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怎么應對特朗普貿易戰？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思考說起……

1、特朗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多年累積的反全球化聲音的一次總爆發。

2、達龍·阿西莫格魯他們寫道：“自由貿易的收益大于損失。避免1999年我們在西雅圖看到的那種自由貿易抗議的一個關鍵是制定政策，讓每個人都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

3、美國的問題在于分配太不公平，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所以才會有那么多人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問題的根源在于美國國家治理和再分配，而不是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本身。

4、面對關稅，誰更有靈活、多元的選擇空間，誰更有籌碼，那么，誰遭受的實際損失會更小。

5、面對關稅戰不可避免帶來的沖擊，中國應該多推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惠民政策，持續推進社會公平，尤其是要大幅改善廣大中下階層民眾的生活處境，補齊社會保障和民生福利的短板。

從諾獎得主的思考說起：中國何以應對特朗普關稅戰

（本文原載于今年7月，彼時中美貿易休戰，但如今特朗普重啟貿易戰，本文的觀點仍未過時。）

來源/HK01

盡管眼下中美關稅戰暫時休戰，但特朗普（Donald Trump）反復無常的性格，依然讓人不得不對特朗普重啟關稅戰保持警惕。最近筆者閱讀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戴維·萊布森（David Laibson）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A.李斯特（John A. List）合著的《微觀經濟學》，其中關于自由貿易的探討對于審視特朗普關稅戰具有參考價值。達龍·阿西莫格魯是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經寫下《國家為什么會失敗》。

在《微觀經濟學》一書中，關于貿易的探討是從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美國西雅圖舉行期間遭到近4萬名示威者圍堵的故事開始說起。反對自由貿易、抗議全球化的聲音在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早已有之。關于這點，曾在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時期擔任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雷格·羅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失敗》一書中寫道：“全球化是顛覆第一世界就業市場的陰謀，是資本榨干剩余價值、侵吞勞動者收入的過程。企業通過把本土市場消費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遷移到海外這種勞動力套利的方式獲利……當收入和財富在社會上層積聚時，數百萬美國人卻流離失所。”特朗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多年累積的反全球化聲音的一次總爆發。

然而公允地說，全球化、自由貿易產生的問題不在于全球化、自由貿易本身，而在于相應的經濟體不能因勢利導，故才讓全球化、自由貿易帶來問題。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因為每個經濟主體的比較優勢不同，分工協作會提升效率和增進社會福祉。這正是貿易的基礎。全球化只不過是把貿易范圍從一國之內擴大到世界，讓各自的比較優勢大顯身手。對于企業來說，可將生產的商品和服務賣到最廣闊的全球市場；對于消費者來說，可從最琳瑯滿目的全球市場買到商品和服務。因為全球市場最廣闊、選擇最多樣，自由貿易可讓買賣雙方獲得最多的社會剩余。

達龍·阿西莫格魯他們在《微觀經濟學》一書中分析了出口國和進口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受損與獲利后認為，無論一個經濟體是出口國還是進口國，開放貿易的總收益都高于總虧損。因為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都可以獲得遠超開放貿易前的社會剩余。當然，開放貿易之后難以避免會產生全球化的輸家和贏家，但只要總收益大于總虧損，開放貿易便是明智的選擇，只不過應該讓贏家補貼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他們寫道：“自由貿易的收益大于損失。避免1999年我們在西雅圖看到的那種自由貿易抗議的一個關鍵是制定政策，讓每個人都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

美國的問題在于分配太不公平，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所以才會有那么多人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問題的根源在于美國國家治理和再分配，而不是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本身。當特朗普發起關稅戰，把責任歸咎于外國，恰恰是轉移責任。考慮到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符合經濟規律，特朗普的關稅戰估計最終損害的是美國整體福祉。

對于中國來說，應該看到的是，貿易戰沒有贏家，關稅戰最終比的是不同經濟體的韌性。特朗普只要發起關稅戰，首先便已經會對本國進口、民眾消費帶來負面沖擊。其次，當中國選擇對等反制的時候，又會給美國的出口、美國企業帶來沖擊。面對貿易戰沖擊，中美誰更有韌性，誰更能化危為機，誰便有更多的談判籌碼。

達龍·阿西莫格魯他們寫道：“稅負會更少地落在更具彈性（即對價格變化反應更靈敏）的市場那一方。當供給比需求更具彈性時，稅負就會更多地落在買方身上；當需求比供給更具彈性時，稅負就會更多地由賣方承擔。”簡單地說，面對關稅，誰更有靈活、多元的選擇空間，誰更有籌碼，那么，誰遭受的實際損失會更小。

當特朗普對中國出口企業加征高額關稅的時候，關鍵得看是中國企業還是美國消費者誰更有選擇空間。如果中國企業既能順應擴大內需的戰略，增大國內市場的布局，又能在美國之外的全球市場擴大貿易規模，那么，自然能在面對壓力時具有談判籌碼。當中國選擇對等反制的時候，如果既能重點針對依賴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尤其是瞄向能影響特朗普票倉和游說美國政壇的美國企業，又能在中國具有關鍵優勢或讓美國產生依賴的中國出口商品中精準反擊，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當然，關稅戰沒有出路，和平合作、互利共贏才是最理智的選擇，貿易反制只是迫使特朗普回到談判桌的必要手段。這意味著只要現實條件允許，中國最理智的選擇依舊是盡量與美國維持和平合作、互利共贏的關系，至少是維持“斗而不破”狀態。除此之外，為了降低關稅戰對本國企業的沖擊，中國既要化危為機，下大力氣擴大內需，提升國民收入，努力成為消費大國，又要持續擴大美國之外的國際市場，在全世界多交朋友，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最重要的是，面對關稅戰不可避免帶來的沖擊，中國應該多推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惠民政策，持續推進社會公平，尤其是要大幅改善廣大中下階層民眾的生活處境，補齊社會保障和民生福利的短板。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在應對特朗普關稅戰之時有最生生不息的人心基石。

（這是一本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的探索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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