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十五五”科技成果高效轉化體系

科技成果轉化是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關鍵環節，是連接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橋梁。《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強調，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轉化應用，布局建設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平臺，加大應用場景建設和開放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建議》將科技成果轉化置于更突出位置，成果轉化直指發展新質生產力目標，強調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強調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引導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使企業從“技術使用者”轉變為“轉化主導者”，推動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力，形成“產學研用”一體化轉化體系，旨在突破大量技術成果無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這一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瓶頸。

本文在總結“十四五”時期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取得成績的基礎上，深入剖析當前科技成果轉化仍然存在的問題，并為“十五五”時期構建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提供政策建議。

圖/中經視覺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成效顯著

科技創新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將科技成果轉化為實際產品和服務，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和市場化是科技創新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是加快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科技成果轉化置于科技創新體系的關鍵位置，通過政策完善、機制創新和生態構建，推動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總體取得了跨越式發展的顯著成績，為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共登記技術合同99.4萬項，合同成交額6.8萬億元，已經提前完成“十四五”規劃目標。2025年前三季度，全國共登記技術合同64.4萬項，合同成交額4.8萬億元，同比增長18.3%，延續了高增長的良好態勢。高新技術領域技術合同占比顯著提升，技術轉移的質量和附加值不斷提高。

企業成果轉化主導地位增強，發明專利產業化水平與發達國家水平相當。通過政策引導和資源集聚，企業從技術成果的“被動使用者”逐漸向“主動轉化者”轉變。政策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更多承擔國家科技攻關任務，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不斷提高，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力度持續加大，推動創新資源向企業加速集聚。比亞迪、華為等龍頭企業牽頭的技術創新項目，實現了從實驗室研發到量產應用的快速轉化，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引擎。《2023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2023年，我國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達51.3%，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依次為51.0%、57.9%、53.9%和33.8%。

轉化機制不斷完善，激發高校、科研單位科技成果轉化積極性。針對高校科研單位成果轉化的痛點難點，我國推行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全國范圍內開展職務科技成果賦權試點和單列管理改革，多地推行成果轉化現金獎勵政策，獎勵資金不受績效工資總量限制，打破“唯論文”的評價導向，科技成果轉化貢獻納入人才評價標準，有效激發了科研主體的轉化積極性。2024年，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利轉讓許可備案次數達7.6萬次，同比增長39.1%。

通過制度創新，產學研合作更加緊密，專業化服務體系初步形成。“十四五”期間，產學研合作機制不斷創新，合作模式更加靈活多樣。比如，北京信息科技大學采用“零門檻+里程碑支付+收入提成”的方式實施轉化，既減輕了初創企業的資金壓力，又保障了學校的利益。近年來，隨著各地推動承載園區、概念驗證中心、中試驗證平臺和小試基地、共性技術平臺等扎實落地，加速源頭轉化技術“熟化”，有效彌補了高校院所及科研機構的研發成果與市場化、產業化、成果化之間的脫鉤斷鏈，重點解決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最后一公里”問題，特別是在新能源電池、生物醫藥等領域，中試平臺使成果轉化周期縮短30%以上。據統計，現已構建起“3家國家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產權交易機構+12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1084家高校院所自建的技術轉移機構+1.9萬多家研發與轉化平臺+1.6萬家各類科技型企業孵化載體”的多層次技術交易網絡，形成覆蓋“研發—中試—產業化”的全鏈條服務體系。

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

《建議》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核心戰略任務，明確科技成果轉化是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抓手。目前，科技成果轉化仍存在體制機制障礙、高校科研單位“專利多、轉化少”的結構性問題、小微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支持不足、科技成果轉化的專業化人才缺乏、重點攻關技術領域成果轉化不突出等問題。

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改革進入深水區。盡管近年來我國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體制機制障礙仍然是制約轉化效率提升的關鍵因素。一方面，以“三權下放”為主線的權屬改革對成果轉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科學范式加速變革、經濟主體更加多元、創新體系全面重構，傳統的轉化機制已難以適應新時代要求。高校院所科研人員等主體不斷在知識商品的生產者、管理者、經營者等角色間并行或切換，因時、因地、因企、因人、因事優化權屬配置，已經成為對新時代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深化改革的迫切需求。

首先，科研評價體系與激勵機制的結構性矛盾仍然制約科技成果轉化。“重理論成果、輕成果運用”的科研評價體系，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具體考核機制設計不利于科技成果轉化。比如，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績效考核主要以論文發表、課題申報、獲獎情況等為核心指標，而科技成果轉化的貢獻權重明顯不足，這使得科研人員更注重論文發表，而對成果轉化積極性不高。激勵機制的錯位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導致科研人員轉化動力不足。近年來，國家和地方出臺了一系列激勵政策，大幅度提高科技成果參與人員的收益比例，但落地難、落地手續復雜，也挫傷了科研人員對接科技成果轉化需求的積極性。

其次，職務科技成果權屬管理與國有資產管理的制度性沖突仍然存在。各地積極開展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的創新實踐和試點探索，已經取得一定實踐經驗，但“十五五”時期仍然是需要擴大機制改革試點范圍和繼續推廣成功實踐經驗的重要時期，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覆蓋面擴大至全國所有省屬以上高校及科研院所，讓更多具有重要轉化價值的科技成果快速及時有效地進入產業化環節。全面推行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單列+盡職免責”三位一體制度，明確國有資產監管“容錯清單”，允許科研單位自主決定成果定價與轉化方式，簡化審批流程至“最多跑一次”。

最后，產學研合作機制的系統性障礙短期仍未改變。產學研缺乏系統、長期、多元的合作模式，難以形成穩定的產學研聯盟，合作模式不僅效率低下，也難以實現深度的知識轉移和技術創新。在產學研合作中，科研機構、高校、企業之間因目標導向、風險承擔、收益分配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又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溝通機制，影響了合作效率，由于缺乏相互的信任，也增加了合作風險。

科技成果轉化結構性失衡問題需重點解決。“十四五”期間，科技成果轉化取得了十分顯著成績，隨著成果轉化進入攻堅克難關鍵期，成果轉化中結構性失衡問題的解決是提升轉化水平的重點。

其一，發明專利產業水平偏低。據統計，2023年，我國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9.6%，實用新型專利產業化率為57.1%，外觀設計專利產業化率為66.0%。發明專利產業化率低，意味著大量優質創新成果“沉睡”，許多承載著關鍵技術的專利因未轉化而失去技術時效性；同時，在科研成果轉化激勵和評價機制下，部分科研人員為追求“短平快”的成果產出，轉向技術門檻較低的實用新型或外觀專利研發，間接擠壓了核心技術攻關的資源與精力，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目標形成錯位。在高端制造、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發明專利是構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護城河”，發明專利產業化水平低，直接導致企業難以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企業陷入“低端競爭陷阱”，產業升級缺乏技術內核驅動，無法實現從“技術突破”到“產品迭代”再到“產業變革”的完整鏈條，制約了新質生產力的培育進程。在全球科技競爭格局中，發明專利的產業化能力直接決定了國家的核心技術話語權。我國發明專利產業化水平偏低，在關鍵領域形成技術斷鏈風險的同時，也制約了我國全球創新話語權的提升。

其二，高校、科研單位“專利多、轉化少”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嚴重。盡管“十四五”時期高校、科研單位科技成果轉化活躍度顯著提升，但“專利申請數量多、實際轉化應用少”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成為制約創新價值釋放的關鍵瓶頸，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要求存在差距。

高校專利轉化結構性失衡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系統性梗阻。高校科研以“發表論文、申請專利”為核心目標的考核導向，導致專利成果重數量輕質量，與市場需求脫節，先天缺乏轉化基礎。同時，長期受職務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影響，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賦權改革等政策在高校、科研單位的落地還需一定周期。另外，高校普遍缺乏專業化中試基地和技術轉移團隊，無法完成從小試到量產的關鍵跨越；高校專職技術經理人平均每校不足2人，難以支撐大量專利的市場化對接工作。

其三，資源配置失衡問題也是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關鍵瓶頸。在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中，資源配置失衡已成為制約轉化效能的關鍵梗阻。這種失衡并非簡單的資源短缺，而是資源在主體、領域、環節間的“錯配”與“空配”。一是高校與企業資源供需錯位。創新資源過度向高校、科研單位集中，而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轉化資源供給不足。這種“高校有成果無轉化能力，企業有需求無資源對接”的錯位，導致大量專利陷入“沉睡”。小微企業還因為缺乏轉化資金支持和專業技術經理人，其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相對大中型企業較低。二是中試與早期轉化資源嚴重“空配”。資源集中于研發與產業化兩端，而連接兩者的中試、概念驗證等關鍵環節成為“資源洼地”。三是東中西部資源分布兩極分化。科技轉化資源向東部發達地區高度集聚，中西部地區陷入“資源虹吸”困境。某西部省份高校發明專利平均轉化周期達18個月，較東部同類高校長1倍，核心原因是缺乏本地化的技術交易服務平臺。

資源配置的均衡化是科技成果轉化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只有讓資金、人才、平臺等資源精準流向轉化瓶頸環節，才能破解科技成果轉化的困局，為“十五五”時期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高效的資源支撐。

構建高效科技成果轉化體系

科技成果轉化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持續的探索和實踐。只有不斷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才能充分釋放創新活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建設科技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基礎。首先，繼續修訂完善相關法律。例如，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進一步細化科技成果的概念內涵、權屬界定、轉化流程等核心內容。特別是要明確職務科技成果與非職務科技成果的認定標準，建立清晰的產權界定機制。同時，要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等知識產權法律，加強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相關科技成果的保護力度。其次，制定配套法規規章。目前各省市已經制定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包括《北京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等。根據各省市條例實施經驗，制定國家層面的科技成果轉化條例，細化法律規定，增強可操作性。各部門應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特別是在成果管理權責、成果評估、價值認定、收益分配、風險分擔等關鍵環節，要有明確的操作規范。最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立科技成果知識產權快速維權機制，縮短維權周期，降低維權成本。同時，要加大對侵權行為的處罰力度，提高侵權成本，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環境。

優化管理體制是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的關鍵。一是加強科技成果轉化頂層設計，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在中央科技委員會下成立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管理委員會，統籌協調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委員會由國務院分管領導擔任主任，成員包括科技、財政、國資、教育、知識產權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各地方政府也應建立相應的協調機構，形成上下貫通的管理體系。二是明確部門職責邊界。建議制定科技成果轉化部門職責清單，明確各部門的職責邊界和協作機制。科技部門負責政策制定和統籌協調；財政部門負責資金保障和監管；國資部門負責國有資產監管；教育部門負責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指導；知識產權部門負責科技成果的保護。各部門應建立信息共享機制，避免多頭管理。三是建立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服務網絡，提供“一站式”服務。建設國家科技成果轉化“一張網”平臺，整合全國技術供需信息，實現“需求發布—精準匹配—交易撮合—權益登記”全流程數字化，平臺應涵蓋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中介機構等各類主體，形成資源共享、信息互通的網絡體系。推行科技成果轉化“一站式”服務，將涉及多個部門的審批事項集中辦理。對科技成果轉讓、許可、作價投資等事項，實行分類管理，簡化審批程序。特別是對不涉及國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科技成果，應最大限度地簡化審批流程。

健全評價體系與激勵機制是激發科技成果轉化活力的核心。第一，完善評價機制。針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等不同類型的科研活動，建立差異化的評價標準。專利和論文數量不是所有科研活動的唯一評價指標，只有具有創造性、新穎性和實用性的技術研發成果才以市場轉化為目標申請專利保護，防止高校、科研單位盲目申請專利，追求數量。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職稱評審體系，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在職稱評審中的權重，對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科研人員，可以破格晉升。將成果轉化納入地方政府與高校院所績效考核核心指標，并且權重不低于20%。第二，優化收益分配機制。要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獎勵制度，對轉化成功的項目給予獎勵。提高科研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科研人員的成果轉化收益比例普遍提高至80%以上。對承擔風險較大、投入較多的科研人員，可以給予更高的分配比例。同時，要建立動態調整機制，根據成果轉化的不同階段和收益情況，合理調整分配比例。創新激勵方式，還應加強精神激勵和職業發展激勵。可以設立科技成果轉化貢獻獎、創新獎等榮譽稱號，對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員給予表彰。同時，要為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人員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和發展空間。

創新轉化模式是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的重要途徑。首先，強化企業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主體地位。建立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聯盟，逐步構建“企業出題、政府立題、高校院所解題、市場驗題”的協同創新模式，企業根據市場需求提出技術難題，政府組織專家論證并設立科研項目，高校院所負責技術攻關，市場檢驗成果效果，形成“企業—高校科研單位—企業”“市場—實驗室—市場”的科技成果轉化閉環。其次，建立長期穩定的產學研合作關系。鼓勵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建立長期戰略合作關系，通過共建實驗室、研發中心、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等方式，進行技術入股、知識產權作價、聯合開發，實現各方利益的深度綁定、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風險共擔。最后，探索推廣多元化的成果轉化模式。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浙江“先用后轉”模式，允許企業先“免費試用”科技成果，滿意后再支付費用。這種模式可以降低企業的技術引進風險，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率。探索“先投后股”模式，政府或投資機構先以債權方式投資，待項目成功后再轉為股權投資。這種模式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同時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資金支持。建立“技術托管”平臺，由專業機構負責科技成果的管理和轉化。科研人員可以將成果委托給平臺管理，避免其只懂研發不懂市場導致成果轉化失敗。繼續鼓勵各地探索新的成果轉化模式加以推廣。

加強源頭創新和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轉化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內容。科技成果轉化要聚焦國家戰略需求，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和源頭創新，有力支撐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新質生產力培育。特別是要關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成果轉化需求，探索差異化的政策支持模式。需要針對不同行業、不同類型的科技成果，制定更加精準的政策措施。

強化支撐體系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保障。一是加強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制定技術轉移人才培養規劃，建立多層次的人才培養體系。在高等院校設立技術轉移專業，培養專門人才。同時，要加強在職人員培訓，提高現有人員的專業水平。建立技術轉移人才認證制度、職稱評價制度，提高行業準入門檻。二是建設專業化服務機構。建議支持建設一批專業化的技術轉移機構，提供技術評估、價值認定、知識產權、法律咨詢等全方位服務。對服務機構給予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鼓勵其做大做強。同時，要加強服務機構的監管，提高服務質量。三是完善金融支持體系。建議建立多元化的科技金融體系，包括科技銀行、科技保險、科技擔保等。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尤其是加大對小微科技型企業的融資支撐服務。完善科技型企業上市融資機制，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建議建立科技成果轉化風險基金，由政府、高校、企業等多方共同出資，用于分擔轉化過程中的風險。四是加大對中試平臺的投入，建設一批公共中試基地。中試平臺應具備技術驗證、工藝優化、產品試制等功能，為科技成果的工程化、產業化提供支撐。同時，要建立中試平臺的共享機制，提高使用效率。五是加強應用場景布局和開放力度。針對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建立“技術成熟度評價+應用場景開放”聯動機制，每年發布100個國家級重大應用場景，加速前沿技術產業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與國外機構開展合作研究，共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同時，要鼓勵中國科技成果“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徐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