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宏觀供給、社會經濟地位與居民消費——基于全國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朱迪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龔順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宏觀供給、社會經濟地位與居民消費

——基于全國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6期

作者 | 朱迪、龔順

責任編輯 | 楊可

擴大消費、推進高質量消費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傳統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消費者和消費側因素，本文引入供給側視角建構理論框架，從消費側和供給側全面系統考察消費行為的結構性約束。本文基于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數據和區縣層面的統計數據分析發現，個體層面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宏觀層面的物質供給均對居民消費具有顯著影響；處于較高職業階層、生活在較高城市化率或者有高鐵地區的居民消費支出較高；宏觀層面物質供給的提升可顯著促進社會經濟地位較高居民釋放消費潛力。本研究為宏觀供給如何影響消費提供了實證支持，并對如何擴大居民消費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和文化條件。擴大消費、推進高質量消費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途徑。然而，長期以來我國消費需求總體不足，阻礙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經濟轉型升級。已有研究和政策的思路基本是“有錢才消費”，強調收入對消費的決定作用，主張提高收入和收入流動性，這主要源于主流經濟學關于消費的預算約束和理性選擇模型（余永定、李軍，2000）；而社會學更強調消費的結構性約束和有限理性消費者的概念，主張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來擴大消費（王寧，2003；林曉珊，2017）。然而，伴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長，消費疲軟的現象卻依然存在，即使經濟資源較豐富的中等收入群體也并沒有真正成為拉動消費的主力。

社會現實與理論的落差促使學界不斷反思消費理論。無論注重預算約束還是注重社會經濟地位約束的理論模型，強調的都是消費者和消費側因素，忽略了宏觀外部環境的影響。事實上，在當前的數字消費背景下，外部供給體系對消費的影響進一步增大。當前，“供給系統視角”在經濟學、社會學等不同領域逐漸興起（Fine & Bayliss，2022；Warde，2014），強調供給系統對消費行為的制約作用，也可以用實踐理論的話語表述為強調供給、技術、制度與消費和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關系。供給系統視角的重要意義在于對現有研究將收入和社會經濟地位作為理解消費的根本性變量、其他一切因素的“代理變量”提出了挑戰，開辟了理解消費的新路徑。

本文將供給系統理論置于社會學的理論脈絡中進行梳理，論述供給體系如何作為一種“結構”影響消費，重點在實證層面上探討以供給為代表的宏觀結構連同以社會經濟地位為代表的微觀結構如何塑造消費。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首先簡要梳理消費側視角下的擴大消費研究并討論其局限性；然后在社會學相關理論的發展脈絡中提出供給側視角，探討在此視角下的消費研究和擴大消費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理論框架和研究假設；核心部分是考察消費側和供給側不同因素如何塑造居民消費的實證分析；最后則對分析發現進行總結和討論。

一、從消費側到供給側：消費研究范式的轉變

當前消費研究的主流視角以消費者的資源、能力以及結構化特征的消費側因素為基礎，但是伴隨社會變遷出現的某些消費疲軟現象以傳統視角難以解釋，故此社會學也開始引入供給側視角，對影響消費的結構性因素做出了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增強了社會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

（一）消費側視角與擴大消費研究

擴大消費研究歸根到底是消費模式研究。已有研究著眼于擴大消費、消費升級、高質量消費等不同維度，但總體都指向解決需求不足、擴大和提升消費。基于傳統經濟學的消費函數，經濟學研究強調消費的預算約束和消費者的理性選擇，注重對擴大消費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宏觀消費問題的研究。相關研究強調“從商品消費到服務消費”，以“從生存到發展到享受的需求層次”作為分析框架（曾潔華、鐘若愚，2021；辛偉、任保平，2021）；在實證和應用層面則主張通過提高收入和收入流動性、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辦法來擴大消費（姚明明、李華，2014；余永定、李軍，2000；吳振球，2017；陳璋等，2011；張恒龍、姚其林，2020）。

社會學強調消費的結構性約束，認為消費者具有有限自主性，而非完全理性消費者（Bourdieu，1984；Simmel,1971）。應用到擴大消費研究，社會學更多在理論層面探討并強調中產階層和中等收入群體的作用。相關研究將擴大消費理解為消費行為模式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王寧，2003），將消費升級理解為功能性消費的降級以及符號性消費的升級（孫鳳，2019），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消費升級是對日常生活的系統化改造和日常生活現代化的運動（林曉珊，2017）。實證分析指出，中等收入群體的購買力更強勁、消費欲望更強烈，是拉動消費的重要力量（上海研究院社會調查和數據中心課題組，2016），也探討了通過壯大中產階層來擴大消費的路徑（朱迪，2013）。在應用層面，已有研究強調將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消費信貸制度等制度現代化和消費者身份建構等消費系統的現代化作為擴大消費的必要途徑（王寧，2003，2009）。

無論在經濟學還是在社會學領域，現有的大多數研究都指向通過改善消費者的社會經濟地位、聚焦消費重點群體來擴大消費的路徑，基本屬于消費側視角。也有研究關注宏觀制度和文化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但那些宏觀的、外生的因素，尤其是物質性的宏觀結構如何影響消費仍未被充分討論。然而，消費的外部環境，尤其是外部空間的資源和條件也對消費行為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舉例來說，中產階層消費支出更多、消費文化更有前瞻性，除了表明其社會經濟地位更高之外，也表明其占有的各類資源更多，而這些資源與其所處的空間密切相關：一方面，其生活和工作空間的物質資源更豐富、文化環境更多元；另一方面，即使延伸至更大的不同階層共享的空間，中產階層的資源利用方式及其形成的消費后果可能也是不同的。

社會學的傳統視角是通過社會經濟地位來考察這些“資源”，將社會經濟地位視為行為的根本解釋機制。通過提升個體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就能自然實現行為轉變，因此，提升居民的收入、就業、保障以及改變消費觀念也就被視為擴大消費的主要政策路徑。然而，如果考慮到更宏觀的外部因素，就會發現消費行為的改變并非基于這種“代理”邏輯，而是受到所處空間和時間直接的影響。

（二）供給側視角與擴大消費研究

隨著當代社會的變遷，經濟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開始引入供給側視角來解釋消費行為和社會經濟系統。相對而言，經濟學，尤其是行為經濟學以行為改變為核心，側重外部供給體系對消費行為的影響，而社會學則更強調將供給和消費作為一個系統，著力研究其系統動態。

無論是跨學科的“供給系統方法”（the system of provision approach），還是消費社會學以實踐理論為基礎的“供給系統視角”，都更強調供給和消費之間的關系，以及在供給—消費系統或者說在實踐中理解消費行為。供給系統方法整體性地研究從生產到消費整個鏈條的結構、關系、過程和行動者（Fine & Bayliss，2022），在研究中反對單純強調消費者的個體化選擇，而主張研究集體性的共同體參與，即“如何在供給系統中擁有轉型潛力”（Wheeler，2022）。舉個例子，在該視角下，綠色出行的實現不能單純依靠消費者改變出行習慣，而是需要整個公共交通系統的改革，包括公交車、地鐵、共享單車等交通工具的合理規劃和服務提升。在出行服務、基礎設施、社會文化以及不同行動者持續互動構成的系統中，人們的消費實踐得到重塑，才有可能真正轉向綠色出行。

20世紀晚期，消費社會學理論家們強調回到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來研究消費，這部分理論主要以實踐理論為基礎。消費即對產品和服務的購買或使用，可以理解為實踐的一個時刻，絕大多數實踐需要并產生消費（Warde，2017）。實踐理論與行為經濟學雖然在理論假設上有著本質不同，但也能形成對話。二者都強調人們大多數時候依靠直覺的認知習慣，也都基本認同“外部助推”對消費行為的作用（Warde，2014）。通過梳理消費社會學的發展脈絡，朱迪（2023）認為宏觀外部環境對消費的影響機制在社會學研究中尚處于“隱身”狀態，因此提出由物質供給和文化習俗構成的“雙重結構”理論，認為物質供給和文化習俗以其社會共享性為基礎，通過多種機制影響消費。消費作為復雜結構約束下的產物，應當在供給—習俗—消費的動態系統中得到理解。

重新審視供給和消費的關系也強化了社會學的應用性，使得社會學對于現實議題（比如可持續消費和擴大消費）更具解釋力。斯帕加倫等（Spaargaren & Vilet，2000）提出了“供給系統”作為分析消費的理論視角，并且從供給對消費產生結構性制約的角度指出了不同消費領域在可持續轉型上存在差異，從而會影響消費行為改變（Spaargaren，2003）。學者們構建了“場景理論”用于研究城市的更新發展（西爾、克拉克，2019），從空間層面構造了一個由供給、文化、消費者/使用者構成的系統，考察這種系統動態如何促進城市發展；之后又進一步發展出“消費場景理論”（吳軍、葉裕民，2020），更直接指向供給—文化—消費系統中如何激發消費新動能的問題。國內消費社會學領域也更多是從空間層面來應用供給側視角。王寧（2014）提出了“地方消費主義”的概念，強調一個地區整體性產品的質量（由舒適物系統決定）以及人們對此的渴望、追求和偏好，指出這種地區供給體系深刻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也對人才遷移、公司選址及其影響下的地區產業升級轉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空間之外，時間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供給。吳金海（2023）分析了時間的商業化建構如何制約消費，其研究認為讓消費者的時間“無感化”是資本獲取并控制消費者的重要手段，有鑒于此，應督促企業改善產品和服務供給，重視時間維度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和福利改善。

供給側視角的逐漸凸顯也與數字化社會變遷緊密聯系。如果說前數字時代消費福利更依賴消費者的社會經濟地位，那么在數字化背景下，供給系統更為豐富，既有實體基礎設施也有所謂數字新型基礎設施，供給體系對消費體驗和生活質量的影響進一步上升。學術界提出了“網絡素養”（喻國明，2017；鄭春曄，2011）、“互聯網資本”等概念（邱澤奇等，2016）來刻畫影響互聯網時代生活機會的重要結構，這些結構并不完全與社會經濟地位相對應，也取決于互聯網平臺、智能產品等基礎設施的適應性和完善性。在當代社會，網絡接入和網絡使用等多方面的“數字鴻溝”對社會區分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趙聯飛，2015）。

由上述分析可見，區別于重視消費者特征的消費側視角，供給側視角的核心在于從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出發，考慮產品和服務對于不同群體（尤其弱勢群體）需求和福利的滿足，在供給—習俗—消費的動態系統中考察消費和消費不平等。如李培林（2017）所指出的，消費的有效需求不足既有需求側的問題，也有供給側的問題，需求側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新增收入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的高收入群體上，供給側問題主要體現為商品供給不能適應居民消費需求的變化。供給側視角能夠更直接地對供給側及企業、政府等相關行動者產生對策建議，而且機構行動者（比如企業）作為受經濟理性約束的組織，其行為比個體消費者的可預測性更強，更有動力做出改變（Warde，2017）。需要指出的是，供給側視角并非只停留在產品和服務的物質供給層面，而且也關注如何通過供給引發供給、文化、消費之間的互動，推動系統的良性發展。比如，智能產品的適老化改造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推動人們認識到這個事情的重要性，這就觸及社會習俗、倫理觀念等，將這些因素納入考慮就能更全面地理解老年人數字生活的堵點，而不僅僅是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改變老年人的消費態度這么簡單。換言之，智能產品適老化改造的意義不僅在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福利，也在于更新社會文化、推動社會文明進步。因此，供給側視角不僅為理解消費行為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優化供給—消費關系，推動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因此對于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也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理論框架和研究假設

上述理論梳理顯示，供給對消費的重要性日漸凸顯。然而，既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論探討和具體情境下的定性研究層面，尚缺乏系統全面的量化研究，尤其是缺乏基于全國代表性數據的探究。同時，消費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和資源能力對消費也具有重要影響。本文試圖建構消費理論框架，并通過全國代表性數據的實證分析進行論證。

本文從消費側和供給側全面系統考察消費行為的結構性約束。消費側因素是指消費者個體和群體特征的因素，主要包括個體和群體的情境“定位”，比如階層、性別、家庭背景等。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消費側因素主要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供給側因素主要指消費者外部的宏觀物質和文化環境，比如消費市場、基礎設施、消費文化和社會習俗等。在傳統的社會學范式下，這種宏觀外部環境（尤其是外部物質環境）多被忽視，被認為通過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起作用，而本文的理論框架則將宏觀外部環境視為影響消費的重要結構。在實證分析中，考慮到數據可得性，本文主要關注供給側因素中的宏觀物質供給，即宏觀的物質環境。本文實證分析的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概言之，本文借鑒已有的關于供給系統的研究，探索性地提出一種更為結構化的分析框架，將影響消費的外部因素納入宏觀結構的分析，發展消費社會學相關理論，使得供給側視角更恰當地嵌入社會學理論體系。如圖1所示，實證分析既關注宏觀物質供給對消費的直接作用，也關注其與消費側的社會經濟地位因素對消費的交互作用。

本文的具體研究假設如下。首先，社會經濟地位對消費具有顯著的影響。如上文所述，我國當前城鄉、地區和階層之間的消費差異顯著，中產階層和中等收入群體在擴大消費和推動高質量消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李培林，2017）。基于以上討論，本文首先關注微觀層面社會經濟地位因素對消費的影響，提出假設1。

假設1:職業階層越高，居民消費支出越多。

其次，宏觀物質供給對消費具有重要影響。宏觀物質供給主要有市場供給和公共供給兩種類型，對應的供給主體分別是企業和政府。市場供給主要提供商品和商業服務，公共供給主要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給消費提供了必要的、制約性的條件。例如，有的地區休閑文化消費之所以難以發展，不僅是因為民眾的消費能力不足，還可能是因為休閑文化設施和服務的供給不足使消費受限，（馬紅濤等，2018；趙春艷、陳美愛，2016）。綜合現有研究可以發現，宏觀物質供給的豐富性和可及性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比如，吳振球（2017）指出，城鎮基礎設施完善、交通通信體系發達、商業網點眾多且分布合理、促銷手段花樣翻新，均“拉動”著消費者額外消費。徐朝陽和張斌（2020）提出，服務業供給能力不足使得大量有效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顧雨辰和蔡躍洲（2022）強調，互聯網基礎設施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產、流通和消費各環節效率并降低成本，以及提高供需匹配度、滿足個性化需求等機制促進消費升級。此外，供給豐富性和供給可及性機制的順利運轉也有賴于公共服務或者說消費環境的完善。有研究指出，質量標準體系、消費信用法律制度、市場監管體系等公共服務和制度是否完善，是影響居民消費意愿的重要因素（張恒龍、姚其林，2020）。

借鑒既有研究的分析方法（朱迪，2023），本文將“供給豐富性機制”定義為某類消費產品或服務的種類和數量的充足程度，將“供給可及性機制”定義為消費者獲取某類產品或服務的難易程度。以休閑文化消費為例，豐富性指本地區的餐飲休閑、文化娛樂等產品和服務供給是否數量充足、種類豐富；可及性指這些供給的價格是否合理、分布是否廣泛、管理是否規范。基于以上討論，針對宏觀物質供給對消費的影響，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本地區宏觀物質供給狀況對居民的消費有顯著影響。

假設2.1:本地區宏觀物質供給越豐富，居民消費支出越多。

假設2.2:本地區宏觀物質供給越可及，居民消費支出越多。

此外，由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居民在消費能力、消費習慣等方面存在差異，宏觀層面物質供給也可能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居民的消費產生不同影響。這一效果也在已有研究中被提及。比如，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對高收入群體比對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作用更強（李旭洋等，2019），也有研究指出互聯網普及更有效地減少了低收入群體內部的消費差異，而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基尼系數對互聯網發展的變化較不敏感（譚恒鑫等，2022）。周洲等（2022）發現較好的交通可達性可激發人們的出行意愿，使其交通通信支出有所增加，但只是促進高收入群體消費結構升級，而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具有抑制效應，這主要是因為交通設施完善顯著提升了住房價格，使得中低收入群體住房支出大幅增加，從而對其他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曾燕萍和劉霞（2020）的實證分析指出，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增加能夠有效提高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文化消費支出，但對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響均不顯著。該研究認為低收入家庭主要停留在物質需求滿足的層面上，高收入家庭則更加自發地轉向文化消費，故而受到公共文化供給增加的外在刺激較小。

總結而言，無論是基本消費還是發展型消費，無論供給通過豐富性機制還是可及性機制發揮作用，都指向物質供給可能通過與社會經濟地位的交互作用對消費產生影響。由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本地區宏觀物質供給狀況對不同職業階層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差異。

三、數據來源和研究設計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該調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實施的一項全國范圍的大型連續性抽樣調查項目，目的是通過長期縱貫調查來獲取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變遷的數據資料。本文使用的2021年調查數據涵蓋全國31個省區市、151個區市縣，調查對象為18~69歲的中國城鄉居民。剔除缺失值以后，共計148個區市縣進入分析樣本，共獲得有效樣本8314人。本文使用2021年的數據，可以據此探討我國居民消費及其影響因素的最新狀況。

（一）因變量

本文的核心因變量為居民消費支出，以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進行測量。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詳細詢問了受訪者2020年全家消費支出情況，還根據受訪者每項消費支出的金額進行了總額復核，保證了數據的準確性。本研究使用加總數值計算得到家庭生活消費總支出金額，并根據家庭成員數量計算得到受訪者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金額；同時，為滿足線性模型的同方差假定、去除個別極端值的影響，我們對這一數值取了對數，這樣也更便于解釋分析結果。

（二）自變量

本文的自變量包括消費側和供給側因素，其中消費側因素通過微觀層面個體社會經濟地位變量測量，供給側因素通過宏觀區域層面的物質供給變量測量。本文使用148個區縣市數據作為宏觀層面物質供給的測量單位。人口向城市流動會帶來產業和企業的集聚效應，城市比農村的商品供給體系更完善、便利，城市的消費環境不斷改善（王寧，2009；李林杰等，2007），城市化發展也通過推動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升級促進居民消費（易行健等，2016；干春暉、余典范，2003）。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有利于政府和市場組織主動改善公共基礎設施、增加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從而促進居民消費（王寧，2009；潘明清、高文亮，2014）。簡言之，已有研究揭示了城市化通過豐富完善商業產品、服務以及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來促進消費的機制，因而本文使用城市化水平測量該地區的物質供給豐富性。此外，既有研究也指出，高鐵是宏觀層面物質供給可及性的重要指標，高鐵的開通能夠有效降低物流運輸成本、擴大市場服務范圍、提升商品的可獲得性、降低商品價格，從而增加居民的本地消費和跨地區消費，即所謂的“時空壓縮效應”（蔡文迪、吳宗法，2021；陳曦，2022）。也有研究提出“市場一體化效應”（申洋等，2021），認為高鐵的開通可提高城市可達性、降低物流成本、加速市場一體化形成，有利于提高供給質量、優化供給結構，從而促進居民消費，并且實證分析發現開通高鐵的城市消費支出、消費結構與消費率顯著高于沒有開通高鐵的城市。參考既有研究，本文使用本地區是否開通高鐵來測量該地區的物質供給可及性。

基于以上討論，本文主要使用城市化率作為物質供給豐富性的測量指標，使用本地是否有高鐵作為物質供給可及性的測量指標。城市化率指該地區常住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連續變量，本文使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的城鎮化率統計數據。高鐵開通情況以被訪者所在市是否有高鐵來測量，為類別變量，本文使用12306官網檢索對應地級市是否有高鐵站。微觀層面社會經濟地位主要使用被訪者的職業地位進行測量。本文數據中的職業變量分類包括農民，非在業（無業、退休、全職主婦和主夫等），工人，普通白領（辦事人員、商業服務人員和個體工商戶）和核心中產（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

最后，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宏觀層面的區縣人均GDP，以及微觀層面受訪者的世代、受教育程度、城鄉類型、家庭人均收入和社會地位認同。其中，區縣人均GDP數據來自《2021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以及各區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世代是影響居民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的重要變量，我們將世代分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與“00后”。受教育程度包括大學本科及以上與其他。地區類型包括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家庭人均收入根據過去一年（2020年）全家人均收入的數值計算而得，我們將其取對數使用。此外，社會地位認同是影響居民的消費預期和信心的重要變量，為控制這一效應，本文也將受訪者的社會地位認同作為控制變量使用。

（三）統計模型

驗證消費側和供給側不同維度因素對消費的影響需使用微觀和宏觀多個層次的數據。由于社會成員個體嵌套于區縣之中，如果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就不滿足個體間殘差獨立性的假定，會導致標準誤的錯誤推定。考慮到宏觀層面區縣與微觀層面個體嵌套的情況，本文使用多層線性模型（HLM）進行分析。

多層線性模型的公式設定如下：

Yij表示在j縣區中i個體的家庭人均消費金額。Xij表示j縣區中i個體的家庭人均消費金額的觀測值，β0j和β1j是個體層面變量的系數，γ01和γ11表示區縣層面變量的截距項和系數。我們首先分析區域層次變量和個體層次變量的主效果。接下來，繼續使用多層次線性模型的交互效應，對區域層次變量與個體層次變量的交互項進行分析，以檢驗宏觀區域的物質供給對消費的影響如何被個體社會經濟地位所調節。表1列出了納入模型的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宏觀物質供給對消費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我們首先關注在不控制任何變量的情況下微觀層面社會經濟地位、宏觀區域的物質供給與家庭人均消費的相關關系。圖2匯報了不同職業地位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費的情況。分析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水平越高。社會經濟地位與家庭人均消費的關系基本為線性關系。核心中產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費水平最高，其次為普通白領以及工人和非在業者，農民的家庭人均消費水平最低。這證明了居民社會經濟地位對家庭消費的作用。

接下來，我們繼續分析區域層次變量與家庭人均消費的相關關系。圖3顯示，城市化率與居民家庭人均消費存在正相關關系。在有高鐵的地區，其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費水平高于無高鐵地區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費水平。總之，結果表明，無論是個體層面的社會經濟地位還是區域層面的城市化率和有無高鐵，都與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存在一定正相關關系。本文將在接下來的回歸分析中對這些關系進行更細致的分析。

（二）消費側和供給側因素對居民消費的主效應分析

多層次線性模型可以同時考察微觀層面社會經濟地位與區域層面變量對家庭人均消費的影響。我們使用嵌套模型的方法，通過逐步在模型中加入微觀個體層面和宏觀區域的層面變量來考察其對家庭人均消費的影響。結果見表2。

表2的模型2-1是沒有任何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模型，即方差成分模型。經計算得知，區域層面方差占總方差的比例（ICC）為0.13，即總體方差的13%是由區域層面方差造成的，這表明本研究使用多層次模型比線性回歸模型更適合。模型2-2是只有個體層面變量的基準模型，重點關注控制個體層面其他變量后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對居民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發現，與農民相比，非在業人員、工人、普通白領和核心中產的消費支出都顯著更高（P<0.01）。比較系數大小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后，家庭人均消費水平從高到低依次為核心中產階層、普通白領、非在業人員、工人和農民。這一結果說明了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對消費的影響。假設1“職業階層越高，居民消費支出越多”成立。

關于控制變量，模型2-2顯示，世代對家庭消費水平呈現倒“U”型影響關系，“70后”“80后”家庭消費水平最高，其次是“90后”“00后”與“60后”，而“50后”的家庭人均消費支出最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消費支出越多。家庭收入越高，消費支出越多。社會地位認同越高，家庭人均消費支出也越多。

接下來，模型2-3則考察了區域人均GDP與消費的關系。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水平越高，與預期相符。具體而言，區域人均GDP每增加1%，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費增加20.5%。模型2-4和模型2-5分析了宏觀物質供給變量對消費的影響。模型2-4分析了在控制個體層面變量以及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條件下本地區城市化率對居民家庭人均消費的影響。數據顯示，本地區城市化率對家庭人均消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地區的城市化率每增加1%，居民家庭人均消費增加35.1%（P<0.01）。如上文所述，城市化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本地區物質供給的豐富性，假設2.1“本地區宏觀物質供給越豐富，居民消費支出越高”得到驗證。

模型2-6則討論了居民所在地區有無高鐵對其消費的影響。可以發現，控制其他變量后，相比無高鐵地區的居民消費，有高鐵地區的居民家庭人均消費金額高出7.7%（P<0.01）。本文使用有無高鐵來測量本地區物質供給的可及性。假設2.2“本地區宏觀物質供給越可及，居民消費支出越多”得到驗證。

（三）消費側和供給側因素對居民消費的交互影響分析

驗證本文提出的消費理論框架的關鍵不僅在于檢驗宏觀供給變量對消費的直接影響，還在于檢驗宏觀供給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如何共同作用于消費。為此，表3匯報了個體層面社會經濟地位與區域層面供給變量的交互作用。

表3中模型3-1是居民社會經濟地位與城市化率交互項的效果，模型3-2則是社會經濟地位與該地區有無高鐵交互項的效果。模型3-1中社會經濟地位與城市化率的交互項系數為正，且具有顯著性。這說明城市化率對居民家庭消費的影響因個體層面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而不同。模型3-2顯示社會經濟地位與區域有無高鐵的交互項也是顯著的，說明有無高鐵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差異性。

為了更加直觀地展示模型中的交互項系數，我們根據表3的結果繪制出了交互項的圖示。圖4根據模型3-1繪制，反映了居民所在地城市化率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圖5則是根據模型3-2繪制的，反映了本地區有無高鐵如何影響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居民消費支出。

圖4顯示，城市化率對不同職業地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核心中產的家庭消費在城市化率高、物質供給豐富的條件下增長最為明顯，其次為非在業人員，再次為白領。然而，對于農民而言，城市化率高、物質供給豐富不僅不會增加其消費支出，還會降低其家庭消費支出。圖5則進一步表明，地區宏觀供給的可及性（是否有高鐵）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差異。我們同樣發現，隨著高鐵所反映的供給可及性的改善，核心中產、白領、非在業人員和工人家庭的家庭人均消費有所增加，而對于農民而言，其家庭人均消費比無高鐵地區的農民更少。

總體而言，我們的研究結果支持了假設3“本地區宏觀物質供給狀況對不同職業階層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差異”。

那么，如何理解宏觀物質供給增加但農民的家庭消費支出反而減少的趨勢呢？我們認為，物質供給發展對農民消費的負面影響或許是因為隨之而來的房價和物價上漲對農民消費有擠出效應。前文曾述及，住房價格是宏觀供給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中介因素（周洲等，2022）。在本文的情境下，在物質供給較豐富、可及性較好的區域，該地區的住房價格可能也較高，優勢階層憑借住房資產優勢而增加消費，而社會經濟地位劣勢群體則不得不將大部分收入用于住房支出，從而抑制了其他消費。

（四）穩健性檢驗

已有研究對擴大消費的測量既體現在數量層面也體現在質量層面。在數量層面，消費升級表現為消費規模擴大，以居民平均消費支出來衡量；在質量層面，消費升級表現為消費結構提升和消費內容優化（孫久文、李承璋，2022）。因此，需要基于數量和質量兩個維度全面系統地理解我國居民消費及其影響因素。上文關于家庭消費總支出的分析主要考察了消費的數量問題，為了全面系統地分析消費側和供給側變量對居民消費的作用，需要納入消費質量的維度。因此，本文將圍繞消費質量進一步討論，以檢驗以上研究結果和研究假設的穩健性。

參考已有研究（劉湖、張家平，2016；姚明明、李華，2014；曾潔華、鐘若愚，2021），本文將除了吃、穿、住基本消費之外的居民家庭消費定義為高質量消費，包括家用車輛購置支出、通訊支出、交通支出、教育支出、醫療保健、文化娛樂旅游支出、家政服務支出和保險支出。在計算出支出總額的基礎上，根據家庭人數計算得到受訪者家庭人均高質量消費的數值。分析方法與上文基本類似，使用多層線性模型。第一步，分析區域層次變量和個體層次變量的主效果；第二步，繼續對區域層次變量與個體層次變量的交互項進行分析，以檢驗宏觀區域物質供給對消費的影響如何被個體社會經濟地位所調節。

穩健性檢驗的結果基本支持了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和宏觀物質供給對消費支出具有正向影響的結論，即職業地位越高，居民家庭人均高質量消費支出越多；宏觀物質供給越豐富或者越可及，居民家庭人均高質量消費支出越多。需要指出的是，宏觀層面物質供給的豐富性和可及性對居民高質量消費的效果并不顯著，這是不同于表2消費總量模型的地方。交互分析模型顯示，宏觀物質供給對高質量消費支出的影響受到個體社會經濟地位調節。結合主效應分析模型結果可以發現，就高質量消費而言，物質供給更多是通過增加較高社會階層的高質量消費來起作用。

此外，分析也發現，供給豐富性改善對核心中產的高質量消費有顯著影響，而供給可及性改善的影響則不顯著。究其原因，可能由于很多高質量消費都是服務消費（比如休閑娛樂），更豐富的本地供給能夠增加消費頻率，從而增加中產和白領的高質量消費支出；而對于核心中產階層來講，其高質量消費動力更強，消費水平本身就比較高，比如買書、定期旅游等消費無論交通物流是否方便都會進行，因而供給可及性未對其產生顯著影響。這一特征也在已有研究（曾燕萍、劉霞，2020）中有所提及。我們關于高質量消費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從消費質量的維度驗證了本地區宏觀物質供給狀況對不同職業階層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差異。

將因變量從家庭人均消費支出替換為家庭人均高質量消費支出后，模型結果驗證了消費側和供給側因素均對消費擴大發揮作用的假設。由此可以認為本文提出的理論框架及實證模型通過了穩健性檢驗。

五、研究結論和討論

中國消費需求疲軟的現象常常被理解為中國人儲蓄傾向較強，主要原因則包括節儉習慣、社會保障不完善、住房消費擠壓，等等。這種消費機制常常被稱為“不舍得花錢”。在傳統經濟學范式下，“不舍得花錢”是考慮到預算約束的理性計算，是理性“取舍”的結果；在傳統社會學范式下，“不舍得花錢”受到階層、觀念等結構和制度因素影響，主要體現在低收入群體和老年群體中。而強調實踐理論轉向的當代消費社會學和行為經濟學主張借助“選擇設計”，使得“不花錢”或者“少花錢”不再是默認選項，而理性消費、追求美好生活成為更方便更容易的選擇，從而改變人們的消費行為。本文即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展開討論。

區別于傳統的社會學研究范式，本文強調宏觀外部環境對消費行為的重要作用，認為消費實踐應聯系宏觀物質供給等相關實踐來加以理解。在已有的供給理論基礎上，本文提出一種實證分析框架，從消費側和供給側全面系統地考察消費行為的結構性約束。基于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和區縣層面統計數據，本文實證分析考察了社會經濟地位和宏觀物質供給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分析發現，個體層面社會經濟地位與宏觀層面物質供給都顯著影響居民消費，宏觀層面物質供給對消費的影響受到居民社會經濟地位的制約。具體而言，較高職業階層的居民消費支出顯著更高，區縣層面城市化率越高、本地區有高鐵都對居民家庭消費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本地區物質供給越豐富、越可及，居民消費支出水平就越高；針對本地城市化率和個體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是否有高鐵和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交互分析顯示，與其他階層相比，宏觀層面物質供給越豐富、越可及，越能顯著提升高職業地位居民的消費支出水平。

近期我國密集出臺政策恢復和擴大消費，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2023年經濟工作優先位置，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的通知〉》，在總體要求中再次明確“堅持優化供給和擴大需求更好結合”，以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市場新需求。本文的討論希望為當下我國擴大消費和高質量發展提供學理基礎和對策建議。研究結果不僅揭示了較為明確的對策思路，也有助于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本文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講述了一個不同于“有錢才消費”的故事：對于居民不擴大消費不應簡單理解為“不舍得花錢”，這實際上可能是供給不完善帶來的消費受挫。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民生福利的不斷完善，這種消費側結合供給側的理論框架對于居民“高儲蓄、低消費”的現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且能夠提出更有效的對策建議。

首先，應努力完善優化包括產品和服務在內的市場供給，推動產品更新升級，在創新設計、成本控制等方面下功夫，鼓勵商業模式創新，發展生活服務新業態，滿足人民多層次、多元化的消費需求。

其次，應積極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公共供給，優化地區間和地區內的交通物流等基礎設施規劃，加強消費市場規范和監管，營造健康有序的消費環境，保障消費者權益，完善消費者服務體系。

最后，在當前數字化社會的背景下，應通過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數字化服務提升居民消費，比如推動智能設備和平臺服務的適老化改造，重視解決偏遠地區的物流配送等問題，借助數字技術紅利改善消費弱勢群體、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物質供給，縮小消費差距、促進消費公平。本文的理論框架和實證分析指出，在努力縮小收入差距、提高民生保障的同時，也應改善物質供給的豐富性和可及性，從消費側和供給側兩方面共同發力，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努力實現人民物質富足、精神富有。

研究也發現，物質供給在促進居民消費增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消費不平等，尤其體現為物質供給較發達地區農民消費的下降，其原因可能有住房價格上漲、社會保障不完善，等等。已有研究也有類似發現。有研究指出，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往往與消費鴻溝、數字鴻溝和福利鴻溝相伴隨（張翼、林曉珊，2015；趙聯飛，2015），這值得重視。因此，在發展市場供給的同時也應著重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如完善住房保障、堅持房住不炒政策，縮小地區間、群體間的社會不平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本文也發展了消費社會學理論，并致力于推動消費社會學的量化研究和社會學研究方法創新。本文將已有研究中的供給理論置于消費社會學理論脈絡中加以梳理和論述，提出新的理論框架，同時通過實證分析為理論建構提供了支持，為消費社會學研究提出了一種實證分析策略。此外，本文也試圖在實證分析方法上做出探索。供給側視角強調將空間和時間維度上的產品和服務供給、資源設施等納入分析，這就要求社會學研究從主要依賴個體層次的調查數據走向探索微觀調查數據與宏觀統計匯總數據和大數據等多種數據結合的研究方法，增強社會學研究在當今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時代的生命力。

當然，本文也存在諸多不足。本文主要基于消費社會學的理論脈絡展開討論，可能對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進展關照不足。此外，物質供給對消費的影響不僅限于豐富性機制和可及性機制，還存在其他一些機制，比如改善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設計滿足多層次消費需求的機制，強化產品和服務所傳遞的生活方式以引領消費的機制，等等。但是受制于數據來源，這些機制未能納入本文的實證分析。基于更多宏觀數據和大數據的收集，未來的研究有望從更多維度驗證宏觀外部環境對消費行為的影響。我們也希望未來不斷更新完善這一兼顧消費側和供給側的消費理論框架，提出更有效的對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