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末“留日潮”到“亞洲最大遺產爭奪戰”：今天的日本，還值得“去”嗎？

導語：

100多年前，中日甲午戰爭后，為什么大批有志青年去日本留學？

90多年前，昔日中國留學生在東京投資的產業，為什么會在幾十年后引發“亞洲最大遺產爭奪戰”？

1894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割讓臺灣及澎湖列島，賠償了兩億白銀。此次戰敗，不僅給士大夫階層精神上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讓普通民眾的chou日情緒高漲。

按照常理來說，如此這般國仇家恨，兩邊應該斷絕往來才是。但奇怪的是，僅僅兩年后，清朝卻出現了前往“敵國”留學的浪潮，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這些風華正茂的留學生，在當時就把自己視為未來的“主人翁”。

實際上，他們確實改變了歷史的走向。近代史上的很多大事件，都有這幫人的主導或參與。早期的留日學生，很多都成為反清愛國運動的骨干分子，例如黃興、蔡鍔、陳天華、秋瑾、陶成章、宋教仁等；此外，在日學習軍事的留學生，很多成為叱咤風云的地方實力派，例如孫傳芳、程潛、唐繼堯、閻錫山等。

還有一些成為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例如魯迅、郭沫若、章太炎、章士釗、李四光等。總體來看，這波“留日潮”中的多數人，回國后都成為社會各界的佼佼者。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會有這么多有志青年“不計前嫌”、前赴后繼地赴日留學呢？

究其原因，無非是官方層面與留學生個人發展層面的綜合考量。

其一：清政府的需求

早在1896年3月，清政府就招募了唐寶鍔、胡宗瀛等13名中國青年東渡日本，駐日公使裕庚將他們送往當地學校就讀，這被視為清廷學生去日本留學的發端。

隨著清末新政的推行，舊式教育無法滿足對新式人才的需要，因此清政府大力提倡留學教育。雖然，清政府也知道歐美的教育質量更高，但考慮到西方的各種思想會威脅到皇權，相較于君主立憲制下，日式教育依然強調“忠君愛國”。這一點，就非常符合清政府的“口味”了。

而且，在日俄矛盾激化后，為了驅逐強占東北的俄國人，清政府還采取了“聯日拒俄”的外交策略。十年前還兵戎相見的大清與日本，因為暫時的共同敵人，逐漸成了臨時“朋友”。

日俄戰爭后，日本的勝利更讓清政府覺得，“以日為師”是個好選擇。于是，赴日留學成為清政府鼓勵的時代“風口”。

其二：日本的“小心思”

甲午戰爭后，由于日本在華取得了極大利益，引發西方列強的不滿，于是有了“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日本被迫放棄遼東半島。此后，為了與沙俄及德國在中國抗衡，日本調整了對華政策，由敵對漸趨溫和。

與此同時，為了誘使中國學子“親善”日本，1898年4月9日，日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向日本外務大臣提出倡議：

如果中國決定派遣相當數目的學生到日本，日本愿幫助中國教育他們……這會使日本破費一些錢，但毫無疑問，將來會產生良好的效果。

此外，彼時的日本官方“歡迎”中國留學生，還有經濟效益層面的考慮。隨著留學生的逐年增多，日本官方提供的學習名額遠遠不夠，因此出現了一大波面向清朝留學生、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立學校。這些留學生在日本的衣食住行，為當地帶來了不少經濟效益。

精英們的算盤

關于留學日本這件事，張之洞在1898年發表的《勸學篇》就表示，“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日本）”，原因在于：

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二、去華近，易考察；三、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四、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

總結下就是，一方面，相對留學歐美，留日的費用便宜得多。舉個例子，魯迅和弟弟周作人留日時，還雇了個女傭做家務。換成是在歐美留學，普通中產的大清國家庭，想都不要想。

另一方面，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在思維方式和生活習俗方面相似；而且可以直接去學習被日本人“消化”了幾十年的西方知識，難度相對較低。

更重要的是，1901年，光緒帝頒布的《廣派游學諭》中就規定，官派生“學成領有憑照回華，即由該督撫、學政按其所學，分門考驗……如學成得有優等憑照回華……候旨分別賞給進士、舉人各項出身，以備任用，而資鼓舞”。

對于心高氣傲的年輕人來說，沒什么是比功名更有吸引力的東西了。留學成本低、學習簡單，回來還有官做。因此，清末去往日本的留學生人數，逐年上升。到了1906年，更是高達八千人之眾，遠超同時期赴歐美留學的人數。只能說：

每個時代里，精英們的選擇，更多是出自個人發展與利益得失，絕不會輕易動用U型鎖這種大殺器。

不過，出乎日本政府意外的是，雖然當時是為了培養親日勢力的考慮，才“歡迎”中國留學生的，但日本民眾卻沒有官方那種“大局意識”。

日俄戰爭后，日本國內彌漫著一股驕縱之氣，對于大清這個“弱國”的留學生，很多民眾持以鄙夷態度，像“藤野先生”之類的日本人，其實是少數。作為最初赴日的十三名留學生之一，唐寶鍔就曾表示：

在日本所受的恥辱，畢生難忘，才產生了排日之感。

也正是不少留學生昔日的親身經歷，才使得他們更加了解日本人的野心。若干年后，其中不少更是成為抗日戰爭的中堅力量。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而他們也為后世留下了一些離奇往事。

1913年，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失敗，在追隨中山先生的隊伍里，有一位北洋大學的學生趙欣伯。眼看孫中山、黃興都逃到了日本，趙欣伯只好跑路到了大連。2年后，輾轉到日本留學。

1925年，他成為第一個獲得日本法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隨后回國，成為張作霖的法律顧問。但令人扼腕的是，昔日的熱血青年趙欣伯最終選擇投靠日本人，還一度擔任了偽滿洲國的立法院院長。

因為位高權重，“活明白”的趙欣伯搞了不少錢。1937年旅居日本后，又開始做藥品生意，賺得盆滿缽滿。期間，以妻子的名義，在東京置辦了大量土地。

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飛速發展，房地產行業也水漲船高。當東京市政府在進行一次關于房屋地產的登記調查時，發現大量無人居住的房屋和閑置地皮，而這些財產全都在一個叫做趙碧琰的女人的名下。

趙碧琰（原名耿維馥）正是趙欣伯的妻子。

趙欣伯當年購買的土地，價格已經飆升到天文數字。鑒于此時趙欣伯已去世多年，趙碧琰又居住在中國，而中日還沒有建交。消息傳出后，很多人都動起了歪心思，想冒領這筆巨額遺產。

光是冒充趙碧琰的就有三個，另有九人冒充趙欣伯的兒子趙宗陽。趙宗陽在幼年時因病導致左眼失明，于是，一名精通日語的騙子竟然自殘，挖掉自己的一只眼睛以便冒充他。

事情越鬧越大。最終，廖承志先生得知了這件事情——中國人民的財產，決不能讓外人拿去了。因此，他安排工作人找到了正在從事掃大街工作的趙碧琰。但身為漢奸的妻子，趙碧琰這些年人生坷坎，也看透了所謂的財富。起初，并不愿意配合有關部門到日本去爭取這筆遺產。

直到1976年，76歲的趙碧琰拿著從外交部領取的300元置裝費，才飛去了東京。因為這些年來，東京法庭因為這件事，也累了，他們表示：

趙碧琰再不出庭，法庭將進行缺席宣判，土地很有可能將作為“無主土地”重新分配。

如果這事是發生在非洲或者印度，怕是當地政府早就把土地充公了。開庭那天，法庭上居然出現了四位叫“趙碧琰”的女人。而最不像真的那位，偏偏是真的。因為時代的原因，更為了自保，趙碧琰在文革中燒掉了所有屬于“趙碧琰”的憑證，恢復了本名。

昔日的貴婦，早已變成了掃大街的街道老太太。也許是害怕，她在東京的法庭上斷然否決丈夫曾經作為漢奸被逮捕等信息（因為趙欣伯不愿長居日本，在解放前攜家人回到了北京）。

面對這種情況，東京法庭也很無奈，最終做出了“趙碧琰不在者”的判決，并專門安排了律師暫時代管財產：

一旦今后有確認身份，法庭將把財產所有權歸還給真正的趙碧琰。

無奈之下，中國有關部門又經過了8年的證據收集，最后通過趙宗陽在東京醫院的出生證明和當地警署的戶籍證明，還找到了他在日本上小學時的十幾位同學作證，終于證明了其身份。

1984年9月7日，東京法院判決趙欣伯的遺產由趙碧琰與兒子繼承——距離趙欣伯在日本買地已經過去四十多年。當時，國內報道稱這筆遺產為30億元人民幣。

幾乎一夜間，趙碧琰就成了當時的中國首富。不過第二年5月，趙碧琰重新公證了一份她個人簽名的財產贈予書，把她名下80％的財產，無條件贈給國家。五年后，老太太就去世了。

這段往事，如今看起來令人唏噓不已。中國人熱愛不動產，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只不過，有時候人生最重要的選擇，不僅僅是在投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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