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的四種讀法和一些錯誤，梁山好漢為什么找李師師搭線？

王安石變法，有小人為迎合他，曾獻計：把梁山泊800里的湖水放掉，全部變成農田，那獲利可就大了！

王安石自然知道他出的是餿主意，于是便頗具幽默感地笑問他：這倒是個好辦法，但是，放掉的水，要安頓到哪里呢？

旁邊的劉攽看不下去了，諷刺道：在梁山泊旁邊，再開鑿一個八百里的湖，不就成了？

這個官員便非常尷尬地站在一旁了。

很多人都覺得，這件事是諷刺王安石變法所編的政治笑話。

但是其實，這種說法，并非空穴來風。

比如，大文學家蘇轍，便曾經聽說有人真的出主意，要把梁山泊放干變成良田的事情，還寫了一首《梁山泊》的詩來表示擔憂。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啊！

上有好者，下必有奸佞小人去諂媚，去討好，哪里管得了什么“科學性”？

倘若遇到一個糊涂領導，真的按照餿主意去做了，那會造成多大的損失？

但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便是根本不會計較這些老百姓的利弊，只會想著如何諂媚上司，才能讓自己獲得最大利益。

究其深層原因，繞不過自私自利四個字。

這個故事我是從宋史專家虞云國先生的《水滸尋宋》。

作者引用這個故事，主要目的不是想表達我上面的意思，而是在論述梁山泊變遷和發展史中的一味“調料”，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和故事性。

但是我讀完這一整篇，卻唯獨對這個故事印象深刻，不僅有趣，而且諷刺意味十足。

所以，關于水滸的學術書籍，我首推宋史專家虞云國先生的這本《水滸尋宋》。

靈活有趣的小品文，豐富的史學論證，再結合《水滸傳》中的風土人情（而水滸一直是我最喜愛的書籍之一），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這樣的文章，構不成學術論文式的東西，但卻頗有趣味。

下面我就簡單介紹一些內容，大家感受下，蠻有意思的都。

《水滸傳》作為我國的“四大名著”之一，是頂級文學作品。

其中所呈現的宋元時期的各種風土人情、制度衙署、社會經濟、商業市肆、衣食住行、戲劇雜技、禮儀風俗等等，不可謂不豐富，倘若雜以其他“正史”文獻的記載，那自然能夠別開生面并讓讀者喜聞樂見。

毫無疑問，虞先生，明顯是做到了。

（一）《水滸傳》的四種讀法

第一種，是歷史學的方法。

其主旨，是探討《水滸傳》中的內容、人物和歷史事實究竟有何種關系。這不難理解，因為歷史上確有宋江起義之事，三十六天罡也大多有歷史原型，梁山泊也有其歷史變遷，很多學者在這方面做出過努力，比如，我國的余嘉錫、日本的宮崎市定等人。

第二種，是文學的讀法，可以分為文學考證和文學品鑒兩類。

文學考證，是探究《水滸傳》和文學史史實的關聯，即水滸故事的變遷、作者和流派等等；文學品鑒，即對小說進行賞析和品評，這方面比較著名的有金圣嘆、李卓吾、張恨水等人。

第三種，是社會學的方法，也可以分為兩類，社會史的方法和社會學個案的方法。

前者認為，虛構小說都有其歷史真實包含其中，《水滸傳》中的社會風俗可以作為歷史真實風俗的參考；后者認為，雖然小說是虛構的但是也可能有歷史原型，所以將其作為了解社會歷史的讀物，是可以的。

第四種方法，是實用型的讀法。

也就是說，從小說的故事和人物中得到啟發，歸納出一些教訓和原則，分析出一些人性，并將其用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這種讀法，最成功的人之一，便是我們的偉人，他老人家對《水滸傳》的熱愛，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當然，肯定會有杠精說，《水滸傳》是虛構的小說，你就是有四百種讀法，能有個屁用？

持這種意見的人，不足與語。

《水滸傳》作為我國的頂級文學作品，是經過歷史的檢驗留存下來的，是無數人智慧的結晶，其中所蘊含的豐富寶藏，是取之不盡的。

另外，如果只看到“實用”性的東西，覺得文學、歷史都是虛無、是扯淡，研究他們毫無意義，只有科技、物理等實用科學才值得大力研究。那就先把“文化自信”四個字認真想想。

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悲哀的，當我們不再知道唐詩宋詞，不再知道經史子集，不再知道四大名著……

即便是培養出頂尖的科學家，有可能也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這些年，崇洋媚外的家伙還少了？

優秀文化之根斷了，其他的也就好斷了。

（二）《水滸傳》挑錯

《水滸傳》中，其實歷史、地理方面的常識性錯誤不少，隨意舉出幾例，如：

1）開頭第一回說“嘉祐三年……有一大臣，越班啟奏”，天子看時，是參知政事范仲淹，但其實，范仲淹早在皇佑四年便去世了，死了六年，還能“越班啟奏”，的確很詭異。

2）高俅發跡的故事中，提到的小王都太尉王晉卿，其實是神宗皇帝的妹夫，但在小說中，卻成為了神宗皇帝的駙馬，活活矮了一輩。

3）宋江投降的年代，歷史上有明確記載，書中的年份，其實與真實年份相差一年。

4）智取生辰綱的黃泥崗，沒什么山路，晁蓋等人到東京販棗，也不會經過黃泥崗，如果楊志有點地理知識，便知道這群人是特意繞路，不是啥好人。

5）武松從滄州到清河縣看望武大郎，其實根本不會經過陽谷縣，若要經過，需要向南多繞二百里路。

像這樣的歷史、地理方面的常識性錯誤，《水滸傳》中不少，大家感興趣的，可以參考《水滸尋宋》這本書或者相關學者的論述。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水滸》并非由一人所寫，這些“低級錯誤”其實說明了《水滸傳》作者這方面的知識有限。

這也側面說明最后修訂《水滸》的人，絕非羅貫中，不然以他的史學修養，不大可能出現這么多低級的歷史、地理錯誤。

另外，古代地圖稀少，我們這樣地大物博的國家，搞不清正確的地理方位，才是真實的。

對《水滸傳》中每一個“點”都考證出個子丑寅卯，沒有必要，但是明確其中一些明顯的錯誤，也有助于我們更好的把握《水滸傳》。

另外，從這些錯誤中，有些大神其實可以推測出水滸成書的相關問題，這就很考驗領悟力和見識了，也算是反面的一些貢獻吧！

（三）《水滸傳》中的李師師

《水滸傳》中，安排了李師師作為中間人物，為宋江的招安進行穿針引線。

李師師之所以能夠成為這樣的人選，是小說中寫了李師師和道君皇帝之間，有一段風流韻事，其實這并非小說家言，在歷史上，確有李師師這個人，她和宋徽宗之間，也的確有過一段“故事”。

根據史書的記載，宋徽宗政和六年以后，經常“微服出巡”，駕臨妓館勾欄，有時候甚至徹夜不回宮，李師師和宋徽宗，大概便是這段時間認識的。

幾年后，宋徽宗幸臨李師師的事情，民間已經傳得沸沸揚揚，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甚至有言官直接上奏，批評宋徽宗夜宿“某娼”家，這個“某娼”，自然便是李師師了。

除了宋徽宗之外，李師師還和當時許多名人有關系。

經常出入李師師館社且非常著名的，有兩個“邦彥”，即浪子宰相李邦彥，和著名的詞人周邦彥。

而李師師，與周邦彥關系最好，據說是有真感情的。

李師師、宋徽宗、周邦彥之間，還有個家喻戶曉的故事。

說，某個冬夜，周邦彥到李師師家，誰知不久，宋徽宗也來了，可能是太倉促，周邦彥只好在李師師房間里藏了起來。

宋徽宗親自拿來了一個江南上貢的新橙送給李師師，兩人隨即打情罵俏起來，周邦彥在場，自然聽得一清二楚。

過后，周邦彥醋勁大發，寫了一首《少年游》的詞作，這首詞還挺有名的，詞曰：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

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

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一句“纖手破新橙”當真是形象之極，也有著無盡的“醋意”。

無論李師師對道君皇帝是假意寒暄，還是真的殷勤，反正，周邦彥是打翻了醋壇子。

想象當時他的心情，一定大為有趣。

等到李師師下次見到宋徽宗時，便唱起了這首曲子，宋徽宗才知道那晚并非只有兩人，自然大怒，雖然李師師是娼家，但畢竟是自己的“女人”，便詢問是誰作了這首詞，李師師只好回答周邦彥。

宋徽宗一怒之下，便將周邦彥貶到外地。

后來宋徽宗再來，李師師卻不在，詢問之下，才知道是給周邦彥送行去了。

等李師師回來，宋徽宗問她周邦彥有什么言語，結果李師師給宋徽宗唱了一首周邦彥新作的《蘭陵王》，其中大有稱頌宋徽宗之意，宋徽宗聽罷大喜，后又將周邦彥召回。

這個故事一波三折，極具戲劇性，真假難辨。

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本故事純屬虛構。

但是宋史專家虞云國先生經過分析和史料閱讀，卻認為，這個故事未必全假。這些，在《水滸尋宋》這本書中，有更詳細的介紹。

《李師師》這一篇是《水滸尋宋·人物篇》中的一個，篇幅占據不小，幾乎可以算是李師師的小傳，從李師師的身世說到愛情，再到結局，作者都進行了詳細的描述，而且寫的極有趣味。

（四）善終的梁山好漢

在《水滸尋宋》中，將得以善終的梁山好漢分為了5類，分別是明哲歸隱型、佛道感化型、專業人才型、順從良民型，以及效忠朝廷型。

5大類，42人。

也是征方臘回來后，生還的人數。

虞云國先生認為，死生是大事，作者讓梁山好漢中的某些人得以善終，或許隱含了《水滸》作者的理想寄寓和價值判斷。

在這5類中，是不算宋江、李逵、吳用、花榮、盧俊義這五人的，因為他們或被毒酒害死，或自縊身亡，都不能算是“善終”。

這傳達出的深意，無疑是統治階級不允許造反者領袖和骨干有好下場的思想。

其余人等，大概都隱喻了一些其他“信息”。

明哲歸隱型，包括浪子燕青、混江龍李俊、童威、童猛等人，這反映的是知進退、知榮辱的生存智慧。

佛道感化型，包括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入云龍公孫勝、神機軍師朱武等人，這體現的是佛道兩教對民間思想的深刻影響。

專業人才型，包括神醫安道全、紫髯伯皇甫端、圣手書生蕭讓、鐵叫子樂和、玉臂匠金大堅等人，這突出了一般民眾對于專業人才的推崇，正所謂“家財萬貫，不如薄技在身”。

順從良民型，包括小旋風柴進、撲天雕李應、活閻羅阮小七、鐵扇子宋清等人，所傳達的思想非常明確，那便是，不管你是誰，只有做朝廷的良民和順民，才有好果子吃，才有善終的可能。

效忠朝廷型，包括美髯公朱仝、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等人，這隱含著忠君報國的價值觀，說白了，還是水滸作者，仍然存在封建忠君的思想，比起《紅樓夢》強烈的反封建性，思想境界就差遠了。

《水滸》的作者雖然給這些“幸存下來”的梁山好漢，都安置了結局，但明顯是有傾向性的，而且是矛盾的。

如果我們再細細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5類可以再概括為2類，一類是隱退，一類是繼續為朝廷效力，這正體現著作者的矛盾性。

一方面，功成名就后及時隱退，是一種生存智慧。

比如范蠡一直都是后人贊美的對象，作者施耐庵似乎也很喜歡，所以他讓隱退的人，逍遙自在，甚至成為海上霸主。

另一方面，《水滸》作者又有強烈的封建忠君思想。

所以會讓朱仝等人做到太平軍節度使等職位，而朱仝、黃信等人，本來便是朝廷官員，他們上梁山，大多都是被“賺”上去的，是被宋江等人搞得家破人亡后，不得已才上山的，所以尤其情有可原。

而反觀征剿梁山失敗后便立馬投降的人（關勝、呼延灼等人），作者便毫無同情的進行了“道德審判”，最終的結局，都沒有多好。

綜合上述這一點點的內容（不足《水滸尋宋》的百分之一），可見，《水滸尋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度。

這讓我們看到了，《水滸》中的每一個風物都體現著中國古代文化的獨特和精妙，在這本書中，我們能夠借助《水滸》切入到宋元時代，深刻窺視當時社會的各種風貌！這實在要比市面上那些“亂談水滸”的書，高明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