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丨【煙火人間】我的老師

畢飛宇

一九六四年一月生于江蘇興化，一九八七年畢業于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現供職于南京大學文學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著有《畢飛宇文集》。代表作有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莊》；中篇小說《青衣》《玉米》；長篇小說《平原》《推拿》《歡迎來到人間》等。另有小說講稿《小說課》，非虛構作品《蘇北少年“堂吉訶德”》，對話錄《小說生活》（與張莉）。曾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英仕曼亞洲文學獎。二〇一七年獲法國文化部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作品被翻譯為二十多個語種發行。

2025年10月30日，我的老師周而琨永遠離開了我們。接到噩耗之后，大約有三四個小時，我的腦海里全是周老師，當然，是周老師40多年前的模樣。我的腦袋就處在了這樣的一種回環的狀態。我算了一下，那時候的周老師也才50出頭，正處在她作為大學教師的黃金歲月。周老師教我們外國文學，我的外國文學課英國文學部分大多是她講授的。

我在19歲的那一年考入了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就在大二，我20歲的那一年，周老師走進了我的課堂。當然，我早就認識她了，知道她是外國文學教研室的。那是改革開放的早期，我們的男老師們大多還穿著灰色中山裝。外國文學教研室的老師們卻相當特殊，他們郊游，他們野炊，他們的衣著與眾不同，他們的言談與舉止與眾不同。當他們騎著自行車從郊外返回，路過校園的時候，車隊浩浩蕩蕩。其實，車隊總共也就五六個或七八個人。然而，在寂靜的校園里，這個小小的自行車隊卷來了不一樣的風，它只能和必須浩浩蕩蕩。周老師自然在車隊里，那時候她還不認識我。周老師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她獨特的騎車方式，在她把握車龍頭的左手里，永遠壓著一塊手帕。那自然是擦汗用的。老實說，我從沒有見過一邊騎車一邊擦汗的人——如果當年的揚州師范學院做一次評選，評選最優雅的老師，我估計周老師的選票會遙遙領先。

周老師終于站在我們的課堂上了，她的課非常吸引人。在經濟學界，有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之分，請允許我套用一下這個概念，在大學的文學課上，其實也存在一個宏觀文學和微觀文學的區分。我們為什么如此熱愛周老師的課？因為她具體，她特別地注重作品本身，尤其是小說的人物。無論是線性的結構性的人物，還是過渡性的拼圖式的人物，周老師通常都會一一拎出來，分析、比對。許多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感受到周老師與小說人物之間的共振與共情。這樣的課總是讓人過目不忘和過耳不忘的。老實說，把文學課當成哲學、社會學、語言學乃至于歷史學課，當然也可以，甚至會不乏它的高妙，然而，對于中文系的本科教學而言，文學首先得是文學，得是文本，無論如何它也不該規避文學的本質。在我看來，文學的本質反而是它的方法論。這就需要我們的老師具有極為敏銳的審美感知和極為銳利的洞察能力。周老師是這方面的典范。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的許多同學正是在周老師的講解之下愛上文學并懂得何為文學的。對我來說，周而琨老師是一個讓我受益終身的老師。

我個人非常懷念那時的大學課堂，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突如其來的松弛讓我們似乎能聽到骨骼的吟唱。學生們的求知欲是瘋狂的，而老師們則是寬容的，一味寬容，那寬容幾乎到了嬌縱的程度。我是校園里少數的幾個留長發、穿喇叭褲和早戀的問題青年，最嚴厲的一次批評來自系團總支副書記袁建林，他特地把我叫到辦公室，沒有過渡，直接問：“戀愛了？”我也沒有過渡，直接回說：“是的。”袁老師反而有些害羞地背過了身去，說，注意點啊。怎么個“注意點”呢，袁老師沒說。我告訴袁老師說我“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這些。而在課堂上，我不止一次讓我的老師下不了臺，我從來沒有擔心會有什么“后果”，唯一的后果就是我越來越愛他們。

我很愛我的周而琨老師，每一堂課后，我都有數不清的問題要請教她。我所有的任課老師都知道一件事，我喜歡糾纏老師。周老師終于對我說話了，沒想到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她反過來問了我一個問題：“外語怎么樣？”這讓我很驚詫。這個問題太奇怪了，為了考大學我才學英語的，我都考上了，我學那個東西干什么呢？我告訴周老師：“不怎么樣。”口吻是理直氣壯的。周老師看了我一眼，眼神有點奇怪。周老師重復說：“外語要好。”

我們這一代人最為遺憾的一件事就是基礎差。我想周老師是知道的，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說這話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其實根本就沒有能力和周老師對話。可我盲目，我自信，一下課就要纏著周老師。周老師的耐心真好啊，很多時候，就在我們教室的門口，我要把我最新的、有關西方文學的閱讀體會對周老師說一說。周老師一般都是低著頭，偶爾也點點頭，臉上始終是微笑的。在我的記憶里，周老師從不批評人。她就是微笑著，聽。在談話的結尾，她會這樣告訴我，這是一個老的問題，談的人比較多；或者說，這個說法比較新，有爭論。

那時候我寫詩，是20世紀80年代揚州師范學院里著名的校園詩人，狂得很。有那么一度，我的重點放在了波德萊爾的身上。讀完了《惡之花》，二年級本科生的興致上來了，寫了一篇關于波德萊爾的“評論”，題目很嚇人——《論波德萊爾》。在一堂課的課后，我就把我的《論波德萊爾》交給了周老師。后來的每一天我其實都在等，我多么地希望能在學校的操場或者食堂遇到一位陌生的同學，他帶來了周老師的口信，說，周而琨老師讓你到她的辦公室來一趟。可是，一個星期都過去了，什么都沒有發生。我有點慌。

終于有那么一天，周老師的課結束了。下課的時候，周老師看了我一眼，我就跟著周老師來到了教室的外面。周老師把我的稿子還給我了。回過頭來看，以我當時的能力，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鄉村長大的、20歲的大二學生寫《論波德萊爾》類似于什么呢？類似于一個木匠把全縣的樹都砍了，然后，告訴別人他建了一艘航空母艦，就在豆腐坊的碼頭上。什么是年輕？年輕就是除了自己的雄心他什么都不知道。在后來的歲月里，我經常想起這件事，我也問過我自己，如果我是當年的周而琨老師，我會如何面對這個20歲的年輕人呢？我會對他說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呢？我不敢往下想。我的周而琨老師當年是怎么做的？她很親切地微笑著，對我說：“你和我的兒子有點像呢。”周老師的兒子是誰，我知道，我們都知道，這個我不敢當。這是周老師對我最大的褒獎了。可周老師又是如何批評我的呢？沒有。一個字都沒有。她只是告訴我，“外語要好”。

我聽懂了嗎？沒有。我真的沒聽懂嗎？懂的，那是很多年之后了。多年之后，羞愧涌上了我的心頭。我非常慚愧，在我像個愣頭青一般修建我的“航空母艦”的時候，我的老師周而琨就是這樣呵護我們的。

（作者系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

本文選自：微信公眾號光明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