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視的女騎手，夾縫中的性別博弈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外賣騎手大多是男性。從比例來看，女性在這個行業中始終是少數。根據美團研究院的調查，2020年女騎手只占總騎手人數的7.4%，即使疫情后有所增加，她們的存在依然顯得微不足道。

一些女性之所以成為騎手，是因為丈夫先跑外賣，覺得還不錯，就介紹妻子加入。夫妻二人往往來自農村，孩子留在老家由老人照看，他們則在城市拼命送單，攢錢還債，供孩子讀書，買車蓋房。

而對于一些離婚女性來說，成為騎手則顯得更加艱難。她們中很多人曾是全職主婦，離婚后才發現自己幾乎沒有任何工作經驗，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她們要靠自己生存，也許還要贍養父母、撫養孩子。送外賣成為她們暫時的避風港，甚至是生活的全部支撐。

相比之下，在小城市或鄉鎮，女騎手更多以兼職身份出現，利用接送孩子、做家務的間隙，抽空跑幾單，補貼家用。她們在母親與騎手兩個身份之間小心翼翼地尋找平衡。

無論全職還是兼職，這些女性的勞動經驗都存在一個共同點：她們始終在與性別規訓進行博弈。

外賣行業是一項高強度、快節奏、重體力的勞動，帶有強烈的男性氣質。對女騎手而言，這意味著她們要不斷打破社會對女性“騎車技術差”“方向感不好”“容易出事故”的刻板印象。她們不僅要與訂單賽跑，還要應對家人、同事、路人、顧客對她們的雙重質疑：既質疑她們作為騎手是不是足夠專業，也質疑她們作為母親和妻子是不是足夠盡職。

于是，許多女騎手學會了如何在幾秒鐘內規劃路線、應對突發轉單、管理時間壓力。她們在勞動過程中努力隱藏自己的性別身份，盡量表現得迅速、果斷、干練，像是一個合格的騎手。

但在面對現實風險的時候，她們仍然是更容易受到傷害的一群人。一些女騎手提到，夜晚接單的時候她們會刻意避開偏僻路段，尤其是深夜送餐時，她們也會忍不住緊張和害怕。她們說：“要是那時候出點事，可能也沒人幫得上忙。”

與此同時，女騎手并不會刻意否認自己的性別。相反，她們懂得在合適的時機，合理地利用社會對女性身份的預設。

她們逐漸形成了一套“示弱”的應對策略，善于利用自己女性的身份進行軟性地協商。比如與小區保安溝通的時候，她們會更有耐心；與著急的顧客解釋的時候，她們更傾向使用溫和的語言。很顯然，這樣的交流方式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沖突，讓她們得以更高效地完成送外賣的任務。

可以說，這些軟性的溝通技巧，已經成為女騎手在這個行業中爭取便利、維持生存的重要武器。

此外，女騎手們也嘗試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小社群。在這些社群里，她們更注重情感交流和相互支持。她們分享工作經驗，吐槽平臺政策，關心彼此生活，甚至在線下結成“騎手姐妹團”，互相照應。她們努力打破平臺勞動的孤立感，在流動的勞動現場中，為彼此創造一個溫暖、安全的臨時港灣。

有人說，女騎手是平臺勞動里最容易被忽視的群體，但或許，也正是她們讓這個高度男性化的訂單體系有了一絲柔軟的人情味。她們在家庭與勞動、性別與效率之間不停地切換身份，時而奔跑，時而退讓，時而示弱，時而堅強。

成為女騎手，意味著她們不得不在夾縫中求生。但也正是在這夾縫里，她們悄悄拓寬了屬于自己的空間。

2.當過渡的零工，成為生活的常態

起初，送外賣似乎只是許多勞動者的權宜之計。有人想短時間內賺點快錢，有人想趁找工作的空檔緩一口氣，也有人因為家庭變故而臨時加入。平臺經濟用“靈活”和“自由”的宣傳口號吸引了無數人，他們相信，只要努力奔跑，就能很快脫離這段零工生活，迎來更好的機會。

但現實并非如此。所謂的“過渡勞動”，正在慢慢成為一種停滯的狀態，一種看似臨時、實則永久的困境。

許多外賣騎手并沒有像最初設想的那樣，迅速離開這份工作。相反，他們在平臺的規則里越陷越深。有人因為拼勁十足獲得了可觀的收益，不舍得離開；有人離開后發現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重新回到騎手的行列；還有人原本只是臨時打工，卻因經濟壓力無法脫身，一送就是幾年。

這種“過渡”沒有盡頭，反而成為了一種新的常態。

更重要的是，平臺通過技術手段，一步步將這份過渡性的勞動變成了一種無法逃脫的結構。不管是政府對平臺經濟的監管，還是企業對算法規則的精細調整，其實都在共同維護一個看似流動、實則固化的勞動格局。

平臺不斷吸引新人加入，利用高流動率保持低成本。騎手們在這個流動的旋渦中快速進出，有人疲憊地離場，有人興奮地入局，但平臺的運轉絲毫不會受到影響。

這就是零工經濟的真正邏輯：勞動者快速地流動，制度的結構則穩如磐石。

送外賣從來不是騎手們的夢想，也談不上多喜歡。但他們還是留了下來，因為離開之后，未必還有更好的選擇。有人說，跑外賣是逃出了一個坑，又掉進了另一個坑。這種被動感，幾乎成了零工勞動的真實寫照。

但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能看到騎手們在被動中尋找主動的努力。他們試圖在算法的縫隙中爭取一點點掌控生活的可能。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有人成為短視頻博主，有人聯合媒體曝光不公，也有人選擇用徹底離開來抗議。

然而，抗爭的結果并不總是樂觀，有時甚至換來更隱蔽的懲罰。當集體化的勞動已經遠去，當每個人都是龐大系統里的一個分子，抗爭也變得脆弱和無力。沒有組織，沒有工會，沒有正規的合同，只有彼此松散的鏈接和偶爾冒出的聲音。

最終，他們的勞動都深深嵌入了這個數字化、碎片化、流動化的時代。

這是一個永遠“過渡”的時代。

我們以為他們可以隨時離開，但其實過渡勞動早已成為他們生活的常態；我們以為他們在等待更好的機會，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正被這份過渡性不斷吞噬。

正如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對于外賣騎手來說，這份枷鎖或許并不總是平臺給的，有時候，也來自于我們所有人所參與的社會結構，以及我們對這份勞動形態的默許與習以為常。

在外賣騎手不停奔跑的身影背后，我們或許也需要一起來思考：如果勞動的過渡性成為一種永恒，誰來為他們，甚至是為我們自己，指引出路？又是誰，把這條路，徹底堵死？

《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

孫萍 著

內容編輯：莉莉周

監制：翻墻陳

配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