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每四個孩子中，就有三個曾遭受過家庭虐待

2025年9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審理莆田12歲女孩被繼母虐待致死案。

根據《南方周末》的報道，從2023年冬至開始的17天里，年僅12歲的女孩劉思琪，遭受其繼母許金花持續性的殘暴虐待。這些行為包括：

長時間禁食、用針扎舌頭及指甲縫、逼迫吞食屎尿。

這一系列非人道的虐待，最終導致了劉思琪的死亡。

這起案件以其極端的殘忍性，將一個沉重卻久已存在的事實，再次推向公眾視野的中心。

它并非孤例，更像是一座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最猙獰的一角。

根據全國婦聯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開展的一項全國性調查，高達74%的中國兒童，曾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某種形式的家庭虐待。

這個數字意味著，在我們身邊，每四個孩子里，就有三個可能曾在緊閉的家門后，承受過我們看不見的傷害。

許金花的極端殘忍，讓我們不得不直視那個更普遍、更日常，也因此更被我們熟視無睹的冰山本身。那座冰山，由無數被合理化的暴力、被沉默掩蓋的哭聲，以及一個古老的文化咒語所構成。

那個咒語，叫“棍棒底下出孝子”。

時間倒回至2015年的南京。

在備受關注的“南京虐童案”中，養母李征琴也曾站在被告席上。

與許金花的罪行不同，李征琴的行為，在當時引發了全國范圍內關于“家庭教育”與“家庭暴力”界限的大討論。

根據當年的庭審報道，李征琴堅決否認自己的行為是虐待。她用抓癢耙、跳繩等工具抽打9歲的養子，致其身體多處構成輕傷。

面對指控，她在法庭上反復強調，其毆打行為是為了督促孩子改正撒謊、不完成作業的惡習。

“我那是為他好。”

這句辯解，是她為自己行為提供的核心解釋。

李征琴的邏輯，在中國的許多家庭里，能收獲廣泛的共鳴，甚至同情。

案件的后續報道中提到，孩子的親生母親也曾表示，在農村“每個孩子都打過”，她認同這種教育方式。

這句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中國式家庭暴力的第一個密碼箱——暴力，常常是以愛與教育之名進行的。

這是一種深刻的認知錯位。

法律上清晰界定的故意傷害，在施暴者的世界里，被扭曲為一種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管教。

施暴者堅信自己手握的是戒尺，而非兇器；他們是在雕琢璞玉，而非施加傷害。他們的憤怒，源于孩子未能達到那個被預設的“優秀”標準，那個在教育競爭白熱化的時代里，被無限拔高的期望值。

孩子的學業成績，成了衡量父母是否“成功”的社會標準，這種外部評價壓力內化為家庭內部的暴力，兒童則成了這種系統性焦慮的最終承受者。

而本應成為第一道防線的學校，卻常常陷入沉默。

根據一項針對杭州市小學教師的調研，高達80%的教師認為，向上級主管部門或警方報告疑似虐童事件，會“擴大事態的嚴重性，帶來不利影響”。

這種普遍存在的擔憂，源于對自身安全、單位聲譽以及后續處理流程不確定性的恐懼。

但暴力并不總是披著“教育”的外衣。有時，它以一種更決絕、更冷酷的形式出現——徹底的忽視。

2013年，同樣是在南京，兩名分別只有1歲和3歲的女童被發現餓死家中。她們的親生母親樂燕，因吸毒成癮，為外出玩樂而將女兒長期遺棄在家中。

根據當時的案件報道，法醫鑒定孩子無機械性損傷，符合因饑餓、脫水而死亡的特征。最終，法院認定樂燕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從李征琴的“管教式”毆打，到樂燕的“遺棄式”謀殺，虐待以不同的面目呈現，但其核心都是對兒童生命權利的極度漠視。一個源于扭曲的控制欲，另一個源于極致的自私。

然而，在家庭暴力的圖景中，還存在著比扭曲的愛和自私的忽視，更為黑暗的角落。

在這里，孩子甚至不被視為一個人，而被徹底物化——成為一件財產、一個工具、一個發泄欲望的對象。

施暴者，往往是她們最本應信賴的父親。

2013年的陳孔佺故意殺人案中，孩子便是一個被用完即棄的工具。父親陳孔佺因與前妻產生經濟糾紛，竟將5歲的親生女兒頭朝下猛烈撞擊路面。

他的動機，不是教育，也非失控，而是以此作為向前妻討債的威脅和報復手段。在這場成人的戰爭中，女兒的身體成了最殘忍的籌碼。

如果說陳孔佺的暴行是將孩子工具化，那么在2014年邵某某虐待并性侵女兒案中，我們看到的是更為極致的客體化。

在這起案件中，親生父親邵某某不僅長期毆打、虐待女兒，更實施了強奸、猥褻，而孩子的親生母親則早已離異，不聞不問。

在這里，家庭的私密性不再是庇護所，而是狩獵場；父親的權威不再是保護傘，而是施暴的許可證。血緣關系徹底淪為罪惡的遮羞布。

這起案件最終以一個里程碑式的判決告終：法院首次依據民政部門的申請，成功撤銷了父母雙方的監護人資格，指定民政局為監護人，確立了“國家監護”的兜底責任。

這個判決，以國家公權力的名義，向一種古老的觀念發起了挑戰：孩子，絕非父母的私有財產。

法律的框架已經搭建。2020年，最高檢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并被寫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

然而，理想的制度設計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

據官方數據，2021年，全國檢察機關通過強制報告制度辦理的案件僅為1657件。對于一個擁有超過2.7億兒童的國家而言，這個數字低得不成比例。

法律的觸角，在家庭那扇緊閉的門前，顯得猶豫而無力。

門內，是“不打不成器”的文化慣性；門外，是“清官難斷家務事”的社會默契。兩股力量合流，為暴力構建了一座堅固的庇護所。

在“莆田虐童案”長達17天的持續傷害中，女孩的親生父親扮演了何種角色？

根據已披露的案情，他與受害人及繼母共同生活。

他的在場與不作為，指向了家庭暴力的第二個密碼：“家丑不可外揚”。

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信條，要求家庭成員將內部矛盾，尤其是負面信息，嚴格限制在家庭范圍之內。它使得家庭成為了掩蓋暴力的“天然屏障和保護傘”。它像一條無形的鎖鏈，捆住了受害者的求救之口，也堵住了旁觀者的干預之路。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每一個本可以成為保護節點的社會單元——鄰居、社區、學校——都可能失靈。社會安全網因此變得千瘡百孔。

而比“家丑”這塊幕布更具壓迫性的，是社會本身。

如果說傳統的暴力源于觀念，那么現代的暴力則更多源于焦慮——一種彌漫在整個社會，并最終在家庭這個最小單元里引爆的教育焦慮。

中國的教育體系，尤其是被視為“獨木橋”的高考，給無數家庭帶來了長達十余年的巨大壓力。在這種激烈的社會競爭和對未來的普遍不確定感之下，許多父母將子女的學業成功視為自身人生價值的終極體現。

這種極端的焦慮，已將一些親子關系異化為一種 高壓的項目管理模式 。孩子不再是一個需要關愛和尊重的獨立個體，而是一個承載著整個家庭期望的投資項目。在這個模式下，任何被視為影響學業成績的行為——貪玩、成績下滑、未完成作業——都被父母視為對家庭未來的直接威脅。

暴力，因此被賦予了一種扭曲的合理性。它不再僅僅是情緒失控，而是一種被父母視為“為你好”的、旨在確保孩子在殘酷競爭中勝出的 工具性手段 。

前文提及的“南京虐童養母案”，其直接導火索正是孩子沒有完成養母布置的課外作業并撒了謊。這一在項目管理者眼中“不合格”的行為，最終點燃了升級為嚴重軀體虐待的導火索。

在這種邏輯下，棍棒不再是教育的戒尺，而成了一種風險管理的工具。孩子承受的每一次擊打，都不僅僅是皮肉之苦，更是整個家庭階層焦慮的沉重回響。

那么，暴力，究竟從何而來？

它可以是李征琴以“為你好”為名的棍棒，是無數在“高壓鍋”里焦慮的父母，為不合格的項目施加的規訓。

它可以是樂燕沉溺毒品后，留給親生骨肉那空無一物的房間和緩慢降臨的死亡。

它還可以是更深重的黑暗：是陳孔佺報復前妻時，砸向地面的武器；是邵某某獸欲之下，關起門來侵犯的私產。

它最終，是許金花在那17個日夜里，對一個12歲女孩施加的、程序化的酷刑。

毆打，忽視，物化，酷刑……這些看似迥異的暴行，根源處卻驚人地一致：它們都指向一種深層的心理機制——投射。

心理學上有一個詞，叫“投射”。指的是個體將自己無法接受的沖動、欲望或想法，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的心理防御機制。

在中國式家庭里，“棍棒”之下，投射的從來不是對“孝子”的期許，而是那個舉起棍棒的“爹”（泛指掌權的家長）自身無法處理的焦慮、挫敗和對權力的渴望。

他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便渴望掌控孩子的命運；

他在外部世界感受不到尊重，便需要在家庭內部建立絕對的權威；

他為自己的失敗感到羞恥，便將這份羞恥感轉化為對孩子“不成器”的憤怒。

孩子不再是一個獨立的生命，而成了家長自我價值的一面鏡子。鏡子照出的影像稍有瑕疵，他們選擇的不是擦拭自己，而是砸碎鏡子。

所以，“棍棒底下出孝子”，這句流傳了千百年的古訓，或許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精心包裝的騙局。

它用“為你好”的糖衣，包裹著權力控制的內核。

它將親子關系，簡化為一種上對下的規訓關系，抹去了現代文明所強調的平等、尊重與溝通。

它從來都無關孩子，只關乎“爹”自己。

莆田的庭審結束了，許金花將為她的罪行付出代價。法律能夠懲罰一個施暴者，卻無法根除滋生暴力的土壤。

在“南京虐童案”的司法卷宗和后續分析中，有一個細節令人心碎：9歲的受害人在被解救后，曾明確表達了希望回到養母李征琴身邊的意愿。

一個被傷害的孩子，卻依然依戀著傷害他的人。這種在心理學上被稱為“創傷性聯結”的現象，或許比那些血肉模糊的傷口，更能說明家庭暴力的復雜與殘酷。它切斷的不僅是皮肉，更是信任、安全感和愛與被愛的能力。

當一個社會習慣于將兒童的哭聲視為“家事”，當“為你好”成為施加傷害的通行證，當旁觀者的沉默成為施暴者的幫兇，那么每一個家庭都可能成為一座孤島，每一個孩子都可能獨自面對深淵。

打破沉默，將虐待從“家事”重新定義為必須由公權力介入的“公事”和違法犯罪行為，這條路，依然漫長。

文｜蛙蛙和洼

圖片來自電影《狗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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