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劇組心理狀態大概類似“從從容容、游刃有余”的，對自己充滿自信，當然說傲慢也可以。他們希望以一種體面、優雅、權威，且符合品牌調性的方式，來與公眾進行溝通。
然而，僅僅三天后，第二份聲明畫風突變。
從整體格式上看，雖然使用了劇集Logo，但已沒了印花背景，字體就是普通的宋體，底部英文也沒了，完全丟掉了第一份聲明的云淡風輕。
排版上，拋棄了居中格式，轉而使用左對齊的編號列表（1, 2, 3, 4）。這是一種高度格式化的排版，表明劇組想將事態控制在一定框架內，試圖用居高臨下的“權威感”來對古二一擊斃命，終結糾紛。
而內容變化最大，標題從“敬請留意”變為冷冰冰的“聲明”。內文充滿了“澄清事實”、“經核實”、“擅自”、“虛構情節”、“非法”、“侵犯他人隱私”、“毫無職業道德”、“法律手段”等強硬的法律和指責性詞匯。
此刻，劇組心理上的“從容”消失，轉換為被動防御。
盡管略顯匆匆忙忙，但仍然保持了基本的“腔調”，至少LOGO還在嘛！
一個多月后，第三份聲明，則真的進入到“連滾帶爬”（此處是用梗，屬于形容詞，不是真的指王家衛和秦雯老師在地上滾來爬去）的階段。
最關鍵的變化是——雅致的劇集Logo和花卉水印背景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簡單的純白背景。優雅全無。
這證明了，操作者排版急切， 使用了電腦系統默認的、毫無美感的標準字體（如黑體或等線體）。排版也變為“兩端對齊”的純文本塊，顯得密集、壓迫，失去了所有留白和美感。
這在視覺上傳遞了一個強烈信號——劇組不再關心品牌美學或“腔調”了。
標題變為“嚴正聲明”，比“聲明”更進一步。而內容上，也不再是充滿防御的法律條文，是以高強度情緒和指控凝結成的“檄文”。
“非法錄音”升級為“大量未經證實的非法錄音”；“不良影響”升級為“巨大不良社會影響”；并出現了“惡意剪輯”、“一己私欲”、“抹黑和污蔑”、“大規模網絡暴力”、“長期潛藏境外”、“遙控”等極其嚴重的指控；從“采取法律手段”，升級為“提交給國家司法機關”和“敦促其回國配合司法調查”。
此刻，劇組心理狀態已經從“被動防御”轉變為“憤怒反擊”，他們顯然認為事態已經完全失控。可以想見，行文者當下是極為情緒化的。
拋棄此前的精美排版，是一種心理上的“摔杯為號”，表明他們愿意放棄品牌形象的腔調感，而使用原始強硬的方式，來對古二進行最后的碾壓。
這三份聲明在視覺和內容上的演變，揭示了一個團隊在面臨危機時，心理狀態如何從“自信（品牌形象）”轉向“防御（法律權威）”，并最終在事態失控時徹底爆發為“憤怒（猛烈反擊）”過程。他們最初還想維護“品牌尊嚴”，最后只剩下“情緒宣泄”了。
雖然聲明上一次比一次強硬，卻一次比一次失去“民心”。從第三份聲明下面的群嘲來看，已然喪失奪回人心的任何機會。
為什么呢？
因為第三份聲明雖然達到了憤怒頂點，如同一篇“戰斗檄文”，但存在多處“站不住腳”或者說“刻意模糊”的地方，也充滿了諸多自相矛盾，基本很難服眾。
這份聲明的法律弱點，恰恰在于它不是一份寫給法官看的法律文書，而是一份寫給公眾看的“輿論武器”——充滿了“有罪推定”的斷言，而非“等待裁決”的陳述。
首先，劇組給錄音定性為“非法”，這是“單方斷言”而非“法院裁定的事實”。
因為，在法律上，“非法”是個需要嚴格界定的結論。
“偷錄”是否等于“非法”？不一定。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為了取證而在對方不知情下的錄音（只要不涉及闖入私宅或嚴重侵犯隱私），在民事訴訟中（如勞動糾紛、合同糾紛）經常被法庭采納為有效證據。
更何況，這是工作會議上的錄音，應該不算“偷錄”，在討論劇情走向的當下，如果古二不錄下來，甚至可能是工作上的疏漏。
不過，劇組搶先一步，用“非法”這個詞來污染這份證據的“正當性”，試圖在公眾心中建立“錄音 = 違法 = 證據無效”的印象。
但在法庭上，法官會問的可能是：“這份錄音是否證明了古二的創作貢獻？”而不是“這份錄音是否經過了王家衛同意？”
其次，聲明里說古二“長期滯留境外，逃避國內司法調查和認定”的指控——這是“恐嚇”而非“程序”。
這是整份聲明中，最站不住腳、也最具威脅性的一句話。
何為“逃避”？
一個人身在境外，只有在已被司法機關正式立案并傳喚，但他拒不配合的情況下，才能被稱為“逃避”。
劇組是否報案了？
劇組只說“已經提交”，但沒說“公安已經立案”或“法院已經傳喚”。在沒有被任何司法機關限制出境或傳喚之前，一個人居住在哪里是他的自由。
因而，這是一種“輿論恐嚇”。它試圖將一個（可能的）民事糾紛，暗示為一場“刑事案件”（只有刑事才涉及“逃避調查”），并利用“境外”這個敏感詞匯，給古二打上一個“不愛國”、“心虛外逃”的負面標簽。
再者，對于古二“不遺余力煽動社會對立、誘導負面情緒，影響極其惡劣”的定性——這是“扣帽子”而非“法條”。
在一個署名權或勞動糾紛中，“煽動社會對立”不是一個法律罪名。
這是什么？ 這是在“上綱上線”。劇組試圖將這場糾紛從“我欠你錢/署名”的民事問題，拔高到“你破壞社會穩定”的公共安全問題。
劇組的真正目的是將自己塑造成“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而將古二打成“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以此來博取“維穩”層面的支持，并嚇退同情古二的公眾。
最后，“肆意對主創和所有無辜涉事同行進行抹黑和造謠”的指控——這是“混淆”而非“澄清” ——劇組刻意混淆了“維權陳述”和“造謠”的界限。
什么是“造謠”？ 法律上指“捏造事實”。
什么是“維權”？ 法律上指“陳述事實”（哪怕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實）。
關鍵問題是——古二的核心訴求（“我寫了劇本，你沒給署名”）到底是“事實”還是“謠言”？ 這才是本案的核心。劇組在沒有正面回應這個核心問題之前，就搶先將對方的一切陳述都打為“造謠”。
劇組用“造謠”這個詞，來回避核心的“署名權”歸屬問題以及錄音呈現出的不堪一面——這是一種典型的“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公關策略。
所以，總體上來說，第三份聲明獲得更多公眾憤怒的原因就在于“站不住腳”，它在法官宣判之前，就自己扮演了警察（定性“非法錄音”）、檢察官（定性“逃避調查”）和法官（定性“造謠”）的全部角色。
這在法律上是荒謬的，輿論上更是無效。
在歷時一兩個月的古二錄音中，大多數普通網友們是天然站在弱勢一方的。這種強勢聲明，無異于提油救火。
大導演身邊，就這么缺好的公關人才？
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其實是謙和的姿態，虛心的檢討，甚而王家衛以及秦雯們，因為錄音內容而對社會大眾致歉。在某個層面上，“身段柔軟”其實是最好的公關，至少能夠消融部分的敵意。
但，劇組偏不“柔軟”，它非要扮演著公眾認知里的強勢角色。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古二想要看到的局面，他想扒掉《繁花》劇集所呈現的“腔調”，而第三份聲明的“腔調盡失”，可能會讓他在屏幕另一端笑很久。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這一局，古二贏了。
只是，所有的“體面籌碼”，都ALL IN進去了——不管是他，還是王家衛方。
一個以腔調著稱的劇集，最終丟了所有腔調。
也是唏噓。
撰稿｜筱熙
策劃｜文娛春秋編輯部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