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事兒還真得追溯到40億年前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困擾了人類數千年。

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對“存在本質與因果循環”的沉思中，最早系統性地提出了這一難題。“雞從蛋中孵化，蛋又必須由雞所生”，這個完美的邏輯閉環讓他深感困惑——若追溯因果鏈條的起點，必然陷入“無限回歸”的悖論。基于其對自然界的觀察與“潛能與現實”的哲學思想，他最終認為：雞與蛋必然是一直存在的，沒有開端。

千年之后，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們接過了這個難題。13世紀的“神學之王”托馬斯?阿奎那等學者將其與《圣經》創世敘事相聯系——根據《創世記》中“上帝直接創造成體動物”的教義，他們傾向于認為“上帝先創造了成體的雞，再由雞生蛋延續物種”，這一觀點成為經院哲學闡釋該問題時一種頗具影響力的觀點。

然而，無論是哲學的思辨還是神學的啟示，都未能真正解開這個循環的邏輯死結。

直到現代科學將目光從宏觀世界投向分子層面，我們才驚訝地發現，這個古老的謎題，在生命最基本的運作規則中，竟有一個嚴絲合縫的翻版：

先有遺傳物質（DNA），還是先有功能分子（蛋白質）？

DNA是“蛋”，需要作為“雞”的蛋白質來復制自己（好比“下蛋”），而蛋白質的合成信息又存儲在DNA里（好比“雞從蛋里孵化”）。和“雞蛋之辯”一樣，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死循環。

直到核酶（一種具有催化功能的RNA）的發現，人們才真正觸碰到這個死結的答案：

也許最初，雞和蛋是同一種東西。

生命的起源

RNA這個名詞，你一定在中學生物課本里聽說過。但也僅限于聽說過而已了——它的“兄弟”DNA，才是那個備受青睞的寵兒。

科學家搞的人類基因組計劃，關于DNA；警察收集比對生物信息，關于DNA；狗血網劇里做親子鑒定，關于DNA；就連我們這些普通人想表達對某個東西的熱愛，都喜歡用“我的DNA動了”這樣的句式。

在生命科學的敘事中，DNA長期占據著敘事的中心，其雙螺旋結構如同不朽的經典，被反復頌揚。而RNA曾一度被簡化為信息流中一個模糊的中間體，靜默地隱于DNA的輝煌光環之下。

真是既生D，何生R！

可就在人們以為DNA研究將解開生命本源之問的時候，前面提到的那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成了個繞不過去的坎。

正當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一直默默無聞的RNA，出馬了。

科學家發現，RNA這個看似簡單的分子，具備一種神奇的雙重能力：它既像DNA一樣，可以存儲遺傳信息；又像蛋白質一樣，可以折疊成特定三維結構，催化各種生化反應。

于是，一個大膽的假說被提出：在生命起源之初，可能存在一個“RNA世界”。

在那個原始的地球上，第一批能夠自我復制的生命形式，可能就是RNA分子。它們既攜帶了遺傳密碼，又能催化自身的復制。后來，為了追求更高的穩定性和效率，才將存儲信息的任務交給了更穩定的DNA，將大部分催化功能交給了更多樣化的蛋白質。

“雞”和“蛋”，由此開始分野。

假說提出之后，全球的生命科學家們紛紛開始涉足RNA研究。他們在實驗室里，用簡單的化學物質模擬原始地球環境，一步步驗證RNA自復制、自組裝的可能性。結果顯示，雖然完全重現40億年前的場景依然困難重重，但RNA無疑是目前最合理的生命起源的“第一守護者”。

由此，一度曾被視為DNA“附屬品”的RNA，開始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

自2000年以來，RNA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已經11次獲得諾貝爾獎，同一時期，RNA領域每年見刊的論文和申請的專利數量增至4倍。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成果，以諾貝爾獎項為重要見證，正逐步推動RNA從分子生物學研究的“配角”走向核心。

正如1989年諾獎得主、RNA研究領域的重要開創者托馬斯·R.切赫（Thomas R. Cech）在其新書《RNA時代》中所說：

21世紀，已經成為RNA的時代。

救世的良方

在動蕩不安的2020年春天，mRNA以一種誰也沒想到的方式走到了公眾面前。當世界被迫按下暫停鍵時，科學界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了一種全新類型的疫苗。公眾看到的是一支小小的疫苗，但其背后，是長達三十年的科學積淀。

這一切的起點，來自美國加州拉荷亞海濱的索爾克生物研究所。這里，正是mRNA疫苗理念最初萌芽的地方。

時間回到1989年，研究生羅伯特·馬隆在他的導師、基因治療專家因德爾·維爾馬的指導下，洞察到了一個基因治療的潛在危險：如果DNA被注射進人體，研究人員無法控制其整合到基因組的位置。如果不幸插入錯誤位置，甚至可能激活癌癥基因。

于是，他們產生了一個革命性的想法：能否不用DNA，而用它的信使——mRNA來指導細胞生產所需蛋白質？這樣既能達到治療目的，又不會篡改生命的基本藍圖。

然而，將理念變為現實，需要解決三大難題：如何大規模制造mRNA？如何將mRNA送入細胞？如何欺騙身體的免疫系統？

問題如一塊石頭，在沉寂多時的學界濺起一片漣漪。大佬們紛紛發揮自己的長處，很快取得了突破：

制造問題上，生物化學家斯圖蒂爾發現的T7噬菌體RNA聚合酶成為高效的“分子復印機”，解決了mRNA的大規模合成問題。

遞送挑戰中，曾從事古典吉他演奏的科學家菲利普·費爾格納帶來了藝術家的靈感，研制出脂質體“特洛伊木馬”，后來經庫里斯優化為“智能”脂質納米粒。

最后的偽裝術得益于卡塔琳·考里科和德魯·韋斯曼的發現，他們通過將尿苷替換為假尿苷，讓mRNA在免疫系統面前成功“隱形”。

盡管三大難題均已找到解法，但世界尚未準備好。整個90年代，科學家們雖然已在動物實驗中證實mRNA的潛力，但科學界和資本更青睞“穩定”的DNA疫苗。mRNA技術被打上“脆弱”“難遞送”的標簽，在實驗室里靜靜等待它的時代。

直到2020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流行病席卷全球。當病原體的基因序列公之于眾時，兩家長期深耕mRNA技術的公司——德國的拜恩泰科和美國的莫德納意識到：積攢三十年的拼圖，終于可以完整拼合。

在巨大壓力和空前的協作下，科學創造了奇跡：2020年底，臨床試驗顯示疫苗有效性高達約95%。

mRNA療法花了整整30年，終于從不被看好到廣受好評。2023年，考里科和韋斯曼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是對這場持續三十年的科學遠征的最高致敬。

考里科與韋斯曼

在mRNA之外，RNA家族的其他成員早已在疾病治療領域嶄露頭角：

經過化學修飾的反義RNA，已成功治愈了多發于兒童的致命疾病——脊髓性肌萎縮；

siRNA則攻克了多種罕見遺傳病，并有望進軍阿爾茨海默病、肌萎縮側索硬化等神經系統疾病；

而mRNA，不僅幫助人類遏制了我們這一代經歷過的最大規模的流行病，更展現出作為新型疫苗和蛋白質替代療法的巨大潛力。

RNA技術的征程剛剛開始，它正向著更廣闊的天地進發：訓練免疫系統識別癌細胞、治療遺傳性疾病、建立應對新發傳染病的快速響應平臺……

永生的悖論

當然，路也有走歪的時候。

從秦始皇遣徐福東渡求仙，到煉金術士在丹爐前苦苦追尋，人類對長生不老的渴望，跨越千年，未曾停歇。

如今，古老的夢想穿上了現代的科學外衣：在保健品貨架上，那些號稱能“激活端粒酶”、從而“逆轉衰老”的藥丸，成為這個時代的新型“長生不老藥”。

它們所瞄準的，是一個真實存在于我們每個細胞中的神奇裝置——端粒酶。這種由RNA和蛋白質構成的精密機器，其發現始于科學家對池塘中不起眼的四膜蟲的好奇。

我們的染色體末端有一個像鞋帶頭一樣的保護結構，叫作“端粒”。細胞每分裂一次，它就會磨損一點。當它耗盡，細胞便走向衰老與死亡。這就是生命的“海弗利克極限”。而端粒酶的神奇之處在于，它能利用自身攜帶的一段RNA作為模板，不斷地為端粒添上新的保護段，抵消磨損。

聽起來，科學家似乎已經掌握了“永生”密碼，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答案是殘酷的。在細胞層面，端粒酶確實可以實現讓細胞永葆年輕，在干細胞中，它讓我們得以新陳代謝，維持生命。然而，這扇門一旦被錯誤地打開，就會通往第二個房間：癌癥地獄。

在90%的人類癌癥病例中，癌細胞的端粒酶被重新激活，使得癌細胞獲得永生，在人體內無限增殖、轉移。著名的“海拉細胞”便是如此，從1951年至今，已在實驗室里分裂了超過70年，重量累計可達數千萬噸，如果將人們培養過的每一個海拉細胞首尾相連，足以繞地球三圈！

那么，我們能否奪回這把鑰匙，只讓自己永生，而讓癌細胞死亡？

事實證明，這是極其困難的。

市面上那些號稱能“激活端粒酶”的抗衰老神藥，若真能輕易起效，那它們滋養的很可能不是你的青春，而是你體內潛在的腫瘤。這是一場危險的賭博。

真正的科學前沿，正在嘗試走一條更精準的道路：

對于衰老，人們試圖精準地激活干細胞中的端粒酶，治療那些因端粒過短而導致的早衰癥、肺纖維化等致命疾病。

對于癌癥，人們則在全力尋找只抑制癌細胞端粒酶的方法，試圖拔掉癌細胞的“永生電源”，而不傷及正常的干細胞。

端粒酶的發現讓我們看到了一幅生命的真實圖景：它既非可以無限延長的直線，也非必須嚴格遵守的程式，而是一場需要精心維持的平衡。

在這個被稱為“RNA時代”的今天，我們仿佛手握兩面鏡子：一面望向40億年前的生命起源，在那里，RNA可能是點燃生命的第一簇火種；一面照見當下的醫學突破，在這里，RNA正成為治愈疾病的全新希望。

也許，下一個“蛋”里，孵出的可能就是全新的“雞”。

-End-

2025.11.18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