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61年，9名中國公民終獲司法平反

11月16日，巴西最高軍事法庭做出裁決，正式結束了軍政府獨裁時期（1964年至1985年）針對9名駐巴中國公民的刑事案件，正式宣告唯一在世的當事人、95歲的新華社前記者鞠慶東無罪。

老一輩中國人對此案或多或少都有聽聞，尤其是當年新華社記者出版的紀實文學作品《九顆紅心向祖國：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爭紀實》家喻戶曉。姍姍來遲的結案距離事發已過去61年，終于消除了中巴關系長期存在的摩擦與芥蒂。

案件緣起

1964年4月1日，巴西軍方高層發起了針對左翼總統若昂·古拉特的政變，后者在發現自己失去國會支持、捍衛總統權力最后的抗爭失敗后，于4日抵達鄰國烏拉圭，開始流亡生涯。國會旋即推舉陸軍元帥溫貝托·卡斯特洛·布蘭科為繼任總統。

古拉特失去權力，主要源于他的政治傾向和“得位不正”合法性問題量大爭議。

一方面，古拉特作為左翼總統，其“親共傾向”在冷戰背景下在巴西國內遭到兩極化評價，巴西軍方對此尤為警惕和不滿，針對其的暗殺和政變密謀早已有之。

另一方面，古拉特是以副總統身份接替辭職的總統夸德羅斯，而后者辭職的原因是想“以退為進”、鞏固總統權力、抵御議會反對派的力量，不料弄巧成拙，國會通過了他的辭職申請，反而引發古拉特繼任的“合法性危機”。

彼時古拉特正在訪華（1961年8月下旬），并在夸德羅斯突然辭職前一天在北京飯店獲得毛主席會見、送行。巴西國會反對派拒絕古拉特回國繼任總統，軍方高官甚至威脅稱古拉特飛機落地就當即逮捕。

在經歷兩周的“合法性運動”（Legalidade）后，為了終結愈演愈烈的流血沖突、避免可能爆發的內戰，古拉特與反對派主導的國會達成妥協：古拉特同意國會改總統制為議會制，國會和軍方不阻止古拉特回國就任總統。

古拉特內心深處并不接受議會制。繼任總統后，他繼續推行偏左翼的內外政策（加大國家對經濟干預，土地改革，減少對美依賴，加強與蘇東國家聯系），并在1963年借助民間力量、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否決議會制改革，恢復了他在總統制下的所有權力。

眼看古拉特既要大權在握，又越來越“左”，加之他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拒絕配合美國、成為肯尼迪政府眼中的威脅，巴西軍方發動武裝政變、美國資助、國會提供“合法性”支持，只是時間問題。

彼時中巴關系越走越近，甚至已在考慮建交一事，冷戰邏輯下中國官方派駐巴西的工作人員勢必成為巴西左右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當時派駐巴西的9名中國公民中，7人來自中國貿促會（王耀庭、侯法曾、王治、馬耀增、蘇子平、宋貴寶、張寶生）、2人為新華社巴西分社記者（王唯真、鞠慶東）。政變次日深夜，巴西當地軍警在里約兩處駐地強行抓捕9人，開始了對他們一年多的拘禁、虐待、審判。

拘禁與審判

冷戰背景下，巴西軍政府以所謂“共產主義威脅”為由，大搞輿論審查、秘密抓捕乃至殺害，大量侵犯人權的記錄連后來的巴西政府也無可否認。諸如逮捕、虐待9名中國公民的案例，在當年的巴西不計其數。

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巴西電影《我仍在此》（Ainda Estou Aqui），講述的就是1970年巴西國會前眾議員魯本斯·派瓦（與古拉特同屬巴西工黨）遭到軍政府迫害、虐殺（至今尸體下落不明）的真實故事。

考慮到9人被捕發生在政變之初，軍政府尚未完全建構自己的權威，加之他們不是本國公民，不可能不考慮外交影響，巴西當局不好輕下殺手。

9人被捕、關進“政治與社會秩序部”（巴西安全機構）的小黑屋10天后，巴西當局開始正式訊問，手段則是“肉體折磨+招降納叛”相結合。

肉體折磨不難理解。關進小黑屋、嚴刑拷打、死亡威脅、不給飯吃等多種手段是其中不少老革命見識過的招數。招降納叛，則是請臺灣蔣介石當局的特工人員出面“談心”、試圖分化瓦解，誘使9人投入國民黨陣營。

這兩招不見奏效，且9人數次發起絕食抗議后，巴西當局采取“輿論抹黑+司法指控”的方式，打擊9名中國人在巴西的公眾形象，為后續的審判、定罪、拘禁提供正當性。

巴西當局為9人定了“間諜”和“顛覆”兩項罪名，但并無切實證據予以支撐，所搜集的各類“物證”（人丹、一片丹、羚翹解毒丸、撒烈痛片、中醫針灸用針、外幣）完全站不住腳，以致于 瓜納巴拉州（現里約州） 特務部分負責人博西斯在當日也承認在中國人的住所“沒有發現任何涉嫌物證”。

在此情況下，巴西當局偽造“密信”、“無聲手槍”等物證，于1964年8月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為由，正式向巴西軍事法庭對9人提起訴訟：

所謂“顛覆”，指的是2名新華社記者撰寫關于巴西貧困和勞資矛盾的報道文章；所謂“間諜”，指的是從事貿易活動的貿促會人員用外匯實施“間諜”活動；

至于被搜出來藥品和針灸用針，則成了“煽動共產主義暴動”、謀殺瓜納巴拉州長卡洛斯·拉塞爾達（當時被視為取代古拉特出任總統的反對派熱門人選）的“罪證”。

在開庭審判期間，軍事法庭禁止9人發言申辯，當局對新華社巴西分社當地雇工等原告證人采取誘導式提問，以找出9人“間諜”、“顛覆”的蛛絲馬跡。結果這5名官派的原告證人發言漏洞百出，客觀上印證了9人并未從事當局指控的活動。

反倒是包括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在內的17名巴西人士冒著仕途與生命危險，出庭為9人作證，證明其無罪。前總統夸德羅斯通過報紙發表聲明，表態愿意出庭為9人作證，并發表了一份書面材料，證明中國人在巴西舉辦經濟貿易展覽會獲得了他的批準。

最值得一提的，是9人的辯護律師索布拉爾·平托（Sobral Pinto）。

當時72歲高齡的平托是巴西著名大律師、巴西律師協會主席。他以虔誠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在軍政府時代以法律武器投身人權活動而著稱，號稱“正義先生”。得知9名中國人的處境后，他挺身而出，免費擔任9人的被告辯護律師。

平托律師研究了數以百萬字計算的案件材料（同時9人配合他提供了10萬余字的材料，由懂葡語的鞠慶東、張寶生翻譯為葡文），得出的結論是：“在我50多年的律師生涯中，還從未見過如此施加政治迫害的骯臟案件...這是一個靠謊言產生、靠欺騙維持的案件。”

平托律師提出了182項論據，寫出長達51頁的辯護詞，證明了9名中國人在巴西政府同意下合法入境并留駐巴西。在與原告及原告證人的交鋒中，他多次讓對方漏洞擺出；長達3個半小時的辯護發言中，他用有力的論證和鋒利的辯詞，讓法官和檢察官們啞口無言。

當代表巴西當局的軍事檢察官惱羞成怒、攻擊平托律師出于個人目的為9名中國人辯護時，后者毫不畏懼：“我的歷史是一部公開的書，你們一頁一頁地去翻吧！我為9個中國人辯護，是因為他們完全清白無辜，他們是政治偏見的受害者。”

由于巴西當局拿不出任何明確的證據，軍事法庭不得不宣布“間諜罪”不能成立，但仍以“顛覆罪”判處9人10年監禁。

壓力之下、驅逐了事

9名中國人的遭遇，獲得了他們的獄友、巴西媒體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同情與聲援（盡管在軍政府高壓下無法公開表露），更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令巴西當局越發明顯地感受到外交壓力。

在他們身陷囹圄的一年多里，87個國家的立法機構、政黨、社會團體、企業、各界人士以不同形式表達對巴西當局的抗議，以及對9名中國人的支持。拉美各國媒體人和多國駐巴記者憑借近水樓臺的優勢，多次旁聽審判，以報道文章的形式抨擊巴西當局的政治與司法迫害。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親自致電巴西總統布蘭科，要求后者迅速釋放中國公民；78歲的日本著名律師長野國助牽頭，聯合7個國家的著名律師專門組建國際律師團；與巴西頗有歷史淵源的日本，30多個社會團體派代表前往巴西駐日使館，當面向巴西當局施壓......

中國政府堅決斗爭，國際紅十字會等組織積極營救，各國反響激烈。巴西當局靠政變上臺，國際觀瞻本就不佳，如今更無法忽略這一事件的國際影響與外交壓力，長期監禁斷不可行、但亦不愿意無罪釋放。最后布蘭科于1965年4月簽署總統令，將9名中國人“驅逐出境”。

考慮到驅逐出境并非司法程序，而是一紙行政命令，中國外交部為了保證9人盡快出獄回國，委托平托律師告知9人，不必在10天上訴期內上訴，屆時可聲明無罪，表達了對9人早日回國的期望。

9人在聲明無罪、不承認判決的情況下，搭乘飛機經達喀爾、日內瓦、雅典、貝魯特、伊斯蘭堡中轉，于4月21日抵達北京。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首都各界數千人在機場為他們舉行歡迎儀式。此后，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先后接見了9人。

在當時“反帝斗爭”的浪潮（巴西軍政府當局被視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及“美蔣特務的同謀”）下，國內報紙對9人在巴事跡進行了大量宣傳。196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九顆紅心向祖國》，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姍姍來遲的“平反”

進入1970年代，隨著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開始正常化，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掀起了與中國建交的浪潮。此時追隨美國的巴西當局，也沒有必要與中國繼續保持外交隔離狀態。

與此同時，與巴西這個西半球和拉美大國建交，同樣有利于新中國進一步打破外交孤立、重返國際舞臺的大趨勢。在此背景下，中巴兩國于1974年啟動建交工作。

在建交前夕的談判中，中方提出了兩國間未盡事宜，特別是“9人案”，重申中方立場。對此，巴西當局承認此案從政治上說是錯誤的，承諾將在未來撤銷司法訴訟。在此承諾的前提下，兩國當年正式建交。此時距離案發已經過去10年。

然而此后40年，9人中年長者先后去世，當年的年輕干部也成為退休老人，他們背負的驅逐令并未撤銷。1997年，67歲的鞠慶東去智利看望女兒，想順道去巴西故地重游，結果在申請旅游簽證時被拒。此時他發現，由于驅逐令依然有效，他仍在巴西政府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上。

2014年12月10日，負責調查軍政府獨裁期間罪行的巴西全國真相委員會發布調查報告，確認軍政府侵犯人權事實及相關責任人。8天后，巴西政府發布公報，撤銷1965年軍政府對9人的驅逐令。左翼總統羅塞夫還授予他們“南十字勛章”，只可惜隨后的政治危機和政府迅速垮臺，勛章未能頒發。

此時距離案發已過去50年。當年9人中已有4人離世，可案件仍未結案（按規定該案件應在1981年依法結案），9人的罪名仍未正式洗刷。鞠慶東老人年事已高、沒有再去巴西的愿望，用他的話說，巴西政府仍然欠他們一個道歉。

又過了11年，95歲的鞠慶東老人成為唯一健在的當事人。這樁案件和長達50卷的案件在時隔60年后終于“延期結案”，在法律上正式還了9人一個清白。

推動 巴西最高軍事法庭重新判決的，是發起請愿的古拉特總統之子、若昂·維森特·古拉特。在小古拉特看來，這樣的判決可以終結“長期的外交尷尬”，并希望巴西承認最初判決造成的傷害。

小古拉特還希望最高軍事法庭能通過巴西外交部，將這一判決正式告知中方，還希望巴西總統盧拉正式向中方道歉。他還希望巴西政府能就抓捕行動中沒收中國公民的資金給個說法：據研究此案的巴西作者估算，被沒收財產的最新價值高達80萬雷亞爾（15萬美元）。

如果沒有上周巴西最高軍事法院的裁決，這起針對中國公民的“9人案”還將繼續擱置、無疾而終。

該案既是巴西軍政府獨裁時期侵犯人權罪行的例證之一，也是冷戰背景下東西方國家外交斗爭邏輯的必然產物。當年的9人身負國家任務駐外工作，卻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成為巴西政治危機、冷戰思維、軍方獨裁的犧牲品。

希望鞠慶東老人能清楚地知曉自己和當年的同事們終獲平反的消息。更希望無論國際局勢如何變化，這樣的故事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