祖輩的愛，對世界的熱情，我羨慕這些。

我想“在川上”的書，是對這個出版方向的某種延續，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給老年人的健康建議，而是相信，老年只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這個時段或許不同，或許更難，但依然可以綻放生命的光彩，哪怕這光彩帶著疼痛。

我們現在只有三本書在出版編輯過程之中，后面兩本，分別是創意寫作教師貝絲·卡普蘭的《五十步寫下你的人生》，學者呂永林、芮東莉的《六十歲以后的寫作課：秀英奶奶的故事》，呂永林老師也是前面那本書的譯者——這兩本書一個提供方法，一個提供具體案例，面向每一個普通的老人，TA們可以記錄自己的人生，TA們也可以記錄身外的世界，只要老人開始寫，TA們就能獲得某種新的力量，新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真的只是在面向老年嗎？露西·波洛克醫生說，她喜歡做一個游戲，讓人們給80歲的自己提一個建議，在問了很多人之后，她忽然意識到，人們給80歲的自己的建議，真正的對象，其實就是此刻的自己。

所以，“在川上”，終究還是一個從“我”出發，從個體出發的出版品牌。我們的slogan是“不再踏浪奔騰 那就溫柔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