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中國的單邊開放，就是最好的“國際大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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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的單邊開放，實際上就是一種最好的“國際大統戰”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內部分歧進一步加劇。《紐約時報》指出，特朗普將自己視為“紅色美國”的領袖，并將主要威脅歸咎于“內部敵人”，這加深了美國內部“紅與藍”“左與右”“精英與草根”“城市與農村”的撕裂。而在對華經貿關系上，美國內部不同利益群體立場分化也日益顯著。例如，因關稅戰，中國停止自美大豆采購，近期美國中西部豆農蒙受重創，這讓曾堅定支持特朗普的農業游說團體開始向白宮施壓。

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中國外文局亞太傳播中心“重新發現中國”欄目專訪時指出，面對自由國際秩序的衰落，中國若能以單邊開放團結更多力量，不僅能夠分化美國不同利益集團，還能削弱美國盟友對華遏制的合力，從而在國際秩序重塑中贏得主動。

鄭永年教授認為，中國的單邊開放，可以視作是“國際大統戰”。

需要注意到，美國并非一個利益一致的整體。它內部有華爾街、有白宮，也有農業州和工業州，是由不同利益群體組成的國家。目前，對中國敵意較強的，只是其中那些反華、仇視中國共產黨、固守冷戰思維的政治力量。

中國實行“單邊開放”，實際可以利用美國內部差異進行分化，而非與整個美國對抗。

類似的邏輯也可用于處理中歐關系：如果中國關閉開放之門，西方國家反而可能聯合起來遏制中國；而若主動開放，則能利用歐洲內部的差異。

數據顯示，在秋收開始前的1至7月，美國對中國大豆出口量同比下降39%，降至590萬噸。美國農戶損失了數十億美元的潛在營收。圖源：紐約時報

對于“自由國際秩序”走向衰弱的趨勢，鄭永年教授指出，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本質上是建立在美國及其盟友關系之上的。但美國的“盟友”關系高度等級化，其盟友很難被視為“全主權”的國家。因此“自由國際秩序”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其過去能存在，是因為蘇聯集團這一“非自由”的對立國際秩序。特朗普只是對“自由國際秩序”踢出了“最后一腳”。

小布什時期的新保守主義者試圖將中國塑造成新的假想敵，以延續這一秩序，但中國拒絕陷入這種陷阱，也拒絕搞“團團伙伙”，堅持與各國發展關系。

鄭永年教授認為，特朗普政策的客觀結果，反而為中國帶來了戰略機遇。中國的目標并不是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警察”，而是通過自主開放與合作，推動共同發展，而非干預他國內政。

鄭永年：未來十年，大灣區有望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和科創中心

數據顯示，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以14.79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總量，超越了紐約和舊金山兩個世界級灣區，與東京灣區并列全球經濟規模第一梯隊，人均GDP估算約17.02萬元。與此同時，大灣區的科創實力也在快速聚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最新榜單將“深—港—廣”列為全球第一大科技集群。

近日，鄭永年教授在2025世界粵商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大灣區在科技創新的“三駕馬車”上均有重要優勢。配合關鍵的體制機制優化，有望在十年內沖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與科創中心。

9月29日，隨著3條城際鐵路和2條地鐵同日開通運營，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加速形成。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從歷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只有少數、不足二十個經濟體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

除中東、北歐等資源型經濟體外，其他經濟體要想成為發達經濟體，首先需要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其次需要開放的市場環境。目前，中國距離發達經濟體僅一步之遙，同時也是符合這兩個條件的亞洲最大經濟體。

他認為，從全球化的大背景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最大經濟中心和科創中心已指日可待。

對比全球其他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已位居首位，而從發展潛力，尤其是科技進步的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同樣最具優勢。他指出，科技進步的“三駕馬車”分別是：擁有大量具備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或科研機構，擁有能夠將科研成果轉化為應用技術的企業，以及具備強大的金融服務體系。

在粵港澳大灣區，這三方面條件非常完備，甚至在某些方面已超過美國。只要在體制機制上進行一些關鍵的優化，粵港澳大灣區就有望在十年內沖刺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與科技創新中心。

中新網｜

鄭永年：不少城市“有城無市”，要恢復“市”的價值

今年5月份發布的《關于持續推進城市更新行動的意見》提出了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整治改造，推進老舊街區老舊廠區城中村等更新改造等8項重點任務。不久前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則強調，城市工作要以推進城市更新為重要抓手。

在城市更新的過程中，如何激發城市潛力、提升市民活力，將城市真正建設成為 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的空間？

鄭永年教授在近日舉辦的2025年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論壇上指出，老城市要煥發新活力，必須把城市化、鄉 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放在一個整體中統籌謀劃。在他看來，部分城市“有城無市”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

“攤大餅”式的城市化發展下，城市集散交易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擠壓，呈現出有“城”無“市”、“大城小市”的現象。圖源：新華社

對城市的理解不能僅停留在“城”的層面，即居住與管理的功能，還要看到“市”的本質——開放與交易。如果城市的發展只追求高端人口和功能配置，就難以滿足多元群體的需求，最終也會失去活力。

一是“城”與“市”失衡，不少城市“有城無市”“城大于市”，城市服務單一，缺乏多樣化消費場景，難以滿足多元需求。

二是開放性不足，戶籍制度改革緩慢，異地務工人員難以獲得城市居民權利，而居民國際化程度低，且城市心態封閉、文化環境欠佳，難以吸引外籍人才。

三是城市更新思路存在偏差，忽視“市”的價值。老城市要煥發新活力，必須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牽引，將規則、標準和制度落實到實踐之中，把城市化、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放在一個整體中統籌謀劃。中國的城市新增人口多來自外部，農村資源單向流向城市。在城市發展重點上，應加大“市”的發展力度，控制“城”的過度擴張，借鑒歐洲經驗，打造“宜居、宜業、宜游、宜育”的城市。其中，尤其要關注“宜育”的問題。

同時，廣東要重視縣域城市的發展。以實施“百千萬工程”為契機，推動縣域城市現代化，為年輕人提供低壓力的生活環境，激發生育意愿。促進城鄉雙向開放，推動社會資本下鄉，實現城鄉要素流動。

加強區域協作，在省級政府協調下優化勞動分工，參考江蘇、浙江城市均衡發展的經驗。此外，珠三角應依托港澳優勢，充分利用其國際通道功能，積極引入全球的人才、資本和技術，推動大灣區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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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氣候變化是全局性問題，中國有能力引領全球南方走向可持續發展

全球氣候危機持續加劇，2024年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首次升高超過1.5℃，氣候變化正從潛在風險轉為現實威脅。然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協定》；歐盟則以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等單邊氣候措施構筑“碳關稅壁壘”。國際氣候治理的政治與制度環境愈發復雜。

鄭永年教授在廣東廣播電視臺大型紀錄片《絲路匯客廳》中指出，氣候變化是全局性問題，氣候沒有主權概念。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理念、價值觀和技術上都有能力帶動全球南方國家，將發展與氣候議題緊密結合，實現可持續發展。

鄭永年教授指出，氣候變化是全局性的問題，氣候本身并不存在主權的概念，不可能像筑起長城那樣將其阻隔開來。

在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相對穩定的時期，氣候問題一直是聯合國的重要議題。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巴黎協定》，并認為氣候問題是假的、不成立的，甚至是反科學的。

在一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仍需要堅持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我們也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

目前，“全球南方”面臨的主要任務依然是發展與現代化，但如果重走西方早期“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發展過程可能會變成“走向墳墓”的過程，只會讓地球越來越不適宜人類生存。中國無論在理念、價值觀還是技術上，都有能力帶動全球南方國家，將發展與氣候議題緊密結合，實現可持續發展。

鄭永年：中國智庫要生產更多的“中國喂料”，避免AI時代被思想“殖民”

近日，鄭永年教授在由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前海智庫院長對話論壇”上的致辭中指出，中國智庫唯有在繼承與轉化傳統的同時，勇于直面體制、利益和技術的多重壓力，加快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才能在“全過程民主”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發揮獨特作用。

鄭永年教授在論壇上進行致辭。圖源：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

鄭永年教授認為，從本質上看，智庫的使命在于解決國家治理過程中的信息流通問題。他認為，當代智庫應承擔三項重要責任：

助力信息收集與流通。由于中國行政層級的細化以及“條條”“塊塊”體制下利益的分割，需要有能超越體制與部門利益的機構來傳遞信息。

承擔政策“輸入”責任。智庫是“全過程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從政策“輸入”的角度來看。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相較大學，智庫更具時代敏感性，其知識創造更能反映現實變化，更有條件承擔起建構基于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原創性知識體系的責任。

今天的智庫面臨著來自人工智能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不能有效應對來自人工智能的挑戰，那么我們的智庫將前途未卜。AI帶來的競爭不僅在效率上，更是全方位和多層次的：一是“思想殖民”風險——人工智能的大部分“喂料”來自西方，許多國家可能失去思想和知識的主權；二是深度偽造——當一切都可被偽造，文明的根基將被動搖；三是兩種不對稱性——國家間因AI高成本而產生的不對稱，以及社會組織與國家間的不對稱。

他提出，AI時代，中國智庫可從八個方向努力：

一是加快智庫體系和體制機制建設，提高知識創造效率；

二是加快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生產更多“中國喂料”，增強思想主權與軟實力；

三是與AI形成勞動分工，而非競爭；

四是將AI擅長的領域交給AI，開拓新知識領域；

五是堅持“眼見為實”，加強田野調查，生產基于現實問題的新知識；

六是堅持多元主義，超越AI的一元化傾向；

七是維持AI作為工具的定位；

八是在必要時做出公共政策決策，明確人工智能的掌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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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更多鄭永年教授近期觀點

鄭永年教授近日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提出，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必須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為理解和應對國際形勢變化提供中國自己的理論框架。
在近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鄭永年教授分享了對人工智能時代知識創新與話語權塑造的思考。鄭教授認為，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建立強大的“中國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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