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得酒業“漂綠”疑云：警惕ESG報告穿上“皇帝新衣”

導語：擴產項目引發征地與安置補償爭議，甚至上演“鬼子進村”狗血劇。但舍得近三年ESG報告中僅用幾字帶過。

被“精心”省略的，往往是最需要被看見的真實。

《經濟參考報》記者接到多起關于舍得酒業涉嫌“漂綠”（greenwashing）的投訴。其核心內容是，舍得自2023年起連續發布三份年度ESG（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但對企業擴產項目引發的征地矛盾只字未提。

“漂綠”的定義，是指企業、機構或組織涉嫌通過模糊表述、選擇性披露信息乃至虛假宣傳等方式，塑造自身“環保、可持續、符合ESG標準”的形象，以掩蓋其實際對環境或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從2022年起，舍得酒業在四川射洪啟動約70億元增產擴能項目?！督洕鷧⒖紙蟆诽岬剑擁椖窟M展過程中引發征地與安置補償爭議，當地村民認為企業未按規定落實社保方案，甚至出現村民與施工隊半夜對峙、上演“鬼子進村”狗血劇的沖突場面。

《經濟參考報》記者于項目所在地射洪市沱牌鎮黃沙村、永和村看到，項目地部分村落房屋拆除、斷壁殘垣仍在。而在2022年至2024年三份舍得披露的ESG報告中，關于群眾安置問題的表述僅限于“積極解決”“關注解決”寥寥帶過，其余文字部分基本上是羅列相關正面成績和數據。而2024年的報告未提及相關內容。

圖源：2022年與2023年舍得酒業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上海證券交易所關于舍得酒業2024年年報的監管問詢函顯示，舍得酒業近三年產能利用率分別為68%、64%、46%，下降較為明顯。并且，上交所注意到資金投入進度與工程進度的異常差距，并要求舍得酒業說明在收入和產能下行背景下大額投建在建工程的原因及合理性。

今年6月11日，在舍得酒業回復上述問詢的公告中，對在建工程等問題作出相關說明。

如媒體實地探訪情況為真，這種“選擇性披露”本身，正是當前ESG實踐的一個縮影。

ESG報告原本是信息披露制度的一部分、企業治理透明度的重要窗口，初衷在于讓企業披露“影響可持續發展的真實信息”，讓投資者與社會能夠據此判斷企業的長期穩健性。

對于舍得酒業而言，若擴產項目確實存在安置矛盾等問題，披露這些信息并不意味著負面，而是向投資者說明項目風險已被識別并正在應對。

然而，承擔“更多維度透明化”使命的ESG報告，如今卻被越來越多的公司當作公關文本。

報告里有漂亮的數據、有精心排版的圖表、有“生態釀造”種種描述，但有意無意地漏掉了對現實矛盾的誠懇交代。

更嚴重的是，這種“選擇性透明”，在資本市場上往往還能換來ESG評級的加分。企業花在編制報告上的資源越來越多，披露的實質內容卻越來越“輕”。

環境投入與節能降耗是可量化的，但社會維度中的公平與責任卻往往被弱化。在產能擴建項目中，被征地農民的社保接續、就業轉移、社區共建等問題通常不被寫入報告。

地方政府與企業共同推動“老酒經濟”，希望通過文化敘事和品牌資產刺激區域增長，但這種發展模式對被征地群體的社會保障和再就業問題需要考慮周全。換句話說，地方政府和企業在試圖追求“綠色GDP”時，有意或無意忽略了社會公平議題。

從宏觀層面看，中國企業在ESG體系中的“G”（治理）部分正逐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斷強化，但“S”（社會）與“E”（環境）部分仍是軟肋。尤其是社會層面——勞工保障、社區關系、供應鏈倫理，往往被忽視。

這并非舍得一家的問題。

過去幾年，不少制造業企業在ESG報告中強調“促進就業”“助力社區發展”，卻極少披露勞務派遣比例、工傷事故、勞動爭議等數據。報告內容與現實之間的偏差，正是社會維度被弱化的表現。

國外市場也存在相似的結構性偏差，但相關“糾偏”實踐與法律框架日臻完善。

歐美多國監管機構已對部分金融機構啟動“漂綠”調查。

2023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德意志銀行旗下的DWS集團處以1900萬美元罰款，原因是其在年報中對ESG投資存在誤導性陳述。2025年4月，德國法蘭克福檢察官辦公室對DWS作出2500萬歐元（約合2億元人民幣）的處罰，認定其所宣傳產品具有某些生態和社會特征（ESG），但實際業務組織并未完全實現，在外部溝通中關于其是ESG領域“領導者”等表述與事實不符。這一罰款金額創下歐洲綠色金融虛假宣傳的最高罰單紀錄。

歐盟及成員國的司法實踐，為“反漂綠”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支撐，其中法國的刑事化規制尤為嚴格。

法國已通過立法將“漂綠”正式納入刑事犯罪范疇，其《消費者法典》第L.132-2條款明確規定，企業在廣告或市場傳播中實施綠色誤導行為，可面臨最高兩年監禁和30萬歐元罰款，罰金甚至可按“漂綠廣告或行為相關成本的80%”計收。

為強化對氣候相關宣傳的監管，法國自2023年1月1日起實施專項規制，要求所有涉及“碳中和”“凈零排放”的市場宣傳必須具備可靠科學依據，否則將被認定為誤導性商業行為，違規者將被處以10萬歐元罰款。

在歐盟層面，以《可持續金融披露條例》（SFDR）為核心的制度體系逐步完善，明確了金融機構的ESG信息披露義務，并于2024年5月出臺專項準則，嚴格限制基金名稱中生態相關術語的使用，要求此類基金必須符合《巴黎協定》基準且不得大量投資化石能源。

歐美的“反漂綠”司法實踐正在形成多層次、全鏈條的規制格局，推動ESG從商業標簽回歸可持續發展的本質要求。

中國的ESG建設目前正處于制度化前夜。監管層已注意到披露質量不高的問題。2024年，證監會正式發布《上市公司可持續信息披露指引》，明確形成披露框架，并將碳排放、員工權益、供應鏈治理等納入年度報告。上海、深圳交易所也在跟進。

問題在于，相關正式制度全面完善之前，市場的自律機制尚未建立，第三方評級標準分散且口徑不一，同一企業在不同機構的評分差距較大。這使得ESG評級難以作為投資決策依據，企業也缺乏外部壓力去提升披露質量。

也就是說，ESG披露若缺乏獨立核查與量化標準，企業在定義和選擇指標時便擁有高度自由度。這種自由度在資本市場上形成了新的“信息不對稱”，投資者所看到的可持續數據，往往并非真實的風險畫像。

國際經驗表明，ESG體系要形成約束力，必須建立第三方審計與問責機制。例如，歐盟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要求企業披露環境與社會指標的審計結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將氣候風險披露納入10-K表格的強制部分。這些制度安排的意義在于，將ESG從“自我表達”轉向“外部驗證”。

中國的ESG發展若要避免同樣的“漂綠”風險，或需要三個方向上的調整。

第一，明確ESG報告的監管屬性，使其與財務報告一樣承擔真實、完整、及時的披露責任。第二，建立統一的指標體系和審計標準，減少評級機構間的差異。第三，對社會維度的披露設立底線要求，特別是在涉及征地、勞工、供應鏈等高關注度環節時，應充分披露。

在這種框架下，ESG才有可能從“公關稿”轉變為“市場信息”。

ESG的根本價值在于建立信任，它要求企業將風險透明化。只有當企業、監管與投資者都把ESG當作“制度”而非“理念”，這種風險也將得到消解。（阿爾法工場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