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秘述聞三種》讀后

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筆記叢書”中，有一套《清秘述聞三種》，其包括乾嘉時法式善的《清秘述聞》十六卷，王家相等人撰寫的《清秘述聞續》十六卷，近人徐沅等《清秘述聞再續》三卷。這三種書記錄了清代由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一百十三科會試、鄉試全部主考、同考官的姓名、科第出身、籍貫，殿試三元的姓名、籍貫，各省鄉試解元姓名、籍貫，各屆會試、各省各屆鄉試的題目，以及各省學政姓名。雖非官書，但其完備程度，也同官方史籍一樣翔實。不過，這卻不是一部有趣的講掌故的筆記書，因為全書只是人名籍貫、官銜和各次考試的題目。如作為閑書來看，那自然是十分枯燥的。因此我架上的一套，一直沒有仔細看過。去冬因應人民大學出版社之約，寫《清代八股文》一書，才把這書當作重要參考書之一，仔細看了一遍，又放在手邊隨時翻閱核對，才真正認識這書的編纂價值。這套書所記錄的雖然只是些人名、籍貫，以及八股文、試帖詩題目，十分枯燥陳腐，但不夸張地說，卻是一部清代教育、科舉、人事制度的總匯，如再說得形象一點：每一個名字，不也就是活躍在那個歷史時期的大活人嗎？每個名字當年都以其畢生的聰明才智，潛心“八股”，以之為敲門磚，去敲科舉考試，也就是功名利祿之門，如照賈寶玉式的言論，就是所謂“祿蠹”。但反過來一想，那樣漫長的歷史時代，那樣大的國家，那樣紛紜的社會，那么多的百姓，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朝廷機構，或者說沒一個好的政府機構，沒有不斷的新陳代謝的精明強干官吏來形成核心來管理社會，那能夠想象嗎？因此為當時社會、當時老百姓來著想，寧可沒有賈寶玉、沒有曹雪芹，卻不能沒有這些“祿蠹”。“祿蠹”者，寶二爺對其蔑視之稱也（自然這也同曹雪芹的沒有功名、潦倒終生的遭遇有關。不過，這里不多論此是非，略做說明而已）；如果不予蔑視，那就應稱作“兩榜出身”，或“正途出身”，等等。

《清秘述聞三種》書影

科舉制度為清代二百六十一年政治機構補充人才提供了長期的保證；八股文又為科舉制度提供了訓練人才和遴選人才的有效手段；私塾教育和“四書”“五經”則為八股文訓練提供了方便的場所和延續文化傳統的固定教材。世界上從古至今以至未來，沒有一種完美無缺、毫無弊端的制度，因而在歷史中的科舉制度自然不是完美無缺，但它卻在歷史長河中延續了上千年，足以證明它的生命力。以“八股文”為科舉考試主要內容的制度，在明、清兩代也延續了五百來年，相對來說，對于每個參試者標準是客觀的，機會是均等的，錄取是公平的。自然這是相對來說，不能絕對化。因為一是考官水平不同，糊涂考官常常屈了真才；二是偶然有些作弊的情況，這樣使營私者反而得逞，真才實學被屈，名落孫山。但還有補救辦法，即一次考不取，第二次再考，第三次、第四次……一直考到老，只要有一定文采，大體能在鄉試中考中。除去運氣極差，或學問雖好，卻始終摸不到“八股”竅門的，那只是極少數的例外，如《聊齋》作者蒲松齡等。自然考中兩榜，中個進士，的確也是很難的。正因為是相對公平的競爭，又十分困難，所以得到社會上長期的普遍公認，都認為科舉考試是最隆重、最榮耀甚至是神秘的事。《清秘述聞》一書，及其《續編》《再續編》，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上產生的。

《清秘述聞》編者法式善，字開文，又字梧門，號時帆，蒙古族烏爾濟氏，隸內務府正黃旗，生于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卒于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至侍讀學士。《清史稿》入《文苑傳》。按，法梧門原名“運昌”，清高宗為改名“法式善”，即滿洲語“奮勉”之意。翁方綱序其另一書《陶廬雜識》云：“梧門姓孟氏，內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運昌，以與關帝字音相近，詔改法式善。法式善者，國語奮勉也。其承恩期望如此。”翁方綱所說“姓孟氏”，自是旗人葉音冠漢姓，自不同于孟子的孟姓。簡單說他是蒙古旗才子，由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是史學家又是詩人，家住地安門外什剎海，是明代李東陽西涯府邸舊址，號梧門書屋，并設“詩龕”，名流吟唱贈詩，即投其中，主詩壇三十年，都人謂可接跡西涯，是乾嘉之際旗人中的大名士。但他不只是吟風弄月的詩人，且又博稽掌故，勤于著述，除《清秘述聞》十六卷外，尚有《槐廳載筆》二十卷、《陶廬雜識》六卷、《存素問集》（按，疑為《存素堂集》）若干卷，并編其時各家詩為《湖海集》六十卷。法梧門自進士授檢討而后，長期在翰林院服官，又充四庫書館提調官。當時科舉時代，翰林是士林最仰望的人物，翰林院是政治人物的儲才館，是學術文化的大本營，所謂玉堂清要、翰苑秘府，因而書名《清秘述聞》。

法式善像（《存素堂詩初集錄存》卷首）

“清秘”二字，“秘”與“閟”通，又因《詩經?·?魯頌?·閟?宮》詩境，于是清代“清秘”二字，基本上成了翰林院的代稱，所以專記會試、鄉試考官、題目、三元的書，以《清秘述聞》名之。如果說成通俗大白話，那就是“翰林院記事”了。舊時琉璃廠有著名南紙店叫“清秘閣”，也取意于此，也許意在做老翰林的生意。辭典中“清秘”二字注，引唐人張九齡的詩：“軒掖殊清秘，才華固在斯。”反過來正好為翰林院的雅稱作注。實際在清人詩文中，“玉堂”“清秘”等詞語，都是專指翰林院的。書前在其自序中說：

乾隆辛丑，法式善散館授職檢討，充四庫書館提調官，凡夫史氏之掌記、秘府之典章，獲流覽焉。嗣后再充日講起居注官，司衡之特命，試題之欽頒，皆嘗與聞其事。又充辦事翰林官，玉堂故事，前輩風流，與夫姓字里居，遷擢職使，益得朝稽夕考，儤直之暇，一一私綴諸紙尾，同館諸先生見之，謂可備文獻之征，遂分年編載，事以類從，厘為十六卷。

《槐廳載筆》書影

序言十分簡潔，說清編書過程，是個有心人，此書是在工作中長期積累資料記錄編撰的。《清秘述聞》和其另一部官國子監祭酒時所著《槐廳載筆》二書都是專記科舉、翰苑故事的書，被當時人合并稱為“科名故實二書”，有大興朱珪和大興翁方綱的總序。朱珪是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進士，翁方綱是乾隆十七年恩科進士，都早于法式善三十多年，是法式善的老前輩。清代科名最重輩分，與本書關系極大，這里必須先做一些說明。

科舉考試制度不只是一種選拔人才的手段，而且是一種維系政治組織力量、保持政治力量平衡與團結的重要手段。這里必須從其師生、輩分、同年等關系說起。先說鄉試，每屆鄉試，順天、江南、江西直到貴州，共十五個省級試區，由北京外放三十名考官（正、副各十五名），到各省主持舉人考試。正、副主考之外，還要臨時再調派許多名同考官幫同分房閱卷。同考官閱卷看中的卷子，再呈送正、副主考審閱，決定錄取與否，俗稱“薦卷”。如雖同考官看中送給正、副主考，而正、副主考重閱最后未錄取，就稱作“薦而不售”。如同考官送呈后被正、副主考取中，那便榜上有名了。這時正、副主考與新得中舉人便建立了“師生關系”，最初閱卷的同考官和新中舉人也建立了師生關系，稱作“房師”。新中舉人甲與乙之間，也建立了“同年”關系。這種師生關系、同年關系，完全不同于現在的師生關系、同學關系。其最大不同，簡單地說：就是一種極重要的“政治和權勢同盟關系”。對于考官和得中者都有極現實的利害關系的。因為正、副主考及同考官不像現在主持高考的那些無權無勢的窮教授，他們都是掌握著各種實權的官吏和即將做官的人。鄉試之后，會試、殿試，歷屆考官更是由大學士、各部尚書、都御史等大官擔任，這些人官既大，又都是進士出身，甚至不少是各種學問專家。十八房同考官也都是進士出身，大都是翰林院編修、檢討或各部員外郎、主事、御史等實缺京官。這樣取中的新進士，便相互又建立了“同年”關系，和考官、同考官又建立了“師生關系”。新進士的起點官，是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外放各省即用知縣，或是教諭，用現在的話說，一起步就是“縣團級”的官，而且是有職有權的，這樣“師生關系”就是十分重要的政治關系、政治保障。新進士有做大官的老師做后盾，大官又有新進士二三百人的力量做支持，這樣上下聯手，一代一代，老師之上有太老師，門生之下有小門生，形成鎖鏈式的老少幾代聯盟，是官場勢力的結合，也是政治、文化的聯盟。而且又新陳代謝的，通過考試遴選的，既起到政治上的團結作用，又避免了無標準地引用私人。親王、郡王等王爺，貝子、貝勒，雖然高貴，權勢顯赫，卻不能當會試主考官、閱卷大臣，等等，不能成批地網羅人才，形成各人的政治集團力量，因而權在皇帝手中，殿試三元叫“天子門生”。科舉制度對清皇室的政治穩定起了巧妙的平衡、鞏固作用。細說太復雜，略加解釋，就更看出《清秘述聞》一書對當時及現在研究清代歷史的重要作用。看上去只是一些枯燥的人名、出身、官銜，遠沒有一些講掌故佚聞的筆記書看起來有趣，但就是這些人名，卻織成一個清代二百六十多年的政治關系網。就當時來說，這固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書，對今天研究清史來說，也是一種十分方便重要的文獻。再加中華書局新版此書的編者，又把《續編》《再續編》匯編在一起，并運用新式的較科學的手段，在后面附了新編的《〈清秘述聞三種〉索引》，這就更方便了讀者。許多重要科舉人物，何年中進士，何年任房考官，何年放主考，何年任學臺，何年任會試大主考，了解這些，便可知其在當年的人際關系網，在政治上、文化學術上的各種靠山、各種師承，這在《清史稿》《清史列傳》中查不全，而在此附有“索引”的《清秘述聞》中卻一索便得，豈不快乎？

朱珪像

不妨舉個例子：如給“科名故實”二書寫序的朱珪，贊許此書是“實事求是，文獻足征，詳矣，確矣”。自稱是“珪無狀，自年十八選館，出入中外，三入翰林，今且巋然忝二十科之首，稱先進焉。服官五十二年，每以人才為龂龂，而尤念釋于翰林諸君子……”寫序是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八月，這年他是會試大主考，其主要官銜是“吏部尚書兼管戶部三庫事務”，寫全銜前面還要加“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南書房行走、實錄館總裁、國史館副總裁、教習己未科庶吉士”等。他十八歲就中進士，是乾隆名臣，又是嘉慶師傅，《清史稿》有傳，但要詳查他與科舉關系，從《清秘述聞》中很快就可排一簡表如下：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戊辰進士，十八歲

乾隆二十四年，河南鄉試副主考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會試同考官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會試同考官

乾隆四十四年，福建鄉試正主考

乾隆四十五年，外放福建提督學政

乾隆五十一年，江南（包括江蘇、安徽）正主考

乾隆五十五年，以吏部侍郎充會試第一副主考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以吏部尚書充會試正主考

嘉慶十年，以內閣大學士充會試正主考

從上列簡表中，可見他除十八歲，以類似神童的年齡考中進士外，二十九歲即以編修身份外放副主考，自此直到七十六歲，九次任考官、學政、鄉會試主考，算算他該有多少門生，而且遍布全國，不斷有新人補充，這樣他的政治基礎、聯系的面有多么堅固廣大。于此我們就可以理解清代科舉制度，完全是把教育、考試、政治、文化有機地聯系在一起，而形成鞏固的政治力量，比任何政黨的結合還要自然嚴密。如此理解，才能理解清代的政治組織本質。清代會試、殿試后，一、二甲名次在前者，大部分入翰林院做庶吉士，進一步為檢討，再上來為編修，這等于大官訓練班。幾年之后，先放一任副主考，收一批門生，初步建立政治基礎。再過幾年，放一次正主考，再收一批門生，進一步有了政治基礎。再幾年外放，就是實缺道員，然后升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內調就是侍郎、尚書，再進一步為大學士、入軍機，朱珪就是沿這一途徑升官的。其他名人如林則徐、曾國藩等也都是這樣上來的，所以社會上對翰林院那樣仰望。盡管翰林院檢討、編修十分清苦，但他們一是憑本事考上來的，一般都是較為杰出的飽學之士；二是他們前途遠大，做大官的可能性大而快。進士名次靠后的，分各部主事，或外放縣丞、知縣，用現在的話說，從基層做起，那升轉就極慢，部中主事、員外郎，辛辛苦苦做上二三十年，僥幸外放，不過一個知府。而編修放過主考，再一外放，就是道員，三轉兩轉，就是巡撫，老同年不少還是知縣呢；第三，外省巡撫、總督，京內侍郎、尚書，大多是當年的翰林。因而所謂“玉堂清貴”，并不是空洞的清高，而是有實際權勢力量的。因而《清秘述聞》一書的重要首在于此，其次又有王家相等人的《清秘述聞續》、徐沅等人的《清秘述聞再續》。續書的編者也都是進士出身的人；再續編的徐沅、祁頌威等，雖非科舉出身，但都是科舉名人的后人。如祁頌威，山西壽陽人，便是光緒時都御史祁世長的子侄輩。而祁世長又是祁藻的后人。清代這樣的科舉世家也是不少的。“續書”和“再續書”繼承法式善《述聞》的體例，一直編到最后一科，使之成為完璧，成為研究清代科舉制度的完整重要文獻，也是極有價值的。

再有一點，至此也略做說明，即《清秘述聞》及其兩種續書中，除詳細記錄了各屆鄉、會試考官，同考官，及各省學政姓名、表字、籍貫、科第年份、官職等十分清楚、足資查閱外，還詳記了歷屆鄉、會試的題目，即八股文和試帖詩的題目。這里要指出的是：鄉、會試都要考三場，每次兩天，在考場中過夜。首場三篇八股文、一篇試帖詩；二場考五經：《易》《書》《詩》《春秋》《禮記》；三場對策五題。會試發榜后殿試，也是策問，所謂“金殿對策”。但是得中與否，首先決定于第一場八股文、試帖詩。要第一場決定錄取的人，才調閱二、三場卷子。殿試對策，也只是會試放榜之后，分一、二、三甲名次。因此《清秘述聞》只錄鄉、會試八股試題、試帖詩題目，其他五經、策問題，包括殿試題一概不錄。因此科舉考試，從此書所記，更可看出其實質就是八股文考試。清代繼承明代由順治二年（一六四五）開國之初，即以八股文開科取士，其間爭議很多，康熙初一度取消八股考試。《清秘述聞》所記：康熙三年甲辰（一六六四）科會試，題目是《修己以敬論》，康熙五年丙午科鄉試，各省也都是策論題，如順天《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江南《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等等。康熙六年會試題為《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論》。此后康熙八年己酉鄉試，則又恢復考八股文。后來，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折反對用八股取士，說是“徒為空言，不適于用”。但經禮部議予以駁斥，大學士鄂爾泰反對。駁斥的論點，并不否認八股是空言，卻反問明清以來，國家人才未嘗不是從科舉八股考試產生。這是客觀事實，難以否定，因此八股取士，未能廢止。一直到本世紀初，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之后，才先廢八股，后廢科舉。這已是百年前的歷史了，但卻留下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疑點，甚或是一個歷史之謎，即以“四書”命題、破題、承題、起講、八比、大結之八股空言，從小訓練，直至考中舉人、進士，這樣的學習內容、訓練辦法、考試手段，為什么能通過考試，遴選出那么許多歷史人才呢？空洞的八股文和杰出的人才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如對其沒有一個較清楚的認識，不能用比較科學的觀點予以說明，那么對明、清兩代的歷史認識也是模糊的。自從廢除八股文之后，本世紀以來，也有一些談論八股文的書，卻大多也只是介紹其形式，重復前人批判八股文的議論，并不能解釋這一歷史疑點，這是令人很遺憾的。我在去年寫的《清代八股文》一本小書中，試著用現代認識論、教育原理的觀點分析，才感到最大的作用是強化限制思維能力的有效訓練，從幼年訓練起，使之很自然地掌握一種準確、敏銳、全面的思維方法，克服漫無邊際、不知如何是好、無所措手的自然狀態，形成遇事處處能全面地思考問題的習慣。如“破題”，只要兩句，但一下要把題旨分析開，引導兒童就這樣去想，這實際就是從小訓練兒童“一分為二”的思想方法。各股文章兩兩對照，實際也就是訓練現在常說的“辯證思維方法”，是最有效地克服片面思維的手段。試想這樣來理解八股文訓練，該有多么奇妙呢！歷史疑點可迎刃而解了。

末了再拖個小尾巴，就是法式善《清秘述聞》卷首，還有一篇江陰王蘇寫的序，是一篇洋洋灑灑兩千余言的駢文，寫得實在漂亮，有內容、有文采，如文章一開始道：

槐花時節，星衢捧出使之符；桂蕊因緣，月地諷登科之記。班連諸省，浥文露以分光；恩許三年，懷清冰而小住。撤幕之香易歇，煎茶之響難留。倘爵里之未題，將見聞之互易。

當時知識分子，對八股文、科舉考試、科名種種，都是懷有極深厚感情的，所以在內容枯燥的書前，卻有這樣動人的序。八股老手能寫出這樣綺麗的駢文，此可見科甲出身人的實學和文字功力。敬告翻閱此書者，千萬不要忘了好好朗讀一下這篇序。細說太繁，就此結束吧。

本文節選自 《云鄉話書（圖文精選本）》

書 名：《云鄉話書（圖文精選本）》

著 者：鄧云鄉

叢 書 名：鄧云鄉集

書 號：978-7-101-16783-2

出版時間：2024年8月

定 價：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