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管制彰顯隱形控制力，未來應從資源依賴轉向科技創新

近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全面收緊稀土出口管制，并首次將含有中國稀土成分的境外半導體產品納入監管范圍。這一政策被視為中美科技博弈進入新階段的標志性事件，也讓全球高科技產業鏈再度陷入不確定性。

再祭出稀土管制，彰顯高端制造鏈隱形控制力

日前，中國商務部宣布收緊稀土出口管制，并首次將含中國稀土成分的境外產品與半導體產業納入審批范圍。這項被視為對美科技封鎖的“反制措施”，迅速引發全球震動。

據路透社報道稱，新規要求海外企業在采購中國稀土時必須獲得出口許可，自12月1日起，凡含中國稀土的產品出口均需逐案批準。這意味著，中國首次在稀土領域實施“長臂管轄”，哪怕芯片在境外制造，只要含有源自中國的稀土，也可能受限。

稀土雖名“稀”，卻并非罕見。真正讓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其在提煉、分離及精煉工藝上的長期積累。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定義，稀土包括17種元素，含15種鑭系元素（鑭、鈰、鐠、釹、钷、釤、銪、釓、鋱、鏑、鈥、鉺、銩、鐿、镥），加上鈧和釔。其中，輕稀土指鑭至钷，重稀土指鋱至镥及釔，中稀土為釤、銪、釓，鈧則不分類。

此次管制重點針對中重稀土，如釤、釓（中稀土）、鋱、鏑、镥、釔（重稀土）及鈧。目前，中國掌握著全球約70%的稀土開采量和90%的精煉產能，擁有世界上唯一完整的稀土產業鏈。具體表現在，2024年全球稀土礦產量390,000噸，中國產量270,000噸，占比69%；全球儲備超90,000,000噸，中國44,000,000噸，占比48%。因此，當我們“收緊閥門”，全球高科技產業鏈的神經隨之緊繃。

2024年全球稀土儲量分布及產量占比

究其原因，稀土被譽為“工業維生素”，廣泛應用于AI芯片、導彈導航、電動車和光刻機等領域。從ASML光刻機的釹鐵硼永磁體，到蝕刻機腔體的氧化釔涂層，再到先進制程柵極材料摻雜的鑭元素，稀土幾乎無處不在。基于此，此次管制讓這些看似微小卻至關重要的環節面臨不確定性。

具體表現在，管制公布當天，亞洲稀土現貨價格飆升15%，釹、鏑等重稀土漲勢最猛；AI芯片、電機、傳感器等產業的成本預期全面上揚，國際廠商紛紛清點庫存；美國、日韓部分半導體企業的稀土儲備甚至不足兩個月。

由此可見，在戰術層面，我們的稀土管控無疑是一場精準打擊，逼迫西方重新審視供應鏈依賴，也展示了中國在高端制造鏈條上的“隱形控制力”，并讓我們在全球科技博弈中擁有了新的談判籌碼。

風物長宜放眼量，控制力下當警惕反噬風險

如上述，中國的稀土管制確實是一場“漂亮的短期勝利”。然而，從經濟和結構性視角觀察，其可能帶來的戰略風險也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首先是貿易層面的反噬。管制發布兩天后，美國即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征100%關稅，使總稅率達到130%，并威脅將關鍵軟件納入出口審批清單。這不僅意味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也可能會直接沖擊中國制造業的外需核心。例如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機電、汽車、電子產品出口成本成倍上漲，而稀土相關企業因出口審批受限，產能利用率下降、庫存積壓等。

實際情況是，在此次新的管控出臺之前，據海關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中國稀土磁鐵出口量同比下降18.9%至22,319噸，部分中小型冶煉廠被迫停產或裁員。

而更應引起我們思考的是，從過往的類似管控看，我們的稀土出口管制最終的影響力似乎都相當有限。

例如在2010年中日稀土事件中，有研究指出，中國并沒有連續兩個月出現對日出口中斷的情況；又如自2023年起，盡管中國加大稀土管理，采取稀土出口許可證與限制稀土加工技術出口，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從2023-2024年，中國的稀土貿易反而出現了出口量增6%，金額反而下降36%，單價從1.46萬美元/噸，跌至0.88萬美元/噸，未能造成稀缺性的怪現象。

永磁類稀土氧化物月均價(人民幣)變化圖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2023年7月中國宣布對鎵、鍺實施出口管制之后。彼時鎵的價格在短期內由每公斤1600-1700人民幣上漲到2024年10月約2600人民幣，但之后又下跌回到1700人民幣附近，這似乎再次表明，中國的出口管制只能在短時間控制供給側，對商品價格（稀缺性）的長期影響力可能不大。

其次是產業層面的結構風險。稀土被“武器化”之后，全球正在迅速推進“去中國化”進程，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歐洲和日本紛紛加碼稀土自給計劃。

例如美國政府已向Mountain Pass稀土企業注資4億美元，計劃2028年前實現本土全流程生產；澳大利亞Lynas擴建馬來西亞分離廠，力爭三年內將中國依賴度降至20%；歐盟與日本則設立專項基金，推動本地精煉與回收體系建設。

其實，自2010年中日稀土事件后，全球就已經開始布局備用供應鏈。來自MERICS

以及日本金屬與能源安全組織（JOGMEC）的數據顯示，歐盟對中稀土依賴度從2010年的60%-70%降至目前的46%左右；日本則從90%降至目前的低于60%。

至于受影響最大的美國，則通過2017年第13817號行政命令、2018年關鍵礦產清單及2020年《能源法案》，解決取得、環保、加工、回收難題，而其國防部更是在2020-2022年投資MP Materials 1000萬+3500萬美元；2019-2021年與Lynas合作2.58億美元在德州建廠。如今，更將目光投向具有稀土資源的地區，包括格陵蘭島、加拿大、烏克蘭、蒙古與俄羅斯。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計劃在過去多年進展緩慢，如今卻因中國的多次管控刺激而加速落地。正如國際分析機構指出的那樣，“每一次將稀土武器化，都會促使世界更快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最后是更深層的信任的流失。長期以來，中國以“制造業穩定性”贏得全球產業鏈的信任。但當稀土政策成為外交工具，外企開始擔憂政策的可預測性。對此，德國經濟部稱“中國稀土政策令人擔憂”，歐盟正在籌建戰略儲備機制；日本、中國臺灣紛紛評估替代渠道。

盡管這種信任危機并非立刻顯現，但足以在未來幾年削弱中國制造的吸引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已將科技創新作為擺脫對稀土依賴的長期發展方向之一。

例如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EMBER計劃，旨在利用微生物和生物分子工程技術來分離和凈化稀土混合物；英國劍橋大學與奧地利的科學家正研究以“正方鎳紋石”（tetrataenite）來取代稀土；Niron Magnetics公司正在開發以納米工程的方式，以兩種常見元素鐵和氮來制作永磁。此外，AI也正在被用于優化稀土合金微結構、磁性能量預測，以及探索新材料等方面。

雖然上述這些研究仍處早期，但一旦突破，或將從根本上削弱我們稀土的戰略壟斷地位。

從“管出口”到“提價值”，中國稀土產業的未來

所謂知其然須知所以然。回顧今天中國的稀土優勢，其并非一夜之間形成，而是幾十年產業起伏發展的結果。

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稀土產業經歷了出口退稅、配額制到許可證管理的多次變革。在快速發展階段，稀土開采與出口幾乎不受限制，行業陷入“野蠻生長”，表現為低價競爭、走私橫行、環境污染嚴重。包頭、贛州等地因非法采礦導致生態破壞，故被稱為“綠色能源的黑色傷疤”。直到2014年，政府啟動六大稀土集團整合，行業集中度提升，環保管控強化，但產能過剩與非法開采問題依舊存在。

正是在這樣的產業結構下，中國雖然掌握了分離提純技術，卻長期停留在原料出口環節，高附加值應用領域（如稀土磁體、發光材料、催化劑）仍受制于人，這使得稀土管制看上去更多是一種“資源性反制”，而非“技術性威懾”。而中國之所以主導中游加工環節（例如分離提純技術），是因為西方國家出于環保顧慮，將高污染工藝外包給中國，但這種模式并不意味著我們對整個產業鏈的控制，因為中國既依賴進口稀土礦，同時也依賴海外市場消化相關產品，這種稀土整體產業鏈的結構性失衡，讓中國在稀土議價中始終“有牌無勢”。

而如今的出口管制，正是這一矛盾的極端體現，即它確實讓全球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但也暴露出自身產業鏈的脆弱與對外依存，尤其在環保與可持續層面，稀土資源并非取之不盡，若治理與再生體系滯后，未來十數年內可能面臨資源枯竭性壓力。

基于此，我們真正的戰略出路，應不在“封鎖”而在“升級”，即中國應當把稀土戰略從“管出口”轉向“提價值”。

例如在政策層面，強化總量控制與環境治理，防止過度開采；在產業層面，推進稀土新材料、自主磁體、高性能催化與儲氫技術創新；在市場層面，建立循環利用體系，讓廢舊磁體、電子產品成為稀土再生來源。

總之，只有當稀土不再只是資源的屬性，而成為科技創新的支點時，中國才能真正從資源大國走向技術強國。

寫在最后：綜上，我們認為，稀土出口管制讓中國在短期內展現了供應鏈掌控力，也讓世界再次認識到這一戰略資源的重要性。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若中國真的執行稀土出口完全限制，短期將造成價格與供應鏈的波動，但長期影響力仍有待觀察。

其實真正的勝負，不在于誰握有稀土，而在于誰能用稀土創造新的價值體系，更關系著中國能否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從資源依賴向科技創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